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的风云
日本投降后，四大家族大发劫收财，乘机膨胀官僚资本。国民党接收大员“五子登科”，抢占房子、车子、条子（黄金条）、女子、票子，激起民怨沸腾。
身为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在检讨报告中摆出各种理由，为自己和政府开脱罪责。
事实胜于雄辩。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件件质询案，使宋子文理屈词穷。
经过全国人民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坚持独裁内战的方针，在军事上抢占战略要地，在经济上则派遣大批官员到收复区接收敌伪物资，掠夺人民财产。
在日本宣布投降之时，宋子文还在国外：宋子文1945年8月下旬回国不久，就主持了接收敌伪物资事宜，乘机膨胀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
1945年9月5日，重庆国民政府决定，在陆军总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谷正纲、肖毅肃为副主任委员。各战区、各省市亦相应设立党政接收委员会。
宋子文于1945年10月呈请蒋介石批准，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负责，各省市相应设立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
宋子文此举，实际上是将原来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主持的敌伪产业处理大权，集中到行政院的直接掌握之下。
当时，形形色色的接收大员涌人收复区，以接收日伪财产为名，大肆劫掠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资财。这些接收大员每到一地，首先抢占房子、车子、条子（黄金）、女子、票子（钞票），被人们讥讽为“五子登科”尽管宋子文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国民党接收大员们“五子登科”的贪污舞弊现象，但是仍然为国民党政府聚敛了大量财富。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宋子文于10月11日到达上海，以“遵照总裁谕令”为名，限各国民党机关及军队3日内将所有接收封存物资，开列清单报告。同时，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处，接收各机关所封存的物资。
此后，宋子文又亲自前往北平、天津、青岛、广州等重点地区，召集各地方军政官员，会商和布署接收处理事宜。
平津地区特别引起宋子文的关注。宋子文于12月底到达北平后，于12月31日在居仁堂召集平津地区国民党军政要员30余人开会，其中心议题就是“调整接收处理事项”。紧接着，宋子文又于1946年1月1日，在北平发表演说，宣称要“对内力谋恢复交通，稳定物价，对外确定汇率，发展国际贸易”。1月2日，宋子文设午宴招待全体在北平的参政员，听取他们关于北方各问题的意见，谋求得到他们的支持。
宋美龄在开罗会议上，尽展自己才华与智慧。被丘吉尔誉为他在世上最欣赏的少数女性之一。显然，无论是在国民政府内，还是在各省、市、各地区，究竟由谁来掌握敌伪产业的接收处理大权，无疑是一件令许多人眼红的大事。它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权力以及物质利益的再分配问题。
为了这种“再分配”，宋子文绞尽脑汁，费尽口舌。北平是历史古城，名胜古迹比比皆是。但是，宋子文来到北平后，根本无暇出门，“几乎终天都呆在居仁堂”，同有关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们讨论敌伪产业究竟该属哪个机关接收。
“屋漏偏逢连夜雨”，遍体鳞伤的宋子文来去都已憔悴经过一个星期的争争吵吵，通过一次又一次地讨价还价，许多事情仍然难以决定。最后只是初步决定了几个原则：
（一）未开工而性质相同的工厂，合并开工。
（二）敌伪为战争临时需要而设，而目前缺乏市场之工厂，一律停办。
（三）敌人在战时所设的各种经济机构，一律取消。
宋子文与孔祥熙的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这样的时刻不知宋霭龄会有怎样的想法？1946年1月7日，宋子文离开北平，赴天津“视察”。临行前，有报刊对他的这次北平之行作了如下报道：
“宋院长在北平已经完成他大部分的工作，明天就要到天津去。那里的大沽新港和几个大工厂，将是他视察的主要目标。宋院长落平一周，办理了两件大事：邮电加价暂缓实行。如果按照全国一律的价格，华北人民将以两块钱送一封信，变成二十元送一封信，新闻记者拍急电到上海去将从每字八角跳到两元，一旦实行，以对物价的影响，不问可知。他成立代表最高权力的政院办事处，解决接收中不合理的现象，一个大门只准贴一个封条，而且还要迅速地把这一个封条撕掉，让里面的马达转动起来。”
实际上，这两件“大事”只能算一件。邮电加价暂缓实行，仅仅是“暂缓”几天而已。不久，由于宋子文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失败，更由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濒于崩溃，全国各城市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心惶恐。而成立所谓的“政院办事处”，掌握接收敌伪资产的权力，这可能称得上是宋子文在北平办的一件“大事”。
