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为总理夫人的宋庆龄座严从容，眉宇间透出了她那深装中国万千百姓生死的心胸。图为宋庆龄（前排）与宋美龄（后排）。宋子文在上海休息数日，9月2日到南京复命。宋首先谒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并答拜行政院长汪精卫。是晚，汪精卫在铁道部官舍设宴为宋洗尘，各院部官长被邀作陪。宋在宴会上答记者称：（一）此次观察感想较深者，为欧美各国目前在经济恐慌环境中，沉着奋斗，国内党派，在平日所持政见，同多不同，但遇重大问题发生，彼此均皆牺牲成见，携手协谋。倘我国朝野，能同具此种精神，则国难虽深，总有摆脱之日。（二）棉麦借款，政府早经决定用于建设一途。惟此后如何支配，须待中央详细讨论后，方可决定。惟予敢保证，决不将此款移作他用。（三）外交方针，中央早有一贯之政策，予为政府委员之一，当然不能特具主张，不过盱衡大势，当以自强不息为圭臬。（四）借重要国际专才，襄助我国办理如水利、筑路各种工程，行之已久，此次所订合作办法，不过范围略事推广。盖我国各种工业及农村建设，均在幼稚时期，为谋国家生存计，此种建设在所必要。宋子文的这番话，旨在开脱国内各方对其出访期间某些不妥作法的指责。
宋子文到南京后，经与汪精卫商定，于9月4日赴江西，与蒋介石会晤。前往者除宋汪外，还有孙科、孔祥熙等。是晚在庐山蒋介石私邸举行会议，出席者有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孙科、孔祥熙、唐有壬、曾仲鸣、邹琳、陈绍宽、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首先由宋子文报告出国经过，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情况：（一）应罗斯福之约，参与经济谈话会，及出席伦敦经济会议之情形；（二）游诚美、德、法、英、意、比诸国，访问各友邦当局；（三）漫游欧美，在各国考察政治、军备、建设、政党等之印象。报告完毕，宋子文的出访也以有始有终而告结束。
然而，宋氏此次出访所带来的影响却刚开始。宋在出访期间办了两件影响最大的事，即对美棉麦借款和与国联的技术合作。但是，“美援”实际上是“援美”。因为按借款合同，美国90万包棉花、1200万斛小麦等剩余农产品，将转化成白银流入美国的金库。欧洲各国通过技术合作委员会也捞到了一些好处。日本外务省的声明，表示它要与西方各国再展开一场争夺战。当时世界各国共分为五大金融财团，即：英镑集团资本；美元集团资本；欧洲金本位集团资本；德、意、奥、匈四国的法西斯金融集团资本与日元集团资本。宋子文的行动，以加入美元集团为开端，将世界五大金融集团的势力都引到了中国，使中国出现了帝国主义列强新的投资战与倾销商品的竞争，中国的政局更加复杂。
首先，宋子文的欧美之行，加深了胡汉民等广东元老派与南京中央的矛盾。美棉麦借款，倾销美国过剩农产品，对中国虽然有一时的小利，但从根本上看对中国工农业的发展有害。胡汉民等把全国舆论界对南京的批评当作炮弹，猛烈攻击南京政府，要求财政公开。胡汉民把他的8条政治主张简化为6个字：“军从政，政从党。”其用意在于改组国民党中央，缩小蒋、汪的权力，由国民党中央决定一切，企图重走1928年以“五院制国民政府组织法”进入国民党中枢的老路。但此时的蒋介石已非1928年的蒋介石，不可能再按胡汉民的设计安排自己的政治命运。蒋介石拉胡的目的，是防止他另立中央，破坏“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此项政策正是胡汉民攻击的靶子。宋子文欧美之行又给他攻击蒋、汪中央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使他们之间的矛盾更难解决。
其次，宋子文的欧美之行，使汪与蒋、宋间的隔阂更深了。蒋、汪矛盾一直存在。蒋、汪合流以来，汪精卫一直强调“法制”，强调一切大事都要取决于中央孙中山先生与日本友人的合影政治会议。结果法订了不少，执行的没几条。汪对蒋的专断很恼火，但又无可奈何。
汪精卫对宋子文表面看来十分尊重，曾为宋子文独断专行大借款进行辩护。但当人们议论宋子文的行动，是要使国民党的外交方针“面向欧美，背朝日本”时，引起了亲日派汪精卫的注意。8月28日，即在宋子文回国前夕，汪精卫在行政院纪念周报告中说：对于国际的经济及技术援助，“亦吾人所需求”，但“非借以纵横捭阖，重贻东亚及世界之纠纷”。强调中国不宜多求外援，暗示不同意宋子文广求欧美援助。
蒋介石对宋子文的欧洲之行虽然进行过赞许，但在怎样使用棉麦借款问题上，也和宋意见不一。迫于国人的指责，宋主张将借款用在建设上。蒋介石却一再向财政部提出增加军费，使宋没有闹财政独立的余地。因此，蒋、宋之间也似一只烛，燃尽自己为他人照亮前行的路。出现了不协调的现象。汪精卫害怕宋子文拥有西方经济技术援助搞乱了对日外交，于是采取助蒋压宋之势。这样，宋的财政部长就很难当下去了。
