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天的世界里，西方欧洲文化将不再是天经地义、普遍适用的准则。这样是正确的。
——德国副总理兼外长施泰因迈尔，本世纪初
想当年，当威尼斯人看到自己的港口一天天变得冷清的时候，他们是怎样一种心情呢？公元1500年后，随着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新兴航海大国的相继崛起，威尼斯不再是海上航行的必经之地。海上新霸主带来了快速船舰和全新观念，威尼斯这一曾经雄霸世界的贸易重镇、丝绸之路的终点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光，从此一蹶不振。如今，这座“水城”的商业，仅剩下了玻璃工艺品、面具和明信片生意。
想当年，当英国人看到海峡对岸一片灯火通明时，心里又是什么滋味呢？早在1900年，英国就不得不面对德国“新经济”的挑战。那时，德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还不长。在以世界强国自居的英国人眼里，德国人不过是一群追求浪漫、喜欢夸夸其谈的人，彼此间总是争斗不休，经济上更是落后不堪。他们的第一批蒸汽机车是从英国人手里买来的，他们自己甚至连如何操作都不懂。1835年，当福尔特至纽伦堡铁路首次通车时，坐在驾驶室里的还是英国人。但是时隔仅仅30年，德国这一低工资国家不仅制造出比英国价廉质优的火车机车，并且已开始出口。1850年至1870年期间，蒸汽机的动力提高了10倍，生产能力也随之倍增。德国出现了生铁与石煤需求高峰，这也给英国人带来了不少生意。在世纪之交，德国人已经拥有了自己的高科技产品，如无钢管、阿斯匹林、化学染料和不锈钢等。世界强国英国从此落在了后面。尽管赢得了二战的胜利，但是时至今日，英国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仍然无法与德国抗衡。很显然，原因不仅仅在于德国一方。
更令英国人郁闷的是，真正撼动其强国地位的，恰恰是那些移民北美大陆的、穷困落魄的英国同胞。以往被英国人忽视的新技术为这些人的成功提供了便利。1866年，第一条横越大西洋的电报电缆铺设完成。跨洋信息传输原来需要14天，现在最多只需5分钟。航行于伦敦与纽约之间的新型蒸汽轮船使远洋货运价格在1840～1910年期间降低了70%。这片远在世界尽头、偶然被发现的新大陆一跃成为世界的中心。继经济崛起之后，是政治和军事的崛起，其速度超乎人们的想象。仅仅几代人的时间，昔日的欧洲放牛娃变成了美国牛仔，并最终成为世界警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从此雄风不再，就像一个原本鼓胀的气球，不知不觉却又无可奈何地泄了气。大英帝国的遗存仅剩下华丽的王室和一些用作博物馆却嫌有余的宫殿，以及全球性语言——英语。不过英国人还算幸运，如果德语的地位在美国像英语一样重要，那么伦敦恐怕连金融中心的地位也难以保住。
想当年，当德国的王公贵族看到自己把持了数百年的权势被那些年轻气盛的工厂主、银行家和商人瓜分蚕食的时候，内心是什么感受呢？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一味地相信，这些不懂公平竞争、缺乏良好教养的暴发户，迟早会自己栽跟头。但是，这些新经济的创造者不仅获得了更多的财富，而且很快便在社会上与贵族平起平坐，国家秩序随之颠覆。他们问自己，为什么游戏规则只能由贵族制定呢？没有人能够预料，权力的转移将使贵族阶层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削弱到何种程度。贵族中那些反应迟钝的人直到20世纪末才最终明白，对他们还感兴趣的，只剩下了《GALA》之类的名人画报。
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的德国，与当年威尼斯人、英国人以及德国贵族的内心感受毫无分别，德国周边邻国以及头号世界强国美国也不例外。从外在表现看，德国人显得慌乱、无助、不安，而美国人则表现得冲动、易怒、警觉。他们都不愿接受世界的变革，尽管他们本身正是这一正常历史进程的主角。所谓“正常”，是就事实而言——没有人能够永远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然而这场划时代变革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的深度和规模，其波及范围之广以及参与人数之众，堪称史无前例。在以往的变革中，受到冲击的是英国一个国家、威尼斯一个城市或是德国贵族一个阶层，现如今，这场变革则发生在全球层面上。因此其影响势必更加剧烈，更加深远，其结果也更加难以预知。这一次，我们是否将经历更加惨重的失败？自西方航海家征服世界以来，世界游戏规则首次不再由西方世界来制定，尽管迄今为止，北约仍是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殖民主义信条——“要么死，要么让我吃掉”成为过去，殖民时代已彻底终结，亚洲开始占据上风。
中国很可能将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但其发展走向却不容置疑。至少自进入本世纪以来，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中国正一天天推动世界经济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其势头不可阻挡，其速度超乎我们的想象。紧随中国之后，是整个亚洲，近来非洲也加入了进来。地缘政治的变化对这种发展势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世纪初，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还是欧洲人。到21世纪末，欧洲占世界人口的比例预计只剩下十四分之一。我们即将丧失的，究竟是我们的地位，还是我们的财富？这些变化的速度又将是怎样？