亲密的姐弟关系，却因各自利益的得失，而越来越疏远。此时的亲情显得有些不堪一击。经过宋子文的紧张活动，上海、北平、天津、青岛、广州等地区的大部分敌伪产业均被其“接收”。如平津地区有163个工厂改由国民政府经济部重新接收。据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行政院公布的数字：共接收敌伪物资价值6200亿元之巨。其实，这个数字已被大大缩小了，因为大量的敌伪物资在接收过程中，被接收大员鲸吞、隐匿、变卖了。
宋美龄会见鲍罗延夫人。在对敌伪产业的接收处理过程中，尽管贪污舞弊现象极为严重，以至于人们讥“接收”即“劫收”，但是宋子文仍为蒋介石政权聚敛了大量财富。据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统计，仅中央银行就接收伪中央储备银行库存黄金55．3492万两、白银763．9323万两、银元37．1783万枚、美金550万元，伪中国联合银行库存黄金17万两、美金1020．1460万元和2．6544万英镑。另外，各城市还陆续上缴处理敌伪产业所得收入。仅平津地区，便上缴所得收入1000亿元，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区则解空3800多亿元。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集团在“接收”的名义下，攫取了日伪榨取中国人民血汗聚敛的巨额财富。
宋子文还利用划归行政院的资源委员会，控制了全国的钢铁、煤矿、石油、有色金属、电力、机电、化工等行业，并扩展到水泥、糖、盐和造纸工业。还成立了中纺公司，接管了日本在华全部纺织设备。他还在资金、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方面大力扶植上述为国民党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这样，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以空前的速度迅速膨胀，众多的民族工商业则日益陷入困境。
将自己的青春挥洒在这个政府，得来的却是蒋宋积怨的加深，乃至爆发。宋子文指令财政部以大大压低币值的伪币收购办法，对各阶层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1945年9月26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11月21日，公布《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前者规定流通于华中和华南收复区的伪币中储券200元兑换法币1元，后者规定流通于华北沦陷区的伪币联银券5元兑换法币1元，并规定限期、限量兑换。按照当时这些地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批发物价总额比较，这两种伪币与法币的实际比值分别约为35：1和0.5：1。据有人估计，仅通过这种掠夺式的货币兑换手段，国民政府就从“收复区”人民手中攫取了2亿美元之巨。
抗战胜利时，收复区的人民曾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抱有很大的希望。然而，这种掠夺式的“劫收”，使人们对它抱有的希望迅速归于破灭，广大收复区民众无比愤慨地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有的报纸公开发表文章说：“这一带无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众不得聊生。他们痛苦极了，比未胜利时还痛苦。”文章称国民党政府的“接收”给广大人民带来“一片胜利的灾难”。
宋子文离去，蒋介石面露欢颜。而宋美龄却为此愤愤不平，毕竟一奶同胞，血浓于水。美国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也承认，“国民党文武官员在自日本手中收复之地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们自己的声望”。
淡然回首，浮华依旧，斜睨一笑，风华万种。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历时17天，通过了一系列议案，全面推翻了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各种决议，继续坚持独裁统治。
自古红颜多薄命，无论在何种时代，女性的自立就是对自已最好的关爱。3月9日，作为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在六届二中全会第九次会议上作了政治报告。这个名为“政治”的报告，实际上是“经济”检讨报告。宋子文说：“本席今天奉命作政治报告，在政治方面包括的部门很多，行政院已经将一般的工作报此时的外滩上，平常的百姓为生活而艰基的忙碌。而彼时的黄浦江上却是恶浪滚滚。告印好，分送各位同志检讨……今天本席报告的，是当前最要紧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目前的经济状况，可以说人人都不满意，这是势所必然的。即本席个人，亦觉得不但不能满意，而且是极不满意的一个人。不过本席绝对没有推诿卸责的意思，现在但用事实向各位同志报告，历史敦训我们，没有过去，即不能有现在，没有现在，不能有将来，所以要谈经济状况，必须要追想过去，要明白现在，然后可计议将来。”
无论宋家姐妹怎样地尽自己的努力去关心张学良一家，也不能给予他宝贵的自由。图为囚禁时的张学良（右一）。宋子文这个报告的开场白，有两点值得注意：
