由蒋介石一手发动和组织的国民党改造工作，前后共经过2年时间，至1952年10月召开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方告完成。10月9日，即“七全大会”召开的前夕，在蒋介石亲自主持下，举行了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第420次会议。会议宣告了改造委员会工作的结束。蒋介石在大会“开幕词”中正式向全党宣布，“今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集会之时，就是改造工作的结束”；并认为，“这回改造的成就，真是本党起死回生的辛酸历史最重要的一页”。是年11月1日，中央改造委员会与新选出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交接仪式。中央评议委员王宠惠负责监交并致词，称中央改造委员会共经开会420次之多，“以新的精神，新的气魄，获得了党的新生”。旋由谷正纲代表中央改造委员会将印信移交给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改造，并没有使国民党在性质上发生什么变化，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革和整顿的作用，使处于危殆中的国民党，通过调整人事、重新分配权力，以及整顿作风，稳住了阵脚。国民党的稳定对于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丢失大陆、退据台岛一隅，对于蒋介石来说，当然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自1927年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以来，他一直是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陆的最高统治者，而今却只能面对茫茫的大海，哀叹在大陆“已看不见青天白日光明灿烂的国旗”。他不甘心就此失败。从他退守台湾的第一天起，在其言谈和文章中，就开始增加了一条新的政治口号：“光复大陆。”
1950年元旦，蒋介石以“在野”的国民党总裁身份，发表了一个《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呼吁“全国同胞”、“救国复国”、“反共抗俄”，要求大陆同胞“接应”“国军的反攻”，台湾同胞“努力生产，增加反攻的力量”。他赌咒发誓，表明了自己反攻大陆的顽固决心。蒋介石说：
今天是三十九年元旦的令节，又是中华民国开国的光荣纪念日，中正谨在我全国同胞的面前，重申誓约，只要俄国共产侵略主义者在我们中国占有一寸的土地，我一息尚存，必不中止反侵略、反集权的奋斗。我竭诚号召我国同胞，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与共产国际奋斗到底。深信上帝必护佑我为独立、自由而战的军民同胞，终能战胜黑暗的暴力，争取光荣的最后胜利，完成我们反共抗俄，救国保种的神圣使命。
时隔1个半月，蒋介石又利用春节的机会，专门发表了一个告大陆同胞书。在这一文件中，他完全不顾新中国人民以空前热情，积极支前，建设新生活的事实，梦呓般地说：“希望你们坚强地站立起来，绝对不同共匪合作，个别的或有组织的，去参加游击队，使共匪要人无人，要钱无钱，要粮无粮，使他们在你们有组织的封锁，与积极的反抗下，加速地崩溃灭亡，以迎接我们光明的日子，和我们革命的胜利。”
蒋介石在鼓吹“反攻大陆”的同时，还自欺欺人地不断地提出和修正其反攻的具体日程表。1950年春，他提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如此算来，反攻的准备应在1950年至1951年间完成，并于1951年至1952年问发动反攻。然而，自提出这个日程表后，原为国民党军控制的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又相继被解放，到了1952年6月，蒋介石宣布的这一年的“总目标”，仍为要“继续以全力推行总动员运动，完成反攻大陆的一切准备”，并没有开始“反攻”的行动。按照最初的估计，最迟应当在1955年春天，最后完成反攻“大业”；可是，伴随1955年的到来而降临的是，1月江山岛被解放，2月国民党军自大陈岛撤退。形势的发展，恰恰与“反攻”的要求背道而驰。是年11月，蒋介石不得不全面修正5年前所提出的“反攻”日程表。他说：“……反攻复国的使命，自今天算起，政府确信多则七年，少则五年以内，必定可以完全达成这一任务。”往后的事实证明，不仅1962年没有实现“反攻”，即使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也没有能从台湾向大陆移动一步。或许，蒋介石可以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语来聊以自慰吧。但是，人们还是要问他，为何原定的5年反攻计划没有能实现呢？蒋介石并不避讳，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自1950年夏季以来，由于苏联大事装备中共陆军部队，并积极建立其海、空军，尤其空军方面，中共部队“飞机数量与质量，竟超过我方数倍以上”，“这是当时意料所不及的”；“如此形势，我们如照原来计划，仍旧冒险反攻，则不啻为孤注之一掷。”此语虽属实话，但以“敌人”力量的增强作为不反攻的理由，岂不令人泄气！
蒋介石在国民党的中央全会上宣称：“我们今日惟一的目的，就是反攻大陆。”何时反攻，或称何日可以完成反攻？时间表已作如上修正。如何反攻？蒋介石设想了三种或者说四种方式。他说：
我想我们反攻，总不出以下三个方式：
第一，是迫不及待，不问美国同意与否，我们自动地单独地来反攻大陆。
第二，是等到世界大战开始，与美国并肩作战。
第三，是在获得美国的赞助与支援之下，对大陆发动反攻。
他认为除开以上三种方式以外，还有一种反攻的方式，就是我们应该加强对大陆人民的心理作战，和发展游击战争，造成大陆革命的形势，使大陆同胞在精神上、在心理上，消极的、积极的，到处对匪展开战斗。
按照蒋介石的分析，在以上几种反攻方式中，不得到美国的同意单独反攻，是“孤注一掷”的做法，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作此“冒险”；等待世界大战爆发后再行反攻，虽较为有利；但“寄望于渺不可期的世界大战”，未免被动；只有在获得美国的赞助与支援下，实施反攻，方为“策之上者”；至于通过心战，不断扩大中共内部的“危机”，那当然是“里应外合”作战方式的一个有效手段。