中国无疑是这场全球性变革的绝对领导者。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于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总和。印度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中国的30%，目前看来，这一差距还将持续下去。曾经创建印度第一家纺织厂、第一座水电站、第一家钢铁厂、第一所大学和第一家豪华酒店的印度家族企业塔塔集团总裁、印度最大的企业家拉坦·塔塔（Ratan Tata）对此感触良多：“北京政府考虑问题不是盯住眼前，而是着眼于全球。能够做到这一点，可以说已经胜券在握了。”就连美国利用印度对付中国的精明打算，也在2007年落了空。当时，美国向印度提出加强核技术领域合作的建议，但却遭到印度议会的否决。因为批准该项合作意味着，印度必须承担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的义务。
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也仅有中国的一半。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年逾八旬的斯坦尼斯拉夫·孟什科夫（Stanislaw Menschikow）认为，中俄两国之间的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到2027年，我们的经济总量大概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这就是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不再是俄罗斯的两倍，而是四倍。因此，在所谓“金砖四国”（BRIC），即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四国当中，中国是遥遥领先的领军国家。“金砖四国”的说法是基金管理者的一种发明，他们为了打包销售上述四国的股票而发明了所谓“金砖四国基金”。这四个崛起中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多是竞争而非合作，因此它们无法形成一个与西方抗衡的联合体。对西方来说，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性幸运，不然的话，西方地位衰落的速度将会更快。
面对中国的崛起，即便那些世界经济大国也束手无策。在上述四国中，只有中国拥有这样的强势。外力既无法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无法影响它的发展进程。相反，中国是“金砖四国”中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其原因并非是中国政府的英明领导，而主要在于有利的外部环境。西方人的生活水平超出了自身经济能力，其本国生产的昂贵产品让他们越来越负担不起，因此西方世界对中国廉价商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而西方国家企业从自身发展考虑，同样需要中国这个庞大且政策操控性强的市场，尽管中国市场尚不发达，但却运转正常。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这种对我们不利的依赖关系很难改变。
多年来，西方世界已经接受了如下现实：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化肥、不锈钢、PVC塑料、空调设备、鞋类、鱼制品和维生素制造国，虽然遗憾的是，它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是有谁曾经想过，中国的外汇储备能够由2004年的4000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3.2万亿美元，翻了近3番？有谁曾经想过，2012年中国贸易顺差达到231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7%？尽管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必须向西方开放市场，但中国的贸易顺差在过去几年中仍连创新高。此外，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幅超过35%，对欧元升幅达40%，这意味着中国商品在美国的价格提高了。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跻身于世界一流企业的行列。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将其从领先位置重新拉下马的可能性并不大。令人惊奇的是，中石油股票不是在纽约华尔街，而是在上海和香港上市，这在几年前还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相对来讲不大出人意料的是，中国政府决定斥资2000亿美元成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以期利用外汇储备赢得利润并扩大国际影响。令人感兴趣的是，中国政府决定投资30亿美元购买全球最大私募基金——美国黑石集团9%的股票。黑石集团是除德国联邦政府之外德国电信的最大股东，在德国拥有31000多套房产。参股黑石集团后不久，中国收购了美国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银行9.9％的股权，投资额为50亿美元。作为美国第二大投资银行，后者在因美国次贷危机冲减94亿美元贷款后急需资金。中国借助“外力”一跃占领了国际金融市场。有谁曾经想过，中国工商银行能够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呢？有谁曾经想过，市值位居第二的也是一家中国国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而位居第三的则是同样以中国内地作为业务重点的汇丰银行呢？虽然以营业额计算，目前领先的仍是西方银行，但是这种状况还能维持多久？