在西安事变后，宋子文觉愧对朋友，一怒而走上海，张学良从此失去自由逾半个世纪。第一，他提出经济问题，“是当前最要紧的、最严重的问题”。这个提法是十分微妙的。蒋介石在六届二中全会的开幕词中说：“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义是密切相关的，政治问题得不到切实的解决，经济建设就无法进行。”显然，当时，蒋介石将所谓的“政治建设”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宣布：“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的修改宪草原则有若干点实在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这不仅各位已经感觉到，我个人也有同样的感觉。”“我绝对不会抛弃五权宪法而不顾的。”要“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蒋介石的这些讲话，宋子文都是亲耳听到的。但是，宋子文在会上称“经济问题”为最要紧的问题，这是否表示了宋子文的歧见呢？
第二，他企图推卸经济状况日益混乱的责任。尽管他声称“绝对没有推诿卸责的意思”，但是，又提出要“追想过去”，“明白现在”实际上是把责任全部推掉。
胡适，学者、诗人。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闻于世。因他与孔祥熙交好，孔为自己利益向蒋进言将其派往美国任大使，但与宋子文颇有矛盾。宋子文在报告中，将财政经济状况混乱的原因归咎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日军的“最后一战”，“支出日见增大”。他说，他奉命担任行政院长之时，正是日军向贵阳推进之时，也是抗战最危险的阶段。支出一天比一天膨胀，收入一天比一天减少。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抗战虽然胜利，战争已经结束，而因为在这样长久的抗战期间，所受的物质和人事的损失，财政上的损害，以至有今日经济上这样的困难。”
第二，“战后英、法诸国经济同样困难。”
宋子文虽效力于国民政府，可对毛泽东的领袖风范还是赞赏有加。图为毛泽东主席会见宋子文。第三，“我国经济不安。”宋子文又谈到了经济不安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一切重要的物资，因为抗战中长期消耗，全国物资供应不能平衡，物价自然上涨。其二，抗战期间，后方区域缩小，收入日益减少，支出却是日增。其三，交通方面因长期战争，敌人破坏及经济封锁的结果，交通工具逐渐减少，运输工具逐渐减少，运输物资的效能也日形低落，几乎达到完全停顿的状态。其四，经济生产能力，因原料缺乏，交通阻滞，并受敌人之破坏等种种关系，以致日趋薄弱。
无子无女的宋美龄晚年的生活甚是凄凉，好在有孔家的兄妹照料倒也少了一丝孤独。图为孔令浚（宋霭龄之女，左）、宋美龄（中）、孔令倪（右）。绿树成荫，繁华似锦，却难掩那黯然的寂寞。图为宋子文旧居。宋子文谈了这么多的原因，没有一条与他有关。
怎样改变经济的混乱状况呢？
宋子文报告了他所采取的措施。其中主要的有三条：
无限风光成往事，何妨乘风远扬，终老异乡第一，“为谋收支平衡，同时裁军增税”。他说，政府的应付方略，是谋收支平衡。他认为，“政府支出最大的是军费”，在抗战时期为争取胜利，不能裁军队，现在抗战结束了，此次在南京举行军事会议，由253师减为90师，国家负担可以减轻。
第二，“整顿税收之外，处理敌伪产业”。他说：本席也听到有人批评，说接收敌伪产业情形紊乱。这大概是指开始期而言。在日本投降的时候，本席还在国外，但既然担任行政院长的职务，在开始接收时的紊乱情形，本席当然不能辞其咎的。接着，他又自我表白了一番。他承认在开始接收时，党政军各机关去接收的有十几个机关，封仓库、封房屋、拿汉奸嫌疑人犯，情形紊乱得很。但他认为在行政院主持敌伪产业接收事宜后，情况有了改变。
第三，“开办对外贸易，采用弹性汇率”。他所说的“对外贸易”，实际是争取美、英援助。
当年枝繁叶茂的宋氏家族，随着成员的一个个凋零，也渐渐地零落了。图为宋子安在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上，宋子文还在一次发言中提出，现在情形已不同于抗战期间，必须减低国库负担最重的军费。
对于这个“报告”和宋子文所主持的行政院的工作，国民党的代表们感到不甚满意，并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中，对宋子文主持的行政院的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该《决议案》指责行政院的工作“实未能满足此一重大时期之要求”。“政府对于六全大会所定政纲执行不力，尤以财政经济多所贻误，均无可讳言”。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惟有归去。该《决议案》对行政院的工作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检讨”：
一、多年以来，官僚主义早已构成政治上最大弊害，而以敷衍塞责，假公济私为尤甚。
二、公教人员及军警待遇不合理，为年来效率低下、纪纲废弛之一大原因。
三、机构之庞大繁复与法令之纷歧抵触，以致权责不清，减低效能。
四、人事与政策之不相配合，为政治上一畸形现象。
宋子文作的《政治报告》，遭到国民党内许多人的抨击，并且见诸文字，言语之尖刻，态度之严厉，是他料所不及的。
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以后，蒋介石积极进行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宋子文继续受到国民党内各派系的责难。
1946年3月20日，国民党召开了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大会，企图使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撕毁政协决议的作法合法化。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这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