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吃甜馅的饺子……”
老太婆恶狠狠地转过身来。
“你这个斜眼魔鬼闹得我连祈祷都做不成。狗崽子，我马上让你吃个够！”说着随手从长凳上抓起一根鞭子。那孩子顿时跑得没了踪影。炉子后面的两个女孩忍不住扑哧笑了起来。
老妇人第三次开始祈祷。
保尔没有等哥哥回来，就站起身来走了。他在关栅栏门的时候，看见老太婆在边上的小窗户里探头探脑地监视他。
“阿尔乔姆真是鬼迷心窍，怎么会被勾引到这儿来的？现在他是到死都摆脱不掉了。”保尔走在小城空寂无人的街道上，闷闷不乐地想，“我还想吸引他参加整治活动呢。”
在这僻静的小镇里，当他在街上信步漫游时，心中出现了莫名其妙的压抑感。令他感到高兴的是，明天他就要离开这里回到城里去了。那座城市以其雄伟的景象，沸腾的生活，川流不息的人群，电车的轰鸣和汽车的喇叭声令他神往。而最具吸引力的还是那些巨大的石头房子、煤烟熏黑的车间、轰鸣的机器以及滑轮柔和的沙沙声，他向往那已经习惯的一切。对他来说，大城市是那么的亲切可爱。那里有工作可做，也有意志坚强、朝气蓬勃的伙伴们。
保尔不知不觉地走到松树林前的岔路口，站住了。路的右边是一座阴森森的旧监狱，又高又大的木栅栏围绕着它，把它同松林隔开。监狱后面是医院的白房子。
就是在这个空旷的广场上，瓦利娅和她的同志们被处以绞刑。保尔在过去放绞架的地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向斜坡走去。他顺坡而下，来到埋葬烈士的墓地。
不知道是哪位好心人，给这小小的墓地围上了绿色的栅栏，还在一排排的墓前摆放了用云杉枝编的花圈。陡坡的上方耸立着一棵棵挺拔俊秀的松树。峡谷的斜坡上长满了绿茵茵的嫩草。
这时小镇的边缘，幽静而凄凉。松林在低声细语，复苏的大地散发出略带腐味的春天气息。为了使那些出身贫寒、生来为奴的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同志们在这里英勇就义了……
保尔缓缓地摘下帽子，一股巨大的悲痛和忧伤充满了整个心灵。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终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由此，应当赶紧生活。因为突如其来的疾病或意外的悲惨故事都有可能使生命中止。
保尔怀着这样的想法，离开了公墓。
忧伤的母亲在家里正在给儿子收拾上路的行装。保尔仔细地打量着妈妈，发现她在偷偷地流泪。
“保尔，你就不能留下不走吗？我已经老了，一个人过日子多苦啊。不论你养多少孩子，一长大就都飞走了。城里有什么让你那么牵肠挂肚的？这里还不是一样过日子。莫不是你也看上了谁？反正你们什么都不告诉我这个老太婆。阿尔乔姆娶亲的事，一点也没告诉我，你是更不用说了。只有等你们病了，或者受伤了，我才能见到你们。”母亲一边把儿子简单的几件换洗衣服放进干净的布袋里，一边轻声地诉说。
保尔抱住母亲的肩膀：
“亲爱的妈妈，我发过誓，不把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灭光，我就不谈恋爱。你说什么，还要等很久？不，妈妈，资产阶级已经支撑不住啦……一个人民大众的共和国就要建立起来了，要把你们这些干了一辈子活的老头和老太太都送到意大利去养老，那个国家在海边，很暖和。妈妈，那里从来就没有冬天。我们要让你们搬到资产阶级的宫殿里去住，让你们在阳光下晒晒这把老骨头。我们去消灭那里的资产阶级。”
“孩子，你说的那种故事里的好日子我是看不到了……你那个在船上当水手的爷爷也是这样不安分。他像个土匪，愿上帝饶恕我！当年他参加过很多战役，回到家里时丢了一只手和一条腿……胸前倒是挂了两个十字勋章和两块挂丝带的五十戈比沙皇银币。可是到老死的时候，还是穷得叮当响。老头子的脾气倔极了。有一次用木棒敲了一个官老爷的头，为这事蹲了差不多一年的大狱。十字勋章也帮不上忙，照样蹲监狱。我看你啊，就跟你爷爷，两个人一模一样。”
