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克服旧的教育体质的弊端呢？笛卡尔首先否认那种极端的革命的方法，“我深信个人要靠从根本上改变一切、靠把国家推翻的办法来改造一个国家，确实是不可能的；同样地，要想改造各门学问的整体或学校里讲授各门学问的成规，也确实办不到”。笛卡尔认为，我们虽然不能在行动上进行社会和教育革命，但我们完全可以在探求真理的方法上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通过“普遍怀疑”扫清障碍，以认识自我为起点，寻找正确发现真理的方法和途径，用真理指导人们的行动，最终达到人类的幸福。
笛卡尔的教育理想是，通过教育，使人固有的良知得到正确的发挥，尊重科学又不背弃信仰，与社会、他人和谐相处，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看得出，这一理想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君主相互妥协的产物，思想上的进步和行为上的保守，“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教育改革，从我做起，认识自我，掌握方法，既要利用科学知识推动社会进步，又不能触及封建专制的利益，这样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1641年6月，笛卡尔在荷兰的莱顿近郊会见了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夸美纽斯（1592—1670）这位捷克伟大的教育家，被人称为“最宽宏大量、最有远见、最具有理解力的和在所有阐述教育问题的作者们中最注重实践的人”。作为一个流亡者，此时正从他久居13年的波兰黎撤城前往瑞典，途经荷兰时，他特地访问笛卡尔。两人无论在经历上还是在教育思想方面都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他们都常年居住在国外，都在知识界负有盛名，都是进步思想的代表，都对中世纪的教育体制深恶痛绝。
其实，笛卡尔对教育一直很关注，他身边总有在教育第一线工作的教授们，而且他的思想也正在荷兰大学的校园掀起一阵阵风暴。由于对教育的关注，笛卡尔也很关注教育界的改革。1638年，即夸美纽斯出版《泛智的先声》论著的第二年，笛卡尔就从当地一位名叫格兰德的医生那里得到了那本书，仔细读过后，还就此向朋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现在笛卡尔与夸美纽斯相见，讨论最多的自然是夸美纽斯的“泛智”教育问题。
所谓“泛智”，夸美纽斯认为，就是指人人易懂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百科知识的总和。由于当时科学的发现和发展，许多新的思想和观点不断涌现，夸美纽斯希望能通过编写百科全书的形式及时总结人类的最新研究成功，以便于人们更好地研究和学习。当然，人们要想及时获得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靠狭隘的中世纪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那一套方法根本不可能，必须有一种更新的、更好的教学方法才能适应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和形式。在夸美纽斯的“泛智论”里，包含着可贵的新思想。一方面他认为，人虽然生而有罪，但并不一定就走向堕落，只有发展人的智力和能力，人就可以通过知识和理性获得美德和虔诚，最终达到纯洁和神圣的状态；另一方面，夸美纽斯相信，所有人，包括农民大众都是可以教育的。既然如此，在教育方面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的等级和障碍，无论性别、宗教、经济、文化状况如何，所有的人都应该享有平等地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我们评价一个人，不是以他的宗教派别或世俗的政治、经济地位为标准，而应该以他的智力为标志。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夸美纽斯认为，真正的教育是培养人性的教育，把人引导到德行和纯洁；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对宇宙万物的掌握，为今生和来世做准备。虽然说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来世，但只有把握好今生，仅可能接受更多的教育、学习更多的知识，对任何事物，包括自己，都要有控制权，只有这样，才能在来世把自己更好地交给上帝。
由于受英国经验主义者培根的影响，夸美纽斯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人的感官获得的，但感官必须接受精确和清晰的训练。应该注意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通过思考学会思，通过唱歌学会唱，在推理的过程中学会推理。教育应争取使每个人“知道万物，做出万事，讲出万物”。为了更好地理解，必须首先学会本国语言，其次还要学会别国语言和古代语言。要善于运用类推法获得真正的知识。为此必须要求老师用最好的教材和最好的教学方法来实现学生的学习计划。
