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突破底线的根源，往往是因为一个“贪”字。先哲有言：“祸莫大于贪。”贪财的贪污受贿，中饱私囊；贪位的投机钻营，窃踞高位；贪权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色的拈花惹草，偎红倚绿。贪则智昏，不计后果；贪则心狂，胆大妄为。因此，要想坚守做官的底线，首先要做的就是戒贪。贪如滚滚江水，不遏则滔天。“贪”就像一只毒蝎，毒害着人们的肌体，腐蚀着人们的灵魂。戒贪对普通干部固然重要，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更需警钟长鸣。因为地位高了，诱惑多了，吃点、拿点、收点有条件了，献殷情的人也多了，往往觉得“盛情难却”。“难却”的背后，实质是贪欲在作祟。贪心是无止境的。防止突破底线，最重要的是要明白“知足者富，知止者久”的道理，在财情面前，清心寡欲，在色情面前坐怀不乱，在人情面前公私分明。保持重事业、淡名利的健康心态，自觉做当荣之事、拒为辱之行，以实绩求进步、以品行树威信、以作为得地位。这是对领导干部最为严峻的考题，答对了，长治久安，答不对则成千古恨事。
青岛市的优秀党员领导干部郭京荣就是一个值得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郭京荣到青岛市环保局城阳分局工作近5年来，自觉做到廉洁自律，经常带领同志们下乡到企业执行公务，5年来从来都是坚持回局吃饭，很多时候，哪怕超过午餐时间，他也会提前给办公室打个电话，让伙房给留饭。他从政的几年来，从来没在企业吃过一顿饭。有的企业派人给他送购物卡，他第二天就送还给人家。
他住在四方区双山部队的房子，平时上下班都坚持坐公交车到李村后，再换乘单位的大班车。每天早晨6时30分就要出家门，晚上6时多才回家，每天来回要70多公里，他没有怨言，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特殊要求。他老家是平度市偏远的农村，回老家带东西看老人，考虑到乘坐公交车不方便，单位给他安排了一辆车，他对办公室主任说：“规章制度已经规定了公车不准私用，我是分管领导，怎么能带头违反规定呢？如果今天我用了车，以后如何管理别人呢？“他坚持坐公交车回了老家。
郭京荣深知要适应形势发展和工作的要求，他在日常工作中始终严格要求自己，经常给自己敲警钟，一定要守住底线，自觉做到：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从政。
陈毅同志曾说过“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因为一个“贪”字，成克杰、李真……他们的名字早已挂上了腐败的标签。这些曾经功名显赫的高官突破了底线，不但失去了为官做人的根本和资本，而且还受到了纪律的制裁和道德的谴责。
“邪生于无禁，欲生于无度”。领导干部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底线”，筑牢“防线”，决不能为一己之私放弃原则，决不能为捞取好处损公肥私，决不能为蝇头小利自毁名节，决不能为眼前利益以身试法。
以德服人，尽显领导之风范
“德”是获取人心的最佳利器，同时也为自己增添了强大的德商感召力。因而，惟有“以德服人”的成功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领导威信是指领导者在被领导者心目中的威望和信誉，是使被领导者信任和服从领导者的一种精神感召力。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威信如何，对事业的成败至关重要。高尚的品格是领导威信的灵魂。具有优秀品格的领导者常常有巨大的号召力、说服力。好的品格会使人产生敬爱感，并引导人们加以模仿和自觉认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道理就在于此。一个现代领导者仅仅依靠权力因素来实施领导活动是一种片面和无能的表现，关键在于通过自身的高尚品行形成一种人格力量和模范表率的先导作用，以此来引导和影响组织氛围，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发展的权威效应。
孔子很早就看到了“德”的重要作用，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就是讲，管理者要用道德来治理政事，这样，一个领导者将像北极星一样，在自己的位置上受到众星的拱卫和拥护。山东青岛双星集团的老总汪海和江苏泰州春兰集团的老总陶建幸每天第一个到公司，晚上深夜才离开，正是他们这种旺盛的激情和身先士卒的表率，感染了整个团队，从而使这两个区域小厂成为全国知名大企业。洪应明在《菜根谭》里指出，“德者事业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栋宇坚久矣”。可见，品德是衡量评价领导魅力的前提。因此，不断改造世界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加强个人的品德修养，应作为领导者的一项根本性要求和任务。毛泽东同志在学生时代曾与同学约法“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身边事，不谈女人。董必武同志曾与家属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一不许向地方要东西；二不许以他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活动；三不许接受礼物。这些都体现着高风亮节的修养规则，应为我们称道和学习。实践证明，严格要求自己，注重修身，靠良好的品德修养取信于民，以德服人，就能获得群众的真正信赖，就能真正成为有魅力的领导者。
德高望重乃是“大能”，真正的赢家，在这种能力上的修炼都是相当之高的。比如刘备，正因其“以德服人”，才能以弱势卓立于乱世之中。临终前，他还不忘叮嘱刘禅要“惟贤与德”，因为这正是刘备一生的成功心得。刘备的治国之能，远不及魏武帝曹操，却能收揽关羽、张飞、赵云及诸葛亮等一群文武奇才，皆其以德服人使然。也是通过在下属和百姓中广播仁义，刘备才能由一个卖鞋小贩奋斗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蜀汉皇帝。自走上政治舞台后，刘备宽厚待人、仁义取信的处世理念就颇为人称道。作为政治家、领袖人物，宽厚、仁义、忠诚都是指向成功的最高法宝。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瑶，刘备的宽厚仁德，为他带来无尽的好处。