即使在传统上相对薄弱的军事领域，中国也令西方大为震惊。2007年，中国成功将一颗旧卫星准确射离轨道，为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奠定了基础。2010年，中国研制出新型“东风”21D弹道导弹的消息令美国军方大为震惊。这种导弹可以将移动中的航空母舰击沉。2012年，中国第一艘航母成功完成试航。未来，中国还将建造更多的航空母舰。不久前刚刚上任的新一届政府通过预算，进一步增加军费开支。
尽管这场划时代变革不可能在一代人时间里完成，但是在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已经感觉到它所带来的变化。三年前，还没有人能够想象，德国牛奶涨价的理由竟然是“中国人喝牛奶太多”。如果在三年前有人说，中国投资商将收购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的一座机场，将其扩建为货运中心的话，一定会被认为是吹牛皮，如今大概没有人还会这样看。2004年夏天，我与出版社的朋友一起讨论我的上一本书《中国密码》的标题。当时，我们对该书的副标题迟迟拿不定主意。“中国的繁荣是如何改变德国的”，这样写合适吗？这话是不是说得太大了呢？仅仅过了三年，这句话已经变得平淡无奇。中国确实改变了德国。人们甚至可以说，作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中国令德国备受压力。
50年后，当世界各国的学生们在课堂上学习这段历史时，2009年很可能将是一个重点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在经济总量和出口两个方面成功超越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德国则跌到了世界第四的位置。整个欧洲的实力因此而削弱。目前在世界经济前三强中，已不再有欧洲国家。
或许德国在失去领先地位后，仍然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强国，欧洲也不会从此变得无足轻重。但是正如股评家们在点评股市行情时常说的，重要的心理阻力区——德国、欧洲以及西方世界丧失强势地位过程中的心理阻力区——却从此被打破。
2007年中旬，德国NTV电视台提出如下问题：中国作为经济强国是不是德国的一个威胁？74%的受访者回答“是”。“人们现在关心的是，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德国联邦总理默克尔在谈到中国崛起时说。德国是最早感觉到世界变化的西方国家。目前，德国800多万就业岗位依赖出口，比10年前多出250万。在过去10年中，德国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达到45%。但是和中国相比，德国的发展速度却仍然令人感觉迟缓。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德国在欧洲之外最重要的进口国，8.5%的进口商品来自中国。2012年，中国对德国出口总额达770亿欧元，而在2001年，这一数字仅有200亿。举例来说，在德国销售的每三台电脑中，便有一台来自中国。远在北半球另一端的人们，决定着我们如何去做和做些什么，我们的行动空间因为他们而受到限制。当德国人用略带优越感的目光看着步行街上那些笨手笨脚的中国游客时，他们并不曾想到，中国人在欧洲旅游人均消费高达5200欧元，这还不包括机票费用在内。
中国从三个方面牢牢钳制住德国：首先是中国产品。在全球价格战中，中国产品往往令所有竞争者甘拜下风；其次是国内消费。中国决定着国际市场上日益紧缺的原材料的价格，石油、天然气、煤炭、铜、金的价格由于中国因素而上涨。2007年底，每桶石油的价格首次突破100美元大关。在德国，有些人甚至偷盗井盖，私拆教堂铜制雨檐，将其转手废旧金属回收商，然后高价卖到中国。最后是货币政策。中国不断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也许过不了几年，人民币将作为储备货币对日渐疲软的欧元形成强大的竞争。
自2010年超越日本之后，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的道路上只剩下美国一个对手。或许到21世纪20年代末，这一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将最终把这位最后的对手甩在身后。尽管美国在军事上仍然拥有绝对优势，但是这种优势的意义究竟有多大，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领先地位还能保持多久，本书将在后面详细分析这些问题。
西方面临着种种困惑。多年来，经济学家一直在关注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泡沫何时会破灭。但是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小。因为从中国目前的形势看，可能由于经济过热导致经济崩溃的三种局面都没有出现。第一种情况就像我们在互联网企业所看到的那样，股民出于对未来的美好预期，将大量资金投入那些尚未开始赢利的企业。中国不属于这种情况，无论是中国的国民经济还是主要企业，都在快速增长。第二种情况：产品的产量远远超过销售量，因为产品积压，于是只能低价抛售，但顾客期待继续降价，因此产品仍然无人问津，如此恶性循环，而导致企业破产。这种局面在中国也没有发生。在大部分领域里，中国产品的产量是低于国内和国际市场销售量的。第三种情况是贷款泡沫。贷款需求增多，导致利息上升，直到偿还本息成为不可能。当债权人了解这一信息后，一时间纷纷要求收回资金，从而导致崩盘。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时，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便属于这种情况。