为了加强“心战”，蒋介石在1957年“双十节”发表的《文告》中，提出了“反共复国的六条共同行动目标和三项保证”。六大目标是：1，劳动就业自由，废除“奴工”与“集中营”；2，温饱康乐自由，废除合作社、集体农场、粮食配给“暴政”；3，思想研究自由，根绝“洗脑筋”；4，经济生活自由，取消统购统派与公私合营；5，生命安全自由，发扬民族精神，保证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三项保证是：1，凡脱离共军来归官兵一律一视同仁，论功行赏；2，凡参加反共工作的各政治集团、民间组织一律享有平等合法权利；3，凡参加中共组织者，除“元凶”外，一律予以赦免。
蒋介石还异想天开地设立专门机构，来设计反攻“成功”后的大陆“重建”工作。
1951年1月16日成立了“行政院设计委员会”，由“行政院长”陈诚兼任“主任委员”，专司设计反攻大陆后的各项“建设”方案。蒋介石亲自出席了“行政院设计委员会”成立大会，并作训话。他指出：“在反共抗俄的今日，筹划将来建国大业的设计工作，比抗战时期筹划战后复员的工作困难得多。”他要求以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他自己写的《中国之命运》作为“张本”，并指出“设计委员会”工作的重点：“一为收复后一般青年学生如何重新教育，二为经济金融如何稳定，三为粮食土地如何调查改革。”这个隶属于“行政院”的设计委员会，在陈诚的主持下，依据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在以后3年多的时间里，设计出了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各种“复国”方案。
1954年3月，陈诚“当选”为“副总统”，并辞去“行政院长”职。陈诚地位的这一变化，当然使他不好再兼任隶属于“行政院”的“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但是，“反攻复国”的设计重任，又非陈莫属。于是，蒋介石将原“行政院设计委员会”改组为隶属于“总统府”的“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由“副总统”陈诚兼任这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委员由“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和原“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组成，共1883人。7月16日，蒋介石将担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聘书，颁发给陈诚。11月1日，蒋介石出席该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指出：“我们一方面要设计光复大陆，一方面不要忘记巩固台湾。这是多年来，我全国军民奉行的最高国策，今后依然是本会的工作重心。”此后，该会每半年开大会一次，“设计”了数以千计的“重建国家”方案。只可惜，这些方案不是建立在和平统一祖国的基点上，而是以“反攻大陆”、推翻人民政权为基点。因此，它们永远只能是纸上谈兵。它们只是“一厢情愿”的产物，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行不通的。
台湾蒋氏政权的生存依靠国际环境，其中尤以美国的态度为最重要。蒋介石知道如果美国将他抛弃，他不但“反攻大陆”无望，台湾也将处于危险境地。为了拉美国人“下水”，替他“反攻大陆”“埋单”，极力怂恿美国进攻大陆，挑起世界大战。但美国虽然出于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视，表示愿意对台湾尽“义务”，却并不支持台湾任何意义的“挑衅”，蒋介石虽然拉美国“下了水”，可对于“深水区”，美国是坚决不愿意踏进的。
美国是蒋介石的后台老板。多年来，美国给予蒋介石大量的政治和经济援助，尤其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中，美国更是从全球战略利益考虑，把蒋介石作为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但是，到了解放战争的尾声，美国的对华政策却发生了微妙变化，美国人开始试图从中国的内战中脱身。因为，美国人对中国的局势是清楚的，他们可不愿将政治和经济资本投入到蒋介石政权这艘“沉船”上，美国人要同他拉开距离，等待所谓的“尘埃落定”。
美国人从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到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这一转变经历了一个过程。
抗战结束后，美国人给予国民党大量支持，大约有20亿美元，还将其在太平洋上的过剩军舰，无偿拨给了蒋介石。但使美国人纳闷的是，蒋介石从美国手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美元和先进武器，为什么还不敌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
最后，他们将其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和无能，他们用金钱催生出了一群寄生虫。美国确信如果要挽救国民党，避免其被共产党击败，必须将以蒋介石为首的“贪污腐化的一伙”赶下台，另选比较有作为的人上台取代蒋。这样，便出现了1948年美国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一幕。
由于杜鲁门对蒋介石的不友好态度，蒋介石一直希望杜在担任一届总统之后下台，结果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又下错了赌注。1948年在美国也是大选年，从选举一开始，民意测验的结果就对杜鲁门大为不利，以后杜鲁门虽竭尽全力，但仍不能摆脱不利的局面，共和党候选人杜威的民意测验得分远远超过杜鲁门。