隆中对后，刘备相约孔明出山相佐，孔明不从，刘备大哭，“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孔明见其意甚诚，大为感动曰“将军既不相弃，愿效犬马之劳”。如果刘备听从张飞之言“他如不来，用一条麻绳缚将来”，结果只能得诸葛亮之身，而难得其心，正如曹操之得徐庶。
当刘备发兵西川，刘璋亲临涪城来迎。内应张松、军师庞统多次建议在涪城行事，刘备执意不从，他说得义薄云天：“季玉（刘璋）是吾同宗，诚心待吾，更兼吾初到蜀中，恩信未立，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公此谋，虽霸者也不为也。”刘备说得很有道理：如果真在涪城设下“鸿门宴”，定要失信于川地之民，如此一来，后面的麻烦就大了。正所谓好事多磨，事缓则圆，万事不可急就。
德商是一种软实力。不论在古代的政治环境里，还是在今天的经济社会里，仁德待人都是成功者很高妙的做人技巧。因此，要以高尚的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得到人生的乐趣、生命的精彩。蒙牛乳业董事长牛根生说过这样的名言，“想赢个三回两回，三年五年，有点‘智商’就行；想做个百年老店，想一辈子赢，没有‘德商’绝对不行”。在伊利工作期间，因为业绩突出，公司曾奖励牛根生一笔钱，让他去买一部好车，结果牛根生却用这笔钱买了四辆面包车，使得其直接下属每人都有了一部车。据牛根生身边的人介绍，当时牛根生还曾将自己108万的年薪分给了大家。这其实都是牛根生给部下的一种心理暗示：只要我老牛能成功，绝不会亏待跟着我一起打天下的兄弟。也正是这样的做法，使得牛根生宣布单干后，曾经的老部下都义无反顾地投其麾下。2005年1月12日，牛根生再次将自己的“德商”发挥到极致——他宣布将其个人所得股息的51%捐给“老牛基金会”，49%留作个人支配，并计划在他百年之后，将其所持股份全部捐给“老牛基金会”，这部分股份的表决权授予其后的集团董事长，家人不能继承其股权，每人只可领取不低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平均工资的月生活费。很多人质疑他：“难道你想建立一个乌托邦吗？”牛根生的答案是四个字：大胜在德。“财富不装在口袋里，而是在脑袋里。”在他看来，“德”是获取人心的最佳利器，同时也为自己增添了强大的德商感召力。因而，惟有“以德服人”的成功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官德”修养重在日常培养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为官只是一时，做人才是一生。为官品不端，迟早要翻船。领导干部要履行好党和人民所赋予的神圣使命，就必须自觉坚持自我教育、自我提高，努力培养高尚的人品官德。
确立崇高的人生信仰。官德的基础是信仰的确立。一个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的领导干部，必定能够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做到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相反，一个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处世哲学的领导干部，必定视民众为草芥、视公利为私利，最终官德尽丧，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因此，领导干部要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彻底的唯物主义、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融为一体的崇高信仰，能够给人以睿智和坚毅、高尚和文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能够使人脱离低级趣味，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是共产主义理想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集中体现，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坚定信念。领导干部具有这样的崇高信仰、坚定信念，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取得胜利、立于不败之地。
具有强烈的公仆意识。官德的核心是权为谁用。领导干部如何对待和运用权力，是检验其党性强弱、官德好坏的试金石。毛泽东同志讲过，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给我们权力是要我们为人民服务的。邓小平同志曾经告诫说：“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坚持执政为民，正确运用权力，就会使权力造福人民；奉行掌权为己，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就会使权力祸及人民。因此，领导干部在运用权力时一定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态度，秉公用权，谨慎行事。应正确处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级别越高、权力越大，越应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殚精竭虑，积极工作，尽职尽责，严格要求；坚持体恤民情、体察民意、集中民智，真正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到为人民谋福祉上，努力做合格的人民公仆。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这是加强官德修养的根本。实事求是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认识与实践相结合，做到实事求是既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又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品格。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没有高尚的人品官德，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比如，领导干部如果在行使权力时做不到公道正派，讲面子不讲真理、讲关系不讲原则、讲私情不讲党性，就会与实事求是的要求背道而驰；如果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看得太重，争名夺利、损人利己、欺上瞒下，就会置实事求是于不顾。反过来，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坚持实事求是，也就不可能具有高尚的官德。因此，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做到正正派派做人、扎扎实实工作、清清白白为官，做到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干出一番经得起时间检验、对得起道德良心的业绩。