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虽然还没有完全突破宗教的束缚，但他却反映了资产阶级全面变革的要求。
笛卡尔虽然与夸美纽斯在诸如知识的来源等方面有一定的分歧，但两人的思想仍有许多是不谋而合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笛卡尔强调良知是“人人天然地均等的”，“是世界上分配得最匀的东西”；夸美纽斯强调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且应享受同等教育的权力，通过后天的学习就能实现自我控制，达到应有的纯洁和德性。他们在这里都强调了人人平等和人的自主权，要求挣脱封建的、宗教的束缚和桎梏。
第二，在实现人的解放的方式和途径上，两人都认为应该通过方法上的革命来实现对知识的获得，并通过知识和理性实现人的自由和幸福。所不同的是，笛卡尔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谈认识真理的普遍方法，夸美纽斯则是从教育学的角度谈教学方法的改革，尽管出发点不同，但两人的目的和途径是相同的，都强调人的解放应从思想解放开始，通过方法上的革命使人达到对真理的认识，通过知识的获得最终使人获得更大的满足和幸福。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哲学和教育上的反映。
第三，两人都反对中世纪的教育体制，都是在尊重宗教的前提下为人的自由和科学的活动提供更大的空间。笛卡尔是天主教徒，夸美纽斯也在捷克兄弟会担任牧师职务，在17世纪那样的条件下，他们不可能实现与宗教的彻底决裂，就连伽利略、布鲁诺那样的思想家也难以做到。但他们两人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尽可能在教会和政府容忍的情况下实现最大限度的改革，而且自己都为此身体力行。就拿使用语言来讲，当时教会强调使用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并不希望使用本国的语言从事教学和创作。而夸美纽斯在其泛智论中强调学生首先要学好本国语言，而且他的有关教育理论的不朽名著《大教育论》就是用捷克语言写作而成的；笛卡尔也是这样，他不但要求自己的思想清晰明确，而且要求自己的写作也应该简洁、清晰、生动，为了使大多数的人都能够看懂他的著作，他特意用法语写作自己的《方法谈》。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使用语言的习惯问题，其实这是对教会的反对，他们都希望使知识和科学面向大众和世俗世界，使民众在新方法的指导下获得更多的知识，进而从宗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以实现人类的进步和发展。
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笛卡尔一生虽没有在学校担任过教师工作，但他依然关心教育，并在哲学思考中提出许多先进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实现，但随着笛卡尔主义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本土统治地位的加强，笛卡尔的教育思想也对法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由于笛卡尔反对经院哲学，反对把“神启”和宗教作为知识的来源，提倡科学和理性，在笛卡尔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法国的教育就比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更注重人的智力的发展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当时受笛卡尔教育思想影响最大的是詹森派，这个教派中的知识分子，在笛卡尔思想的指导下，或创办学校，或从事教师工作。他们改革旧的教学机制，对学生采取温和的态度，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数学、地理、历史等科目的教学，强调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并用母语进行教学；反对死记硬背，注重实物教学和趣味教学；他们在教学中更注重发掘学生们的智力和培养他们的判断力。由于采用了以上的教学方法，詹森派所创办的学校在法国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尽管这些学校20年后相继被耶稣会派查封，但笛卡尔的教育思想已经在法国的教育界埋下了思想的种子，一旦条件成熟，它就会在这片肥沃的土壤里开花结果。