贵为总理却连自己的一所房子都没有，夫妇二人一心只为着革命事业，却过着清贫而又充实的生活。南京政府搞东西方平衡外交。但是，日本对宋子文的举动反应十分强烈。当宋子文回国路经日本时，满腹狐疑的日本政府邀请他顺便登岸，与日本政府进行会谈。但宋子文连船都未下，只在甲板上接受日本记者摄影，未发表任何谈话。这使日本政府大为恼火，并确信南京是在拉西方以抗日本。所以，日本把宋子文列人国民党中亲英美派代表，并扬言中国如果引进第三种势力对抗日本，它将采取必要的行动。南京政府此时确已走上了拉西方以抗日本的道路。但是西方各国并不公开反对日本，而是既利用它以牵制苏联，又防止它在中国不断南下。与此相适应，南京政府面对发怒的日本只得设法使它息怒。特别是汪精卫，深知对日外交的利害，绝不敢干引进西方而惹怒东方日本的事情。既然宋子文已经成为日本人攻击的目标，不如让宋子文下台，以缓和与日本的矛盾，同时也可使因美棉麦借款而引起的内部矛盾得到解决。这样，蒋、汪在撤换宋子文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宋子文在1933年10月辞职，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这才是主要的。
宋家发了财
宋子文终于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职务。但是，他不甘寂寞。
全国经济委员会由汪精卫、宋子文、孙科三人任常委，而宋子文却实际主持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他制订西北建设计划，策划币制改革，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以期加快资金的筹措。
这条路他到底能走多远？
宋子文出访回国不久，1933年10月即被撤销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职务。宋氏大权旁落后，开始另辟蹊径，利用同蒋介石、孔祥熙的特殊关系和手中的余权，继续干他的事业。
宋子文的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职务虽被撤销，但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其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务也仍然保留。
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于1931年9月，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张静江等10余人为委员。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各派势力都想利用经济建设的旗号，发展本集团的垄断经济，它们的音调各异，竞争激烈。张静江一度想掌握财政经济大权，以发展他的江浙垄断势力。但当时宋子文掌握着金库的钥匙，不能如愿。张主持的建设委员会被经济委员会取代后，他只好退而经营江南汽车公司、杭州铁路及若干发电厂及矿厂等。在蒋、宋的压力下，张未能“大展鸿图”，导致蒋、张关系破裂。
汪派没有军事、经济实力，陈公博当实业部长，顾孟余任铁道部长，都想背靠汪精卫这个行政院长的政治力量有所作为，所以汪精卫在经受政海风波之后，“以建设求统一”“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的调子唱得很高。不过，财政、经济大权在宋、孔手中，欲有作为，也无从下手。
1933年10月2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第98次纪念周上强调，美棉麦借款归全国经济委员会。该组织由汪精卫、宋子文、孙为治科3人任常委，蒋介石不兼职务。全国经济界人士企图扩大这个组织，以求取得使用借款的优先权，但是汪精卫宣布不扩大机构。同时，宣布成立棉纱统制机构、粮食管理机构，以解决纺织品滞销及粮食产销问题。
为了革命事业，为了爱情，宋庆龄独自抵挡着腥风血雨。10月4日，全国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及国联技术合作委员会顾问拉西曼，开了第一次会议。因汪精卫主行政院，孙科主立法院，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实际由宋主持。会上，宋子文再次强调，棉麦借款全部用作生产与建设需要，而首先要办理的是修公路，加强水利、卫生事业，及成立棉业统制委员会。当天，全国经济委员会发表《统制棉业告国人书》，指出制棉工业既是国家的重要工业，又是危机最甚的工业，抱怨中国农人与企业家无能，警告工人不能“惟提高待遇之是骛”，要求工人与资本家“同舟患难，更应相互保持”。甚至称，“现有棉业不能立足，则对内复兴农业，对外抵御经济侵略，均为空言”。
孙中山先生与夫人宋庆龄女士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10月6日，南京政府令，即以上海买办陈光甫为全国经济委员棉业统制委员会常务主任委员。10月11日，国民党第378次中政会常会决议，除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外，特派黄绍竑、顾孟余、朱家骅、陈公博、祥熙、吴鼎昌、张静江等32人为委员，以建立南京中央对棉业、农业的完全控制。