但是，中国并没有向别人借贷，相反还借贷给别人。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利坚银行就是中国，因为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而美国则拥有全世界数额最高的债务。2007年底，中国国际问题专家徐坚称，美元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地位受到动摇，美元资产的信用度有所下降。假如几年前中国央行某位负责人做出这类表态，还会被人视为笑话。如今人们却已在讨论：下一位格林斯潘是否将来自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崛起，人民币的竞争力也大大提升。美元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绝非是美国永远享有的特权。目前，中国的庞大外汇储备已然成为影响美元币值的重要因素。
所有熟悉中国企业和政府机关日常状况的人，面对那里的混乱无序、官僚作风和效率低下，往往会想不通，中国如此高的贸易顺差到底是怎么来的。答案很简单：西方需要中国。或许人们应当这样问：假如中国的官僚风气有所改善，法治更加健全，企业和政府机关更有效率，人们得到更好的教育，那么中国的发展又会是怎样一种速度？
当然，中国终有一天也会达到发展极限。但是依照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因素，距离那一天很可能还有几十年。在极端情况下，我们甚至要做好准备，中国的繁荣或许将持续150年。美国便曾如此。2011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大约为17%。用不了多久，这一数字便将超过20%。目前的唯一疑问是，中国的发展速度何时才会放慢。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数亿贫困人口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负担。一方面，他们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压力；另一方面，他们提供了廉价劳动力的保障，使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中，在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可以源源不断地为世界经济提供价格低廉的产品。因此，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增多，而是减少了。虽然示威抗议频发，但大规模动乱并没有发生，国家是稳定的。只要中国持续发展，这一点就难有改变。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如今的日子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好。尽管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这些却无法改变对中国总体形势的判断。尽管时常有一些耸人听闻的事件被披露出来并受到抨击，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忽视一个事实：有史以来，中国对待异见人士的态度从未像今天这样宽松。只有那些对经济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才会由人权问题得出中国即将崩溃的论断。虽说善恶有报，但是这一规律并不像某些人想象得那样简单，哪怕是在中国。
对中国的稳定来说，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言论自由受到限制，也不是腐败，甚至也未必是一党制，而是环境问题。经济的繁荣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德国在经济崛起时，情况与此并没有多大区别，鲁尔区的空气在繁荣时期同样令人无法恭维。但是，正是因为西方已经给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因此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才更加凸显出来。在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
中国生产价值1万美元的产品所需要的能源，是美国的4～6倍。每隔10天，中国便有一座新的火力发电站落成。为治理中国第三大湖——太湖所投入的费用，已经超过了150亿欧元。但是，中国每年的贸易顺差便足以支付治理中国30个最大湖泊的费用，因此制订环境政策并付诸实施，更多取决于政治意愿，而不是资金。形势虽然严峻，但并非不可收拾。苏黎世理工大学水质研究所在2007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水质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差，它“与世界其他大河情况相仿”，甚至好于20世纪70年代莱茵河的水质。水中铅、砷等痕量金属的含量低于欧盟现行标准，铬和镍的含量略微偏高。中国一项调查报告所得出的长江已成“死河”的结论在瑞士人这里未能得到验证。
中国领导人成功解决环境问题并非没有可能。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满意度将会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会明显改善，其意义远远超过登月、第一辆中国“雷克萨斯”上市或是一座新的3000万人口大城市的兴起。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大概只有环境问题才有可能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使迄今成功的发展模式受到动摇。
