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共产党关系”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华北事变后，宋子文受命“打通共产党关系”。
一位神秘的牧师手持“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顶风冒雪，直赴陕西。宋子文还指派曾养甫、谌小岑寻找与共产党的联系渠道。
毛泽东亲笔致信宋子文，叙彼此之友情，议国是之大端，纵横捭阖，态度诚恳。
国民党邀请周恩来到广州等地见面，期望周恩来直接同蒋介石面谈。
国共两党多渠道的沟通，多方面的接触，秘而不宣，过程曲折，结果如何？
从1935年开始，蒋介石在继续“剿共”战争的同时，悄悄地伸出一些触角，进行政治试探，谋求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接触。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宋子文参加了沟通国民党同共产党的联系，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活动。
蒋介石、宋子文急于打通渠道，同中共中央进行秘密谈判，同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的急遽恶化和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高涨有直接关系。
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强占东北后，又制造华北事变，策划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在冀东建立伪政权，野心勃勃地把侵略势力进一步伸人中国内地。国难深重，整个中国为之震动。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群情激昂，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中国共产党也于1935年底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国民党上层派系产生了分化。到出现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时，那种认为中国必须抗日而且能够抗日的见解在国民党上层中也逐渐形成比较广泛的舆论。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因此，蒋介石在继续对红军进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同时，开始通过国内外多种渠道秘密同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
在国外，蒋介石密令邓文仪同王明进行接触。这是十年内战中，国共两党重要干部的第一次会谈。1935年初，蒋介石派曾任其侍从秘书的邓文仪为驻苏大使馆武官，具体了解苏联在军事上的意向。当年秋天，邓文仪回国述职，蒋介石面授机宜，命他迅即返回莫斯科，有要事要他去办。这所谓的“要事”，就是通过苏联方面的关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于是，邓文仪与共产党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是，这些会谈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的结果。
在国内，蒋介石将打通同共产党关系的重要使命交给了宋子文。
在国民党的中枢人员中，宋子文曾同共产党人有过接触。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宋子文同毛泽东等几位共产党人有过交往。1924年1月，毛泽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1月，毛泽东又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并以173票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这年上半年，他多次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并数次提出议案。如在1926年3月16日的常委会上，毛泽东提议由中央嘉勉广西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诸同志案，决议通过。在3月19日的常委会上，农民部请任毛泽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案，决议通过。在4月6日的常委会上，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报告，检阅助理刘宜民辞职，以赖岳中充任。毛泽东还报告“现在交通局事务繁剧，增设一助理员以司其职，已委许志行同志充任。”在4月13日的常委会上，毛泽东提议“开办上海党报案。”上海市党部拟请张静江、张廷灏分任正副经理，柳亚子、沈雁冰分任正副主笔。决议：“照准”。在这之后，毛泽东还多次出席过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会议。
主张全国团结抗战的宋庆龄而宋子文则于1924年出任孙中山在广州设立的中央银行行长。1925年任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在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上，宋子文以211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政府常委会委员以及财政部长。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会经常讨论财政问题。
由于宋子文有了这样一段同共产党合作的经历，也由于在九一八事变后宋又多次提出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张，加之宋、蒋之间的特殊关系，蒋介石于1935年下半年指示宋子文打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宋子文遂于1935年底和宋庆龄进行了认真的商议，决定请董健吾去陕北，直接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
