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下午和晚上，大会主席团和各代表组开会酝酿、讨论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28日，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还选出了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8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王洪文、康生也被选为副主席(名列周恩来之后)；朱德、董必武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也名列政治局常委；除此以外，韦国清、刘伯承、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等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等四人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则在政治局内结成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如上所述，十大的筹备和召开是十分仓促和草率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我们党的传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它具有审查中央委员会工作、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决定重大问题的权力，它的召开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因此，需要由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来商讨筹备工作，进行认真准备，精心组织；大会代表应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经过充分酝酿、严格审查、民主选举产生。而十大却不是这样，所有代表都是通过所谓“民主协商”，由党委扩大会议选举产生的；在大会召开之前，并未举行九届三中全会，仅在1973年5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来研究筹备工作，从5月中央工作会议到8月十大召开，前后不过3个月时间。要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完成繁重的各项准备工作，势必草率从事。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那时对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的人和事尚未彻底查清，特别是同林彪集团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仍在台上，他们掌管着全党的组织、宣传大权，主宰一切，为所欲为；更为严重的是，紧跟林彪、江青一伙的造反派的头子王洪文已被选作“接班人”调到中央，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又被任命为中央党章修改小组负责人、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而周恩来却只担任副主任；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反革命文痞成了十大文件的起草人。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来起草文件，修改党章，确定中央领导机构的人选，主持大会秘书处的工作，这样的党代麦大会的根本方向的错误也就不问可知。事实上，林彪集团的一些骨干分子在他们的庇护下，得以随机应变，未下贼船又上帮车；许多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在“提拔新生力量”的名义掩护下纷纷乘机混入各级领导班子和要害部门，掌握实权。在十大期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利用职权，滥施淫威，扼杀民主，使代表们不可能敞开思想，发表意见，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例如，云南组在讨论十大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有的代表不同意朱克家做候选人，张春桥便大肆吹嘘朱克家是上海到云南插队落户、支援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优秀代表”，强行通过，终于使这个造反派头头当上了十届候补中央委员。十大一反常规，既不没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也不对代表逐个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完全听凭张春桥、王洪文摆布。在他们操纵把持下，公然践踏党章，把河北省一个还未人党的造反派头头封为十大代表，其理由是这个人“在组织上虽未入党，但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却早已入党”。非党员竟然可以当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这岂非咄咄怪事!一个出席十大的老干部，在参加四川组讨论时，对“文化大革命”中“戴高帽”、揪斗“走资派”等许多错误做法提出批评，张春桥等便认为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异端邪说，立即整成“情况反映”印发，责令这个代表“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否则“还会犯错误”。在预备会上，海军组、江苏组有些代表认为，在军队中不能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同意把经常运用“四大”武器写入党章，主张党章应当强调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青海组的代麦建议在党章中把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造反组织“红卫兵”、“红小兵”删去；第四机械工业部的代表认为，“实际生活中没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建议在党章中把第四条所作的这一规定删去。王洪文、张春桥对这些正确意见十分恼怒，便以中央党章修改小组的名义印发“通报”，指斥这是“几个值得注意的意见”，对代表们施加压力，压制不同意见，箝制言论，践踏民主竞至于此!
在这种气氛下召开十大，不可避免地只能是延续九大的“左”倾错误。
反映在指导方针上，十大仍然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文化大革命”。十大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当做所谓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并且预言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因此，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革命”，不仅“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而且“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十大在“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的口号下，重申了“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的“左”倾论点，强调必须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和抓紧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这些理论、路线和政策，都是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革命是一个进步阶级推翻一个反动阶级，一种进步的生产关系取代一种反动的、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暴力行动。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特别是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打倒、被基本消灭以后，虽然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要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断变革和完善，还要正确处理社会上仍将在一定范围内作为残余形态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这些仍然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的一部分。但是，这种革命的性质和内容已经根本上不同于存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的革命。无视社会发展和历史条件的这种根本变化，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种所谓“革命”就必然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如果说在事实上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阶级斗争，是“文化大革命”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础，那末，这种论断本身的逻辑就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列宁多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争让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优良传统的那些老同志，尽快地能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8月下旬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娜·法拉奇的谈话中所指出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也正如陈云所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就是他保的嘛!”
十大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各方面的工作有了好转的形势下召开的。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这次大会的任务，本来应当是因势利导，结束“文化大革命”，总结“文化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拨乱反正，恢复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党的工作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遗憾的是，毛泽东并未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而坚持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这种错误的结论，促使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继续犯错误。自己选择林彪当自己的接班人，本来是违反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错误作法，甚至可以说，“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一种封建主义的作法”。但是，毛泽东并没有从林彪事件中认识到这个重大错误，从而汲取应有的教训。在林彪折戟沉沙、葬身异国以后，他又继续个人一槌定音，选中王洪文作接班人，’赞扬王洪文出身贫农，当过兵，年纪轻，经过工农兵三条战线的考验，一个人就决定让他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把他擢升到周恩来之上，然后又通过十大让王洪文当上党中央副主席，并在周恩来患病期间一度让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就说明，“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如十大代表的选举，文件的起草，党章的修改，中央领导机构人选的确定等)，不是经过党中央集体认真讨论决定，而是由他个人决定，或由他指定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讨论决定，这就不能不被野心家、阴谋家江青、张春桥等所大肆利用，使他们得以有恃无恐地继续作恶。总之，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也不可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改弦更张。结果这次大会只能是沿袭九大的“左”倾错误，未能完成它所担负的给党的工作带来转机的历史使命。
必须指出，毛泽东虽然“重用过”“林彪、江青等人”，但是，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的错误基本上是思想上认识上的错误。他的过失和他的功绩相比是第二位的。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是他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主要的方面，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