中国的发展仍在继续，世界变化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只有那些不迟疑、不犹豫、机智果断、敢于行动的人，才能在明天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21世纪之初人们得到的信息。中国，这个年经济增长率高达10%的国家，实现这一目标的机会远比德国大得多，无论对政府、国家还是老百姓来说皆是如此，只是程度或许有所不同。中国人未来的收获已经触手可及，而德国人却还在忧心忡忡地问：今后的工作会不会发生变化？退休金以后由谁来付？哪些饭碗还能保得住？我们应该生产哪些产品？我们怎样才能保护自己？我们的行动是不是太慢了？我们是不是应当每个人都学习中文？怎样才能解脱压力？
2008年，阿伦巴赫研究所进行了一项调查。5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将在未来20～3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选择欧盟（14%）和美国（9%）的人数则远在其后。根据另一项阿伦巴赫调查，49%的德国人认为中国的迅猛发展对德国构成威胁，只有29%将其视为机遇。一次联想测试的结果显示，65%的受试者将中国与危险一词联系在一起。
老百姓的担忧越多，媒体的措辞便越显暴力。这是一场历史性巨变的记录：《时代周报》称全球化竞争为“压榨式经济”。《图片报》在中国龙图案之上的标题是：“它对外国企业的胃口是贪得无厌的，它对原材料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中国龙意欲吞噬整个世界。”《南德意志报》则揭露了所谓“亚洲发展独裁”，指责中国“毫无廉耻地偷盗知识产权，在外国从事间谍活动，在世界各地贩卖劣质产品，对本国的环境和人权置若罔闻。”《星期日图片报》的腔调也是一样：“这样下去，中国对我们很危险。”《明镜周刊》在封面文章中指出，亚洲的一些“攻击性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向西方发动了一场“争夺财富的世界大战”。《明星》周刊将中国发展对非洲关系与奴隶制时代相提并论：“这些新的君主们明目张胆地把过去几百年欧洲殖民列强的剥削经验搬了过来。”《经济周刊》则写道：“黄祸又来了，只是换了一种形式——中国的经济间谍、盗版、肆无忌惮的企业家以及不顾一切想要推动中国崛起的、沉湎于权力的政客们。”“又”来了？难道说，中国人曾经来过吗？这种措辞着实令人诧异。在20世纪下半叶，“黄祸”这一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词语在德国是被加上引号的。然而实际上，最后一个企图“吞噬整个世界”的国家，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如此看来，虽然已经进入21世纪，德国却仍然是一个自我价值感薄弱的民族。当对自身地位的担忧衍化为恐惧时，德国人往往会失去判断的尺度。德国拥有很长一段失败者的历史，他们总是习惯于寻找别人来承担罪责，并且总是能够找到。这一次，他们找到了中国。
如今德国政界已习惯将社会气氛的变化用于政治目的。默克尔总理便是这样做的。她通过指责中国，来树立自己的国内地位。她试图使高低秩序分明的旧时代重新复活。例如，在会见前埃塞俄比亚总统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时，她对中非关系提出批评。她表示，非洲人民“也应当能够真正享受到合作的好处”。泽纳维驳斥了关于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并指出，虽然有一些赤字，但合作总体是好的。默克尔仍然抓住不放，提出应当与中国和非洲谈一谈关于“共同游戏规则”的问题。这让非洲人和中国人都感到吃惊。非洲有句谚语：“狼警告羊小心狮子。”非洲人不禁问自己，我们之间做生意，为什么要和欧洲人讨论游戏规则呢？要求遵守共同游戏规则的人，往往是弱者。过去是非洲人，现在则是欧洲人。
一个人越弱小，或者说与他人的联系越紧密，便越需要合作，越需要取信于人，而不是一味地要求别人如何，甚至让别人难堪。默克尔总理会见达赖喇嘛充分反映出她对中国的态度是完全不合时宜的。难道说，如果对一个朋友和生意伙伴在道德上的过失不满，就非要教育一番，让对方当众出丑吗？这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吗？难道这样做就能扩大自己价值观的影响力？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曾会见了达赖喇嘛，但出于对中国的忌惮，他没有将会见安排在日常会见外国政要的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记者的摄像机和麦克风被挡在了外面，此外，共同会见媒体的仪式也被取消。奥巴马希望以这些姿态，避免因会见之举而过分惹怒中方。
德国还有美国政客们为中国统治者充当教师爷的时代已渐渐走向终结。“以接近促变化”，这句由埃贡·巴尔（Egon Bahr）发明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名言本是对铁幕另一边国家的关系而言，如今这句话的意义再次显现出来。谁忽视这一点，谁的政治影响力就会下降。
如果一国领导人所标榜的道德立场此一时、彼一时的话，那么他在那些新兴国家眼中的信誉度就会大打折扣。例如，默克尔总理在对待中国和印度的人权问题上，往往采用双重标准。2007年8月访问中国时，默克尔教训东道主说：“人权问题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从根本上讲，它关系到每个国家的每个人是否能够享受到其不可剥夺的权利。……我认为，我们应当经常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当奥运会举办时，亿万人的目光都在盯着北京，这种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当然，人们还要看中国到底如何表现，这里面也包括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状况。”然后她补充道：“在这个共同的世界里，我们只有遵守相近的游戏规则和相近的行为准则，才能彼此和睦相处。”即使在2012年访华时，默克尔仍然没有放弃人权的话题。用她的话说：“我们谈到了人权状况，其中也谈到西藏的问题，这是令我们十分担忧的许多问题当中的一个。”
