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发动的理由之一，就是文化革命，教育革命，学制缩短，批判师道尊严，以劳动为主，完全打破已有教育思想的科学体系。“教育革命”的结果是造就了又一代文盲、法盲……
“教育也要革命”
“教育革命”或“教育改革”，始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1966年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第十条即为“教学改革”。其具体内容为：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
这段文字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尽管以后的实践多方面超出了它所规定的范围和程度。
1969年4月，党的九大政治报告提出：
“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卫生等部门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无产阶级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是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毛主席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亲自抓典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文化大革命”中，类似的社论、文章、文件、讲话很多，这些文字与当时的实践一起，使人们对“教育革命”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产生了强烈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虽然在1966年就已被提出，但直到1967年间才有一些零星的、时断时续的试验。在1969年至1971年间的斗、批、改运动中，“教育革命”在全国各地广泛、深入地展开，并达到高潮。1972年至1973年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在周恩来领导的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清理中，教育工作中一些“左”的和极左的观点、做法受到遏制和批判，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教育观点和方法被提出、推广，受到普遍的支持和欢迎。在1974年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左”的和极左的思潮再次泛滥。1975年，在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中，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一样，教育领域里也出现了转机和进步。但是，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旋即被1975年底至1976年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所中断，教育领域重新陷入一片沉闷、紧张和荒谬的局面之中。
1969年至1971年间，处于高潮阶段的“教育革命”，涉及到教育领域里诸如领导体制、教学体制、专业设置、学校布局、教材教法，师资队伍，学生组织等所有方面，以其典型的形式反映出“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内涵与核心。它也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反映出在经历了“大破”、“大乱”之后，“文化大革命”在斗、批、改阶段所要“大立”的理想社会的某些一般特征。同时，它也暴露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党分子以极左面目出现，打着“教育革命”的幌子，推行极左路线，迫害知识分子，打击一大批学校管理干部，毁灭中国教育的种种罪行；反映了党内外健康力量在困难的环境中，顽强地抵制极左思潮、纠正“左”倾错误的种种努力，正是这种努力，大大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教育工作的破坏。
对学校领导体制、教学体制和招生制度的“革命”或改革，是这场“教育革命”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个方面。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了解和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这场“教育革命”的一般特征和实质。
“三结合”的领导体制
“斗、批、改”运动中的“教育革命”，像当时其他许多方面的“革命”一样，也把“领导权”、领导体制的问题放在了第一位。这一问题的提出，除有“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夺权”的一般背景外，也有教育领域中的一些特殊原因。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毛泽东对意识形态和教育领域以及知识分子队伍中的阶级斗争状况作出了越来越严重的估计。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他对教育领域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这里，毛泽东不仅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也错误地估计了我国教育界的状况。而正是这样的错误估计和判断，构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直接前提。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别有用心地封锁、歪曲了毛泽东的一些正确、科学的意见，利用了他在思想理论上的某些失误，并将这些失误推向极端，以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在教育领域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的领导权问题，在1966年8月的《十六条》中就已经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很快就因形势的发展而落空。1967年初“复课闹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曾提出“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的问题。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中规定，大专院校必须由革命学生，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权力。这种三结合的提法和体制，一直沿用到1968年上半年，尽管实现这种领导体制的学校并不多，而且大多还都有反复。
自1968年下半年起，学校的领导体制尽管还保留着“三结合”这种外在的形式，但其内容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68年7月27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来称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在人民解放军战士配合下，进驻清华大学，宣传毛泽东指示，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提出：“各地应该依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要“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据此，继清华大学之后，至8月29日，工宣队进驻了北京地区的全部大专院校。自8月底起，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领导学校的斗、批、改。