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重”，就是要保持自己的人格，珍惜自己的名节，注意自己的言行，重视自己的形象；“自省”，就是要反思自己的日常言行，想想有哪些过失并及时加以改正；“自警”，就是要警示和告诫自己不能违背政治原则和道德规范，不能违反党纪国法；“自励”，就是要激励自己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勇于克服各种困难和挫折，力求有所作为。
把修身当成每日必修课
所谓“修身”就是指个人对自己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进行主动、自觉的锻炼、反省和修正，按照社会道德标准的要求，不断地消除、克制自己内心的各种非道德的欲望，努力将自己的品德修养提高到尽善尽美的境界。
在古代许多文献中都强调了德行修养的重要性。提出：“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把修身看成是提高人生境界，达到“贤人”、“圣人”的最好途径。
一个人唯有具备一定的道德水准，才能拿到开启权力之门的密钥。那么，一旦进入了官员的行列，道德的修炼是否可以就此止步了呢？答案恰好相反。要知道，一个人当了官之后，因为手握权力，成为万人瞩目的焦点，形形色色的利益欲求往往都纠结于此，从而形成一个难以回避的矛盾漩窝。倘无道德上的定力，是很难抵御住诱惑的。因此，德行应该成为每一名领导干部每日必修课，像曾子那样“吾日三省吾身”，以便修炼成较高的道德情操，抵达较高的道德境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巨大的诱惑面前屹立如山，岿然不动，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于己于国都有百益而无一害。
今天所说的道德修炼，在古代儒家思想体系中则称之为修身。在上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始终处于统治地位。在儒家伦理中，有关修身的学说又占有很大的比重。即所谓“欲治其国者，必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
所谓“修身”就是指个人对自己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进行主动、自觉的锻炼、反省和修正，按照社会道德标准的要求，不断地消除、克制自己内心的各种非道德的欲望，努力将自己的品德修养提高到尽善尽美的境界。《礼记·大学》中有言：“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只有经过正心，才能达到修身；只有具备高尚道德的人，才有能力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抱负，首先要做好修身的功夫。
修身的主要方法是自省。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意思是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为别人谋划考虑尽了心没有？交朋友有没有不信实的地方？所传授给别人的东西，自己实践过吗？不难发现，曾子每天所要反省的内容，都不是着眼于一己之私，而都是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以自己是否无愧于他人为旨归。
对美德的追求也同样是西方思想家的重要人生目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有一句名言：“人生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提高自己的修养。”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也指出：“人不能像走兽那样活着，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
西方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学者也都有主动修身的经历，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就是一个例子。1728年，22岁的富兰克林为自己制订了“一个可以使自己道德完善的大胆而艰巨的计划”，列出他认为自己值得和必须做到的十三种德行，包括节制、少言、秩序、决心、节俭、勤勉、坦诚、公正、中庸、整洁、镇定、节欲等。他严格执行这个计划实施修身，结果取得巨大成就。他自己认为：“我的一生之中总有幸运伴随我的左右，而这全赖我的这一行动指南。”由此可见，一个人成功的修身经历对于他的事业有极大帮助。
修身的理念在中国各个思想学派和各个宗教派别都存在，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借鉴了修身的理念，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帮助人们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和其他各方面能力。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还系统地分析了党性修养的概念、内容和方法。今天我们所奉行的有关道德修养的准则，以及对修身的重视及实践，正是对传统道德的批判性继承，吸取其中有价值的思想营养，甚至也不乏对世界上一切文明成果的吸取和借鉴。只是我们遵从它的准则进行自我修炼时，一定不要忘记这种修炼必须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