几周之后她在出访印度时，则换了一种腔调：“我们有很多、很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建立在对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相近认识之上。”她以夸奖而非教训的口吻说：“你们成功地在民主体制和民主价值观的框架内，实现了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族群之间、南北之间以及不同传统之间的和谐共处。这当然是很难得的。昨晚我对辛格总理说：我觉得，这一成功的事实充分展现了民主的力量。”
印度有40%人口是文盲，而中国的文盲比例不到10%。印度有3.9亿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而中国人口虽然比印度多1亿，但贫困人口只有4000万。如果一定要批评的话，哪种制度才更应该受到批评呢？是那种无法帮助大多数人摆脱贫困、无法让大多数人学会读书识字的民主？还是能够做到上述一切，然而在西方人眼里对人民的基本政治自由有所限制并坚持一党执政的制度。
如果说言论自由比读书识字更重要，如果民主价值比一日三餐更重要，那么这些崛起中的国家难免会产生怀疑：你所关心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人的疾苦；是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对失去这一地位的恐惧。
默克尔总理在价值观领域的做法之愚蠢，与美国人在军事领域的行为之狂妄旗鼓相当。她将我们的道德标准抬得很高，但也将我们影响力的丧失变得昭然若揭。
在其他领域，德国联邦政府面对全球性变革同样有自我估计过高的倾向。即使与世界发展趋势相悖，最终损害自身利益，也牢牢守住这些政治目标不放。例如，当德国决定放弃核能，使西门子等大公司不得不撤出这一行业时，中国则决定开始每年建设两至三座核电站。当然，后者更多是从能源紧缺和降低排放的角度考虑，而并非出于对核能的信任。德国政府原本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帮助德国企业发挥在核安全技术方面的特有优势，如通过政府资助或科研补贴的方式予以推动。然而德国政界和核能反对者们却剥夺了德国企业一展身手的机会，导致核安全技术最终落入了芬兰、俄罗斯、法国、美国、日本公司之手。
我们只需略微静下心来，对这场全球性变革进行一番观察，就会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没有瞬间崩溃，很可能也不会有大的战争。这大概称得上是一个巨大进步。中国的崛起同时意味着世界变得多极化了，或者也可以说，世界变得更加民主了。人类历史从未像今天这样，有如此多的人共同参与世界的变化，也从未有如此多的人、以如此快的速度从贫困中摆脱出来。西方究竟有何权利可以对中国指手画脚，告诉中国应当做什么、不做什么呢？是出于社会公正的理念，还是因为我们更发达？是由于中国的统治方式，还是我们希望让世界接受我们的价值观？这些问题越来越难以回答。
在谈论这些问题时，如果仅仅把矛头指向德国，对德国未免有些不公。英国人其实比德国人走得更远。英国学校做出规定，招收中国学生的比例不得超过10%。南茜·张（音译），一位在英国出生、在英国接受教育的华裔女士，在《中国日报》发表文章称：“如果这些学校针对黑人制订某些限制措施的话，肯定会引发一场骚动和无休止的讨论。但是现在，这些校长甚至连一点愧色都没有，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中国崛起而地位受到最严重威胁的世界强国美国，比起德国来，同样有过之而无不及。“炮轰中国”（China Bashing）在美国是一个好词，美国政府所表现出的笨拙同德国相比也毫不逊色。
在社会公平方面，美国优于中国的情况正在消失，“美国梦”也不再像往昔那样令人信服。在过去10年里，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变得一天天富裕起来，而与此同时，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收入却下降了大约1500美元。中国人把收入的30%～40%存进银行，而美国人却平均负债107%。美国政府每天需要借贷近20亿美元，即便如此仍难以维持其国民的生活水平。早在2012年底，美国已经突破了16.4万亿美元的负债上限。奥巴马总统呼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提高公共债务上限，并将在2013年5月底之前通过谈判就此做出决策。相反，中国政府则每年赢利数千亿美元。
中国征服世界凭借的是两大战略手段：一是利用“后宫经济”战术把西方企业吸引到中国，之后在本土打败它们，或者至少控制它们。问题最终只有一个：西方究竟愿意付出多少技术，从而换取中国的部分市场，哪怕只是暂时的？我曾在《中国密码》一书中详尽论述了这一战略。《中国震惊》一书将主要探讨中国的第二大战略行动：走向世界，夺取能源和政治地位。对中国来说，这一行动充满冒险而不同寻常。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央帝国”。在中国人心目中，与其他国家交往是没有必要的。1525年，朝廷甚至下令毁掉航海舰队，私自制造大型船只者被处以极刑。如今，这种做法已无法再延续下去。中国必须走出“掩体”，勇敢地承担起国际责任。