“妈妈，分别的时候我们干吗要这么不开心呢？把手风琴递给我，我已经好久没有摸琴了。”
他把头靠在那排用珠翠做的琴键上。他演奏的乐曲清新明快，使母亲感到非常惊讶。
他的演奏风格和过去迥然不同了。琴声里已经没有了那种随心所欲的旋律，没有那种桀骜不驯的音调，也没有使这个青年手风琴手曾经闻名全市的那种如痴如醉的豪放风格了。现在的乐曲声和谐悦耳，铿锵有力，但比过去深沉多了。
保尔独自来到火车站。
他劝母亲留在家里，因为他不愿让母亲在分别时伤心流泪。
列车开动后，保尔占了一张上铺，很快就睡着了。
在军区特勤部的传达室，值班警卫队长告诉保尔：朱赫来两个月前已经调往别处了。现在去哪儿呢？保尔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离这儿不远的大学环形路上的那座房子。本来嘛，除了朱赫来，他最想见的同志就是丽达了。
老远就看到楼拐角处的一扇窗子里亮着灯。他竭力保持平静，拉开了那扇橡木大门。他在楼梯口停了片刻，用拳头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位陌生的青年女子，鬓角垂着一圈圈卷发。她用疑问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
“您找谁？”
她没有关门。保尔迅速扫了一眼房间里陌生的摆设，心里已猜到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
“可以见见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吗？”
“她不在这，一月份就去了别处。”
保尔无可奈何，只好转身走了。回到这座城市的喜悦心情顿时被冲淡了许多。
省团委里还是跟从前一样热闹。大门口人来人往，进进出出，走廊上，房间里人头攒动，办公室里只听见打字机啪嗒啪嗒地响着。
保尔在走廊上站了一会，仔细观看，看有没有熟人，结果一个也没有，就径直进了书记办公室。省团委书记穿着一件蓝色衬衫，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他瞟了保尔一眼，又继续埋头写他的东西了。
保尔在他对面坐下，注意观察着这个新来的省团委书记。
“有什么事？”书记写完了一页纸，在上面打了一个句号，然后问保尔。
保尔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说：
“同志，我现在需要恢复团的组织关系，派我到铁路总厂工作。请您下个指示办一办吧！”
书记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犹豫不决地说：
“当然，团籍会恢复的，这没问题。但是再派你去铁路总厂，就不太方便了。那儿已经有了茨韦塔耶夫在干了，他是这一届的团省委书记。我们派你到别处去吧。”
保尔眯起眼睛说：
“我去铁路总厂不是为了妨碍茨韦塔耶夫的工作。我是到车间去干我的老本行，不是当共青团书记。再说，我的身体还很虚弱，请你不要派我去干别的工作。”
书记同意了，便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了几个字：
“你拿着这个去干部登记处，他们会给你办妥的。”
但是当保尔拿着证明来到登记处的时候，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却说从来没有过这样死而复生恢复团籍的文件，这令保尔大为光火。
当跟保尔熟识的奥库涅夫和大家一起进入房间的时候，他们见了面，惊喜交加。同志们让保尔把他所经历的事从头讲述了一遍。同志们出自内心的喜悦，出自真诚的友谊和同情，热烈地握手，友好地用力拍肩打背，使保尔把这些都抛之脑后。