被宋氏兄妹看中的董健吾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他1891年生于上海郊区的青浦县，1914年入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学习，曾与宋子文、顾维钧等人同学。1928年经刘伯坚、浦化人介绍，在河南开封秘密加人中国共产党，以传教为掩护，在冯玉祥部从事兵运、工运、农运等工作。后由于蒋介石的“清党”波及冯部，董无法立足，只得潜回上海，以圣彼得教堂的牧师职业为掩护，负责共产党的地下联络工作。
董健吾同宋氏兄妹有较密切的联系。他在宋庆龄的资助下，以圣彼得教堂牧师身份，在上海用教会和“互济会”的名义，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了失散流落在江、浙、沪等地的职业革命者的子女和烈士遗孤。董健吾做过古董生意，宋家在购买字画古董时曾请董健吾出过主意。
1936年1月，宋庆龄、宋子文委托董健吾，带上一封有火漆印的密信，立即动身，途经西安送到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面呈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对董健吾说：“此行成功，益国非浅。”为了途中安全，宋子文、宋庆龄还给董准备了一张由孔祥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签名的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
董健吾将密信缝进贴身背心，冒着风雪，急如星火地直赴陕西。当时，陕北苏区处于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包围之中，要安全进去，必须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因此，董健吾首先在西安会见了张学良。
董健吾以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的身份对张学良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去的。”
张学良根本不相信此话会出自财政部大员之口，说：“你敢在这里提出这样的要求，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枪毙！”
董健吾深知张学良的报国心迹，便畅谈了民族大义和中共抗日主张。张学良深受感动。张学良在致电南京，核实此事后，知道南京政府已派人和中共中央联系，便更加放心地同中共中央加强往来。张学良派飞机送董健吾等至肤施，再派一骑兵连护送他去苏区。
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董健吾秘密来到瓦窑堡，受到博古和林伯渠的接待。董转交了南京方面的密函，说：“走时曾见蒋，据暗露蒋可同意：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戊，顷（倾）蒋尚有款。”
曾经的辉煌与魅力，我们不曾亲历，而今只能在泛黄的岁月里追寻，那个战乱的年代，因有了她而美丽。博古即将这一情况电告在东征前线石楼的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并将董健吾的身份也电告毛泽东等。3月2日，张闻天、毛泽东等要博古、董健吾、周恩来等到前线，共同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因董健吾急于返南京复命，未去东征前线。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宋子文派董健吾送来的和谈信息。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集中各方面的意见，于3月4日联名致电博古转董健吾，并请董转告南京政府。电文为：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周继吾即董健吾。
这是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第一次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为日后的谈判奠定了基础。
第二天，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返回上海，向宋庆龄、宋子文、孔祥熙转达了中共中央的建议。
由宋子文、宋庆龄安排的董健吾的西北之行，还有不少意外的收获。董健吾不仅沟通了国共两党的联系，而且同少帅张学良挂上了钩。在这之后，董健吾多次请求少帅帮忙办事，包括护送毛泽东的孩子出国避难这样的事。
1930年11月14日，毛泽东夫人杨开慧在长沙被敌人杀害，湖南共产党组织想方设法将8岁的毛岸英、6岁的毛岸青和4岁的毛岸龙转移到上海，由毛泽民接送至陶尔裴斯路341号（今南昌路48号）大同幼稚园。这是由中共地下党领导、中国革命互济会创办，董健吾负责的一所幼儿园，目的在于抚育革命烈士和党内同志的子女。蔡和森的女儿蔡转，彭湃的儿子小丕，恽代英的儿子希仲，李立山的儿子李力，都在此园寄养过。不久，毛岸龙患急性痢疾，送广慈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这时，大同幼稚园的内情被敌人察觉，董健吾当即决定，解散幼稚园，转移儿童，并将毛岸英、毛岸青留下直接抚育。后来，虽然党组织受到破坏，董健吾已失去共产党组织的资助，但他始终细心照料毛岸英、毛岸青。
1936年，董健吾同共产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通过少帅张学良的关系，把毛岸英、毛岸青送到法国，然后转到苏联读书。这件事是董健吾陕北之行的意想不到的而又重要的收获。