德国人担心，中国会到德国来进行大规模收购。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当中国人刚刚在德国买下一小片森林，或者零零星星地买下几家经营不善的生产织布机或者玻璃灯管的中型企业时，德国人便已吓得发抖。他们立刻认为，中国人要买断“我们的传统企业”。实际情况比这糟糕得多：中国人根本不到德国来采购，他们有其他更要紧的事情做。在第三世界，他们受到隆重欢迎，他们在那里可以用很少的投入做很大的生意，并且迅速赢得政治影响力。既然如此，为什么非要跑到德国这样一个已经饱和的市场给自己找麻烦呢？当德国人嘲笑中国制造的汽车连德国ADAC碰撞测试都通不过时，中国却正在把一个又一个油田收为己有。
中国走的是隐蔽路线。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取自上千年前著名战略家孙子的军事理论，例如声东击西（第六计）、无中生有（第七计）、顺手牵羊（第十二计）、调虎离山（第十五计）。
继“后宫经济”之后，是“大胆妈妈经济”中国利用能源战，为自己赢得利益。与弱国发展关系，在帮助它们的同时自己获利，相互之间形成一种依赖关系。这种建立在商业利益上的关系能够维持多久呢？中国的两大战略行动之所以成功，其原因在于中国巧妙地利用了全球化趋势来实现自身目标。其中“后宫经济”利用的是西方对廉价商品和中国市场的需求，而“大胆妈妈经济”所利用的是，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后内战刚刚结束，而西方在非洲早已吃尽了苦头。
在香港，我采访了全球最大的贸易公司——利丰公司的两位老板，这家公司为许多西方企业进行采购，2011年营业额高达200亿美元。他们在亚洲建立了许多工厂，越来越深地介入到西方制造商的生产链之中，到最后，很多西方企业手里只剩下了品牌。我出席了他们的导师——一位亲手为西方培养了竞争者的英国人的葬礼。他自己也许并没有料到，他的毕生努力实际上帮了自己阵营的倒忙。
在中国与蒙古边境，我搭乘私运煤炭的车队，穿越戈壁滩上布满黑色煤尘的小路。在混乱不堪的边防检查站，我们受到中国边防的严格检查，但最终顺利通过。我在首都乌兰巴托见到了恩赫巴雅尔总统，我们一起探讨蒙古如何在中俄两个大国之间保持独立，同时又可以与中国人做生意。我参观了由加拿大人鲍勃·弗里德兰（Bob Friedland）——人称“采矿业的米克·贾格尔”——发现的世界第一大铜金矿，它既给中国提供资源，同时也给蒙古人带来了财富。
在尼日利亚，在接受严格的安全检查后，我出席了几场中国代表团与当地政府之间的谈判。在这个非洲人口最多、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我见到当地最有能量的中国人——胡介国。他向我讲述其遇到的机会和风险，告诉我为什么中国人要投资83亿美元修建尼日利亚铁路，并将第一颗非洲的人造卫星送入轨道。我来到拥有1400万人口的大城市拉各斯的中国城，并在首都阿布贾见到了总统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这是他最后一次与西方记者谈话。在谈话中，他对自己任期内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回顾。
我乘坐安哥拉航空公司的大型喷气式客机，深入安哥拉内战不断的内陆地区，走进中国筑路工人的营帐，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外国记者来过这里。在这里我懂得了，为什么对西方来说，安哥拉的重要性起码不亚于科威特；为什么中国人虽然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积极发展与安哥拉的关系，但直到今天方才打败美国人。我亲身体验到中国帮助安哥拉重建的速度，同时也体会到安哥拉人对中国人的恐惧，以及两国政府之间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不信任。我遇到过连干净水也喝不上的穷人，也遇到过开着保时捷等待加油的富人。我与来自纽伦堡的德国企业家高夫（Gauff）一起周游全国，高夫在非洲和中国人合作了25年，如今已经成为非洲政府与中国人之间的联系纽带。我遇到了基社盟政治家埃里希·里德尔（Erich Riedl），他在为安哥拉政府工作，对中国人十分欣赏。
我来到了位居“失败国家”之首、混乱不堪的国家——苏丹，这里在树荫下气温也高达45度。在靠近尼罗河的苏丹内陆地区，我结识了一位中国和一位苏丹的火车司机。我与他们一起，以步行速度驶过业已朽烂的桥梁。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位柏林人，他的工作是负责监督中国在苏丹承包修建铁路的工程质量。另外，我还有幸结识了苏丹的铁道部长。我懂得了，为什么尽管受到西方制裁，苏丹却仍然在繁荣发展；为什么苏丹人感觉受到了美国人的蒙骗，而中国人因此成为他们最亲密的非伊斯兰国家的朋友。同时我还懂得了，为什么这个国家对世界经济如此重要。我仔细研究了达尔富尔冲突的来龙去脉，并得到了许多意外的重要发现。
在伊朗，我观看了中国京剧团在当地的首次演出。自中国成为伊朗最亲密的盟国，在伊朗投资数十亿美元之后，接下来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近。伊斯兰毛拉们和中国功夫明星欢聚一堂，中国与波斯之间远溯丝绸之路时期的合作传统重新复苏。我体会到，那些一向亲西方的伊朗年轻人感觉自己被美国人所蒙骗，也受到欧洲人的耍弄，因此将好感转向了中国。
中国必须想方设法保证原材料供应，以避免经济发展受阻，继而引发社会问题。这些原材料包括石油、天然气，也包括锌、铜、木材和棉花。在中亚、近东，特别是在非洲，中国通过贸易优惠政策将一个又一个国家拉到自己一边，使西方的影响力受到削弱。中国的战略简单而有效。美国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性机构往往将道德要求作为先决条件，虽然有时并非全无道理。而中国却从不提任何条件，他们提供低息贷款，承建基础设施，以此换取能源。无论在苏丹还是在委内瑞拉，无论在伊朗还是在安哥拉，中国采取的都是同样的策略。他们建造基础设施的速度比竞争对手快得多，价格也低得多。中国因此收到一举三得之效：既得到了能源，为本国产品和技术培育了市场，同时还得到了这些国家的政治支持。中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也许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加腐败，但他们同时也变得更为机智。