最后，保尔把无法恢复团籍的事告诉大家之后。大家都气愤地叫了起来，一起去了书记办公室。
保尔终于又回到了这个大家庭当中。
日子过得飞快。没有哪一天是平平常常的，每天都有新内容。每天早上，保尔在安排一天的日程时，常常苦于时间太少，总有一些想干的事干不成。
保尔住到他的朋友奥库涅夫那儿去了。目前，他在铁路总厂里当电工的助手。
保尔同奥库涅夫争论了很久，最后终于说服了奥库涅夫，同意保尔暂时不担任领导工作。
“我们人手不够，你却想在车间里过悠闲的日子。你别老拿你的病来搪塞我，我自己也得过伤寒，病好以后，有一个月时间还不是拄着根棍子去上班。保尔，我可是了解你的。这绝不是原因。你告诉我，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奥库涅夫固执地刨根问底。
“的确有原因，奥库涅夫，我想学习。”
奥库涅夫得意洋洋地叫起来；
“啊哈！……原来是这样啊！你想学习，难道你以为我不想学习吗？老弟，你这是自私自利。这就是说，让我们忙得焦头烂额，而你去学习？这可不行，亲爱的，明天就到组织部去上班。”
但是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奥库涅夫最后还是让步了：
“好吧，给你两个月时间，暂不安排工作，可要领我的情啊。”
但是也有人对保尔回厂来工作存在戒心。代替保尔位置的是茨韦塔耶夫。他以为，保尔一回来，必然就有一场领导权的争斗，于是他做好了反击的准备。尽管保尔已经说过不会担任领导工作，但是他对于全团的影响力仍然存在。
有一次，茨韦塔耶夫走进车间，惊奇地看到保尔带领着全团团员和三十几个非团员擦洗窗户和机器，刮掉多年积下的污垢，还将所有的废物和垃圾运到户外。还用油漆将机器涂得崭新发亮。
茨韦塔耶夫看到车间在保尔的带领下，渐渐地变了样。
每天晚上，保尔都是在公共图书馆里度过的。他和图书馆里的三位女管理员混得很熟。他大动脑筋，磨破嘴皮，如愿以偿地在图书馆里可以自由地翻阅各种图书。保尔把梯子靠在大书橱上，坐在梯子上，一连几个小时一本一本地翻看，寻找他最感兴趣和他所需要的书。这里大部分是新书。这里还有俄国国内战争时期偶然收藏的几本小册子，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杰克·伦敦的《铁蹄》，还有几本其他的书。在旧书堆里，保尔找到了长篇小说《斯巴达克》。他花了两个晚上读完了这本书，再把它放到另一只书橱里，同高尔基的一摞作品放在一起。他总是把那最有意思和内容相近的书排在一起。
图书管理员从不干涉他这样做，因为如何摆书，他们都无所谓。
一桩看上去似乎无关紧要的小事，突然打破了全厂共青团组织那种单调的平静：车间中一个团委委员粗心大意，不负责任地弄坏了一只昂贵的钻头，而且拒不向工长承认错误。因为这件事保尔和茨韦塔耶夫争论不休。保尔严厉地说：
“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向这种玩忽职守、自由散漫的行为发起猛烈地进攻。老工人们一针见血地说过去替老板干活还干得好些，给资本家干活也干得仔细些，而现在，我们自己当家作主了，却出了这种事，是不能原谅的。因为我们不仅没有和这种不良的现象进行严肃地斗争，相反，还用各种借口来包庇。就像他们所说的，完全可靠的自己人，弄坏一个钻头，那有什么了不起，而工长却是外人。但是一个外人知道爱护国家财产，我们却去故意毁坏它，该如何解释这种荒诞的事呢？”
机务段党委书记茨韦塔耶夫把保尔的发言看作是对整个团组织工作现状的全盘否定，是在破坏茨韦塔耶夫的个人威信。
激烈的争论持续了三个小时，直到很晚还没有结果。茨韦塔耶夫竟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压制民主，要保尔在进行表决前退出会场。但是保尔决定把这个问题带到党的会议上继续讨论。