毛泽东主席接见宋庆龄女士。一位伟大的领袖和一位伟大的女性相聚，才彰显出无尽的深意……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对董健吾带回的中共中央的谈判条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很快作出了反应。6月底，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的名义函复中共中央，虽然没有提到共产党提出的谈判条件，但表示赞同“联合抗日”的主张。这样，国共两党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终于接通了。蒋介石、宋子文以及陈立夫等人，为了从多种渠道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还指派曾养甫、谌小岑寻找与共产党的联系渠道。
曾养甫当时担任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同南京政府的许多核心人物关系密切。曾养甫承担了打通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使命后，于1935年11月，找到其部下铁道部劳工科科长谌小岑，托他办理此事。
曾养甫告诉谌小岑“宋子文的抗日决心和办法”，并且说：“争取英美援助的工作都是宋子文担任的。”“蒋介石终于要进行长期的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成功后共产党的政治地位问题还要好好研究”，“但是共产党的合法性是肯定的。”
周小舟谌小岑在五四运动中参加过周恩来、邓颖超领导的觉悟社，与一些进步入士有联系。他知道曾养甫“同宋子文也是很接近的。他曾在美国留学，属于英美派”。他也很清楚曾养甫所说的“打通共产党关系”并不是曾个人的想法，而是南京政府蒋介石、宋子文等人赋予的重要使命。因此，谌小岑迅速地通过中共领导的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吕振羽，同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
中共北平党组织派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通知吕振羽，立即去南京，探明此事系何人发动和主持。1935年11月底的一天，吕振羽到达南京，当晚，就由谌小岑陪同到曾养甫家，曾表示“自己秉承宋子文意旨办事，希望吕振羽找一个共产党方面谈判的线索。”
1936年1月，周小舟到达南京，向吕振羽传达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提出国共合作谈判的条件是：
（一）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等。
吕振羽立即通知谌小岑谈判线索已找到，要求国民党方面保证共产党方面往来人员的安全和通讯自由，不得加以检查、扣留，曾养甫答应可以保证。
周小舟即同谌小岑见面。谌小岑向周小舟介绍了曾养甫的情况，说：“一般人都认为曾是CC分子，但我知道他同宋子文关系密切”，又说：“迄今为止，这种接触可能是宋子文在主持。”周小舟同谌小岑见面后，返回北平。
吕振羽在同曾养甫的谈判中，正式提出了共产党的上述两项条件，曾养甫代：表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四点要求：
（一）停止土地革命；
（二）停止阶级斗争；
（三）停止苏维埃运动；
（四）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等活动。
吕振羽立即将国民党的四点要求向周小舟作了书面报告。
1936年3月，周小舟第二次到南京。带来了向国民党提出的六项要求：（一）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抗日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抗日民主权利；（二）由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四）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六）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
周小舟还带来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签名盖章，用墨笔书写在白绸上的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人的信件，每封信均附有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经过中共北方局代表与谌小岑等多次会谈后，于1936年6月底7月初，达成了一项由双方代表共同签字认可的谈话纪录草案。该草案商定了全国统一、共同抗日、以国民党为主导力量等基本原则，以及在此原则上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具体方法。在此记录基础上，谌小岑起草了一个正式协定条款。
接着，曾养甫与周小舟在国民政府铁道都二楼曾养甫的办公室进行了会谈，谌小岑、吕振羽都参加了。周小舟系统地讲述了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愿望和六项要求和条件，并对国民党的四点要求作了回答。然后，双方就国民政府作为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问题，南方游击队集中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等进行了讨论。在领导权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周小舟离南京前，交待吕振羽必须取得国民党方面对我方六项要求的肯定回答。为此，吕振羽又和曾养甫面谈了五、六次，并要谌小岑写书面材料。
7月，曾养甫又找到吕振羽，对他说：希望两党主要干部会谈或者周恩来来南京，或者我、张冲去延安。但是，7月底，曾养甫被任命为广州市长，他的陕北之行就不可能实现了。由于这时南京当局已直接和中共中央联系，而不重视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这条线的联系，所以10月问中共中央正式通知中共北方局不必与南京方面接触，统一于党中央，这条渠道的使命遂告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