1611年，法国成立了耶稣基督圣乐会，这个新教团体主要从事教育活动，他们在笛卡尔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也创办了类似于詹森派的新教学校。1773年，当法国禁止耶稣会活动后，他们的办学模式就在整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7世纪，笛卡尔的教育思想虽然在法国当时的大学也曾遭到了旧势力的抵抗和排斥，但笛卡尔所开创的思想启蒙运动，随着卢梭、狄德罗等人的继起，终于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对法国的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这么说，没有笛卡尔的思想启蒙，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整个教育的世俗化的进程都将被推迟，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的进步是受惠于她的这些优秀儿女的。
6.笛卡尔的宗教思想及其与科学的关系
在探讨笛卡尔的宗教观时，我们必须弄清笛卡尔所处的时代和笛卡尔个人的身世，笛卡尔对待宗教与科学、理性和信仰问题上的妥协方法。
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把人从天国拉到了人间，使人性重新从上帝回归到人本身。但那时的“人性”主要是指人的自然惰欲、意志和人格等方面，还没有达到人的理性自觉的程度。人文主义所追求的主要还是人的自然情欲的满足，并从理论上说明追求现世幸福和物质利益的合理性。这种历史局限与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一切真正的科学知识都与人的理性相联系而与超自然的信仰相对立。没有科学的发展，就没有真正的理性的自由和思想的独立。到了17世纪，科学发展异常迅速，涌现了哥白尼、刻卜勒、伽利略乃至笛卡尔之后的牛顿等伟大的科学家。这些以机械力学为中心的实验科学，用科学实验的方法不断地揭示出自然界的本质联系、因果关系和客观规律，这些通过实验可以重复再现的客观事实，不断地推翻宗教的教条和教义。科学家们抛开政治和宗教的纷争，在实验室里、书斋里或小范围知识圈里，搞实验、探讨各种问题，并通过显微镜或望远镜发现人的肉眼以外的种种自然奇观，在大量的资料和数据中总结出井然有序、数量准确的定律、定理。既然自然界有自己确定的运动秩序和规律，上帝的存在或对自然的干预就成了多余。自然理性和“无神论宗教”思想发展起来，他们要求恢复的不仅仅只是人的自然本性，而是要恢复和提高人之为人的理性本质。
早在笛卡尔以前，法国思想家蒙田（1533一1592）就以《随笔》的形式对禁欲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了抨击，他在思考自我和人的理性时，却对人的理性产生了怀疑。他承认人类心灵在确切了解任何事物时都可能犯错误，为此，他的注意力不再关注认识是什么，而是关注“我知道什么呢”。他反复自问：“假如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还能知道什么呢？”蒙田的设问把人的注意力从上帝那儿拉到了人自身，使人们开始注意到人的理性认知能力。在蒙田看来，既然人的理性如此有限，那么人的理解力是否应该真正涉足于宗教领域。他认为只要我们认识到信仰不依赖于理性，并且一个人的推理能力不能获得超自然的和神的智慧，那么运用理性来捍卫信仰就没有任何错误。蒙田认为，真正的宗教必须建立在信仰之上；但是有了信仰，理性可以用来强化信仰。人对宗教不能接近也不能干涉，只能谦逊地承受。谈到死亡，他认为：死亡是人生的尽头，而不是人生的目标。他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即是去学知我们怎样依归自己。”这就告诉我们，人有今生没有来世，人要努力为今生今世而生活，而不要把自己皈依于上帝或来世，人应该学会对人自身的归依，这些观点明显是与基督教的教义相悖的。既然人的理性认知都值得怀疑，那么，就不应该“因一个人的意见而火烤他”，他主张宗教宽容。
蒙田的思想对笛卡尔影响很大，他一方面指出蒙田怀疑的不彻底性，另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理性推演来协调理性和信仰、科学和宗教的矛盾。在笛卡尔看来，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教条主义是不可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彻底否定宗教，他对自己自小就信奉的宗教还是很虔诚的，即便在他的一生目睹或亲自经历了许多宗教战争和宗教迫害，但他仍不改自己儿时的信仰，当他第三次从荷兰返回法国后，他的朋友们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每天到教堂祷告、忏悔，他进行这些宗教仪式时是那样地自然和虔诚，看不出任何异样和做作。对上帝的信仰，不仅合乎他的理性规则，而且也是他生活的基本原则，上帝在他的理论里，既是万物存在的根据，也是人的理性认知能力和真理的发源地。如笛卡尔曾以几何学方式论证上帝的存在，就把逻辑的必然性和必然的、实在的存在混淆了。笛卡尔对上帝