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由于美棉麦难以售出，几经波折，总计得4350万元。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以借款的40％用于币制改革及整理金融，拨交中央银行1400万元，以600万发展民用航空事业，180万为赣省治标费，100万为治本费。”“续筑7省联络公路拟650万，卫生事业50万，赣省建设事业190万，西北建设事业250万，棉业统制100万，蚕桑改良75万，茶叶改良6．4万，燃料研究10万，调查研究20万，所余作预备费。”
1934年1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宋子文在会上作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报告。他着重说明了从事建设的重要性，并追述了争取美棉麦借款及与国际技术合作的经过。他宣称，经济建设委员会以后的工作，在于制成计划，“内而获全民之赞助，外而得友邦之信仰，经济建设前途，庶有美满之效果”。他又称，自是而后，中国建设“将进入实施时期，当为国人所乐闻也”。宋子文的报告使人们产生了一些兴趣，不管是否会出现使国人乐闻的事情，国民党中央总算提出要搞建设了。
这一时期的建设，据全国经济委员会在1934年12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供的数字，从1933年10月至1935年9月，已经完成或将要完成的有：公路建设，在苏、浙、皖、赣、鄂、湘、豫、闽、陕、甘等10省，共有联络公路2．9万公里。铁路建设主要有5项：（一）粤汉铁路，即汉口到韶关段，于1936年底通车；（二）陇海铁路，即潼关至西安段，1934年底通车；西安至兰州段，1935年初开始航测；（三）计划修筑粤滇川陕铁路，并开始勘测；（四）浙赣铁路，已分段进行。
水利建设，成立了5个委员会，即导淮委员会、广东治河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由各委员会分别提出治理项目。但除导淮与黄河水利两委员会有所安排外，其他委员会形同虚设，除任命一批官吏拿高薪外，无实际措施。
海港建设，计划修建连云港、东方大港、北方大港。但只连云港修建起来了。南京政府在经济建设上叫得最响的口号是“复兴农业”。此举不仅着眼于促进工业的发展，更着眼于消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在广大民众中的深刻影响。在苏区由于实行了土地革命，推翻了地主豪绅的统治，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农村生产力很落后的基础上，便使农业得到迅速发展，显示了无限生命力。红色革命根据地的道路给全国贫苦农民指出了光明前途，这是南京政府最害怕的事情。而“复兴农业”的旗号，正适应了蒋介石在军事“剿共”的同时，进行政治反共的需要。宋子文认为，“复兴农业”的办法有两条途径：一是官办农村建设，二是以学术团体名义兴办农村改革事业。官办的农村建设，首先在红色根据地巩固的皖、赣、湘、鄂4省举办农贷。在这些区域内，当地国民党政府在“剿共”军事的支撑下，由官办乡村互助社、合作社等，与红军争夺群众，破坏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由学术团体举办的农村改良运动，在宋子文主持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支持下，也出现了高潮。
穿行在炮火枪声中的宋庆龄泰然自若，无所畏惧。在宋子文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推动下，1935年6月，蒋介石发起了经济建设运动，称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互为表里。新生活运动着重于道德与精神方面，而经济建设运动则着重于行动与物质方面，一时造成了很大的宣传声势。但是，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是与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密切相联的。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没有渡过之前，什么美援、英援都起不了多大作用。所以，1935年以前，尽管经济委员会开展了不少工作，但不可能使中国经济出现转机。
1936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中国经济也开始活跃。中国农业，由于1936年全国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两年多来又采取了某些促进生产的措施，出现了增产的势头。1936年的中国工业、商业、农业比1935年都有较大的增长。如与国民党统治刚刚建立的1927年相比，1936年可算作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