由于中国在政治上的聪明做法，西方在中东、中亚、非洲和拉美地区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其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丧失。这一发展态势何时结束目前尚无法预料。相反，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加剧。中国人越有钱，需要的能源便越多，而且他们有能力支付最高的价格。目前美国人均能源和原材料消费量是中国人的10倍，而中国人口则是美国或欧洲人口的4倍。在未来20年中，一场激烈的争夺即将展开。在此期间，西方的行动空间将越来越小。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预测，到2025年，从任何角度看，中国都将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因此经合组织预言，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不会减少。相反，中国将利用政治和经济战略进一步推动能源战，必要情况下甚至不惜采取军事手段，虽然从目前看，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我们将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标准作为提供发展援助的条件，而中国人却只关心生意，如修建公路、水利工程、电站、铁路等，即使存在严重的腐败且中国人也往往卷入其中，但是通常情况下，这些工程仍然对改善社会状况大有帮助。没有基础设施就没有经济，没有经济，富足就无从谈起。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不愿提供贷款，中国人便会立刻取而代之。即使像澳大利亚这样几年前仍然忠于美国、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工业国，也开始加强与中国人的合作，如今中国已成为其最大的客户。
我们当然可以在这些国家面前批评中国，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愿意听。在多极世界秩序中，如果中国与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联合起来，他们几乎可以不再需要西方。此外，中国拥有一个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理由，这就是：他们在做好事。没有什么事情比建设基础设施更能够给贫困国家带来更大的帮助。这些国家的政府提供石油后所得到的并不是钱，而是公路、电站和港口，这些东西不可能被偷走。中国是全球性变革中的“大胆妈妈”。这个世界并不需要我们的说教。对贫困国家来说，对经济繁荣的期待比其他东西重要得多。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中国的“大胆妈妈经济”是自成吉思汗率领铁骑直逼维也纳之后最强大的一次亚洲攻势，只不过它更和平、更广泛、更持久。但是其中也隐藏着危险，就像大胆妈妈在做交易时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孩子一样。目前我们还不清楚，中国将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正处在一场新的全球变革之初，这场变革很可能将使大多数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而西方则将不得不面对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它将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一个强劲的竞争者。突然之间，仿佛一切都受到了限制，无论是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还是我们的价值观。
在这次探寻中国“大胆妈妈经济”足迹的旅行结束后，我并没有变得恼怒，而是更平静，更沉思，更惭愧。我已经明白，在那个由中国和亚洲做决定而我们不得不亦步亦趋的时代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把未来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因为世界并不会像《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所预言的那样变成平的，而是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说，“更有可能的是，亚洲国家将和他们的前辈一样眼光狭隘，一切以本国利益为中心”。所有大的帝国和经济中心在鼎盛时期都曾以为，自己的发达程度已无法超越。但是，它们当中的大多数，最终都领教到了更强者的厉害。中国在19世纪中叶也曾落入这一陷阱并几乎因此而覆灭。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显然是从历史经验中汲取了教训，对国家崛起进行更加谨慎周密的运筹，并在捕捉西方弱点方面培养出良好的嗅觉。在从容应对世界变化的中国面前，我们不应自甘落后。对西方来说，至少应当建立起一种理性意识，不应一味地抱着一种文化优越感，一味地以为世界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运转；应当讲道德，不应与全世界共同参与国际事务的历史潮流相对抗；应当懂规矩，首先扫清门前雪，再管他人瓦上霜。归根结底，应当具备一种商人的精明：不要藐视竞争。希望本书能够为提高上述认识作出一点微薄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