工宣队进校后，立即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在一些武斗严重的学校，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领导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调整或建立革委会、整党建党，“教育革命”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刊载《红旗》第二期发表的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中转述了毛泽东新近的一个指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文章中，姚文元以毛泽东著作、语录权威诠释者的身份公然歪曲毛泽东的讲话，断定解放以后学校“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文章提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
工宣队进驻学校以后，学校的领导体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三结合的形式虽然保持不变，但其内容已变为工(军)宣队、革命师生以及革命领导干部，姚文元的文章中称这是“工人、战士、学校中革命的积极分子‘三结合”’。
毛泽东的指示，中央8月25日的《通知》以及姚文元的文章，实际上改变了派工、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初衷，把它们的任务由短期的、临时的平息武斗、稳定形势、实行大联合，发展为长期的、自始至终地领导学校的“教育革命”。在这种新的三结合领导体制产生初期，工军宣队中的党员领导干部处于“核心领导”的地位。一段时间以后，一些学校中的革命领导干部开始进入这个领导核心。
1968年9月初至10月初，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分别批转了北京市革委会与北京卫戍区、上海市革委会的三个报告。报告强调工宣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不要陷于事务主义”，“学校日常工作仍由院校革委会去做”。
根据毛泽东有关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各地贫下中农自8月底起，陆续向农村各类学校派出代表或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社、队革委会领导下，成立以贫下中农为主，有师生代表参加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组)或教育革命委员会(组)，实行对本社队范围内中小学的管理。贫管会成立后，宣布废除校长负责制，学校的一切重大工作，均由贫管会决定。
1969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吉林省梨树县革委会《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草案)》，并加编者按，高度评价这个大纲，说它为今后农村教育革命指出了方向。在此之后，该报陆续发表了一些拥护、支持和补充这个《大纲》的文章和来信。黑龙江省庆安县的经验进一步发挥了《大纲》的做法。这个县提出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三种具体形式：贫下中农代表长期驻在学校里，和教师同上班，同下班，一起研究学校斗、批、改问题；贫下中农代表半个月左右到学校检查一次工作，帮助学校解决重大问题。不进驻代表，由大队革委会(或教育革命委员会)直接抓，不定期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讨论决定学校重大问题，等等。总的来说，管理学校的代表以不脱产或半脱产为原则，做到有事到校，无事归队，上下结合，保持本色。
1968年下半年至1969年间，当一些学校还忙于实现“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或整党建党时，工宣队、贫宣队等发挥了主要的、核心的作用。随着学校革委会的成立，特别是校内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宣传队的核心作用下降了。这种下降的表象的后面，是这种领导体制与领导对象的矛盾。
学校中党组织普遍恢复以后，革委会实际上成为党委(支部)领导下的行政机构或办事机构。校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内，除了宣传队代表外，还有学校原来领导成员、教师以至学生党员代表。这些人中，起码有一至二人(甚至更多)进人了“核心小组”的圈子，而其中的原校领导则往往成为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这时，虽然有人在私下或潜意识中还希望强调党员出身或职业区分的政治意义，但在当时极左思潮已经有所收敛、退潮的大背景下，在学校教育这个有着特殊规律和要求的小环境中，这些观念所构成的政治压力已大为减轻。虽然还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但与运动初期相比，重新恢复了组织生活的学校知识分子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处境已有所好转。与此同时，宣传队以往那种政治上不容置辩的权威地位也在无形中逐渐下降。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九大以后，报刊文件反复强调的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而是“党的一元化领导”。
矛盾还出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虽然“外行就是要领导内行”的说法已在教育界流行多年，但教育科学本身内在的规律和要求却也在时时、处处顽强地表现出来。其结果，不是外行变成内行，就是内行取代外行，否则就是学校工作的停滞或混乱。当“教育革命”全面铺开以后，教师、学校领导干部在学校管理、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等等一系列专业性强、知识含量高的领域里的优势便逐渐显露出来。这种矛盾的外在表现，一是当时普遍存在的被称之为“知识分子翘尾巴”的现象，一是工宣队作用的下降。
缺乏统一的领导机构和工作章程，是导致宣传队作用下降的又一原因。在学校内部，各地宣传队根据北大、清华等学校的经验，机构设置比较统一，工作方式方法也有一定的章程。但是，在各学校之上，宣传队却往往缺乏统一的、一贯的、强有力的领导机构。而随着各地革委会陆续建立，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即行恢复，并开始实施对“教育革命”的领导。在这些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内，要么是没有宣传队，要么有也远不如各学校中那样人数众多、举足轻重。这也就是说，一度在学校中“领导一切”的宣传队，在刚刚恢复的政府机构和党组织中往往没有得到相应的地位。人们由此往往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宣传队不过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如武斗、派性斗争严重)，处理一些特殊问题(如制止武斗、大联合、建立革委会等)的临时性组织。随着学校党组织的恢复和教育革命的展开，宣传队的历史使命已接近于尾声，人为维持的只能是形式。
导致工宣队作用下降的又一原因，来自他们的派出单位。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随着国内形势逐步趋于安定，工业生产、战备工作大规模地、全面地、紧迫地开展起来。不少工厂因任务紧张把派到工宣队里的骨干力量抽调回厂，有些工厂把派出工宣队看作是工厂的额外负担，因而派出的人员有不少是刚进厂的青年工人、合同工和老弱病残人员。
由于以上几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1968年下半年确立起来的以宣传队为核心的领导体制，到1969年下半年以后便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宣传队在学校中的作用下降，而学校内原领导干部、教师的作用逐渐上升。据1971年初兰州市中小学反映，当时的问题是工宣队的领导普遍削弱，每个学校的工宣队一般只有2—3人，有的只有1人，个别中学还没有工宣队。学校的党支部成立后，有的人便认为工宣队“可有可无”了，不是领导了，有的学校出现了工宣队“没事干”的现象。在浙江省、有的学校还发生了校革委会与工宣队发生冲突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