杜威如果获胜，就意味着美国政府不仅不会像杜鲁门那样设法赶他下台，反而会坚决支持他。加上看到杜威胜利在望，蒋介石便毫无顾忌地以杜鲁门之道，还治杜鲁门之身，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杜威当选。他先是特命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向杜威授特种“吉星勋章”，并命当时在美国的孔祥熙、孔令杰父子大肆活动，为杜威拉选票。
结果杜鲁门继续当选，蒋介石的希望破灭，还使杜鲁门非常恼火。
因此，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是十分看不起，内阁很多成员称其为“花生米”。
1949年前后，美国对蒋介石政权可以说毫无好感，相反他们却期望能够同新中国发展关系。2月初，艾奇逊在与国会议员的一次谈话中尖锐地指出：“不管有没有军事指导，再多的援助，也不能拯救国民党政权。”中国对美国“只是一个烂泥坑，而不是进攻的跳板”。艾奇逊的谈话被美国各大报刊以醒目的大标题登载，转而传遍欧洲、亚洲舆论界，人们谓之“等待尘埃落定”说。杜鲁门政府现在已经不需遮掩对蒋介石政府的厌恶和绝望，艾奇逊的谈话是公开表明要与蒋介石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距离。新中国成立之后，住在南京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迟迟不愿意走，就是以此试探新中国的态度。
但美国的对华政策还要受国际因素的制约，这不是对蒋介石个人的讨厌感情所能解决的。二战结束后，在全球范围内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形成对峙状态，国际关系进入“冷战”时期，苏联上升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世界也由此构成两极对立的格局。此时，正值美国在国际上全面推行其“遏制”政策的时期，冷战的格局使华盛顿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战后不安全感”。美国人当然知道中国的分量，绝对不是一般小国可以比，他们想方设法避免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在这个目的达不到的情况下，台湾将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选择。实质上，是否拉一把漂落孤岛的蒋介石，美国一直处于犹豫之中，因为，蒋介石的生死虽无关紧要，而台湾的“失陷”将直接关系到它在亚洲的战略利益。
一旦失去台湾，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地位就会下降，甚至有被驱除出亚洲的危险，这是美国绝对不能容忍的。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杜鲁门政府重新卷入中国事务，从而也“挽救”了蒋介石政权。
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这使台湾在美国外交天平上的地位增加。确保台湾“安全”成为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础。
为了保证台湾“安全”，美国第七舰队从菲律宾向北移动，以阻止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同时劝阻国民党当局不要采取任何针对大陆的行动。第七舰队是美国海军四大主力舰队之一，与第三舰队同属美国太平洋舰队。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是对中国统一的阻挠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粗暴干涉。新中国成立后即确定的解放台湾的方针，因为美国第七舰队的重新部署和对台湾问题的武装干涉，而不得不搁置起来，从而使中国统一的日程表无限期地向后推移。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干涉台湾这个严重侵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行径，使得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本来就没有外交关系的大国，无可挽回地走上对峙的道路。
有了美国人撑腰，蒋介石腰板硬了许多。但蒋介石根本不满足“安全”问题。他认为，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就能够重新回到大陆，再次建立他的独裁政权。但仅仅依靠他自身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只有将美国“拖下水”，让美国担任进攻大陆的急先锋，他返回大陆的计划才能成功。
为了将美国“拉下水”，蒋介石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表现得非常积极，先后三次要求出兵半岛。
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蒋介石收到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发来的求援急电。他随即回电声援，并表示将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援助。紧接着，蒋介石在阳明山“总统官邸”召开紧急军政会议。陈诚、王世杰、谷正纲、黄少谷、何应钦、周至柔、孙立人、蒋经国等人应召而至，研究局势变化及对策。会议决定：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从6月26日零时起，全面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实行宵禁，停止“三军”官兵的休假和外宿，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叫嚣“打回老家”、“勘平共匪”。
6月26日晨，李承晚再次急电蒋介石请求支援。蒋介石立即召开党政军要员会议，研究出兵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