保尔把房门带上，用手擦擦发烫的额头，穿过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往大街上走去。在街上，他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点了一支烟，朝托卡列夫住的那间小屋走去。
保尔到了托卡列夫家的时候，他在吃饭。
“讲给我们听听，你们那儿有什么新闻？给他盛碗粥来。”托卡列夫一面让保尔坐下，一面对妻子说。
以前，托卡列夫在铁路总厂工作的时候，保尔经常上他家去，一去就坐到深夜才走。但是这次回城以后，他还是第一次来看老人。
老钳工专心地听保尔所讲的情况，自己什么也不说，只是忙着用匙子吃饭，时而嗯嗯地附和着。吃完饭之后，他用手帕擦擦胡子，清清嗓子，对保尔说：
“当然，你是对的。我们早该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出来了。铁路总厂是区里的重点单位，应当从这里着手。这么说，你跟茨韦塔耶夫发生冲突了？这可不好。这个青年很自高自大，但你以前不是很会做青年工作的吗？对了，你现在在铁路总厂担任什么工作？”
“我在车间什么都干一点。我在团支部里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那你在团委里负责什么呢？”
保尔不知如何回答。
“当初我身体不好，我还想多学点东西，没有正式从事领导工作。”
“你看，问题就出在这儿！”托卡列夫不满意地大声说道，“孩子，你知道，身体还没有复原倒还能算个借口，否则真该训你一顿。现在怎么样？你身体好点了吗？”
“好点了。”
“嗯，那你就正式地开始工作吧！没有必要再推了。谁见过袖手旁观就可以把事情办好的？再说，谁都会说你是逃避责任，你也有口难辩。明天你就去把这种状况改过来，我还要好好说奥库涅夫一顿。”托卡列夫的语气显得不大满意。
“大叔，你别去责怪奥库涅夫，”保尔赶紧为奥库涅夫说情，“是我自己求他别给我压担子的。”
托卡列夫轻蔑地嘘了一声，说：“你求他，他就照你的办，是不是？唉，拿你们这些团员毫无办法……来吧，孩子，按老规矩给我念段报纸吧……我的眼睛越来越不行了。”
党委统一大多数团委委员的意见，向全体党员提出了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每个党员在工作中都应当以身作则，成为遵守劳动纪律的模范。茨韦塔耶夫在会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第二天，铁路总厂的墙报上登载了几篇文章，引起工人们的注意。他们大声朗读这些文章，并且议论纷纷。晚上，召开了团员大会，盛况空前，出席的人特别多，会议的中心还是关于这些文章。
弄坏钻头的团员被开除出团，团委会增补了一名新委员，担任政治教育部长，这个人就是保尔·柯察金。
会上，人们安静、认真地听取了团委书记的讲话，他谈到了铁路工厂在进入新阶段后所面临的新任务。
散会以后，保尔在外面等候茨韦塔耶夫。
“咱们一起走吧，有些事我们要谈一谈。”他走到团委书记跟前说。
“谈什么？”茨韦塔耶夫粗声粗气地说。
保尔挽住他的胳膊，和他并排向前走了几步，在一张长凳子跟前站住了。
“咱们坐一会吧。”保尔自己先坐了下来。
茨韦塔耶夫吸着烟，手里的香烟忽明忽暗。
“茨韦塔耶夫，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一阵沉默。
“原来你要谈的是这个呀，我还以为是谈工作呢。”茨韦塔耶夫故作惊讶，不大自然地说。
保尔把自己的手掌紧紧按在他的膝盖上，说：
“算了，别装模作样了！这可是外交家的辞令。你老实地回答我：你为什么老是看我不顺眼？”
茨韦塔耶夫不耐烦地动了一下身子。
“你干吗缠住我？我记恨你什么？我曾经亲自建议你来工作。你当时拒绝了，可现在倒好像是我在排挤你。”
保尔听出他话里毫无诚意，但仍然把手放在茨韦塔耶夫的膝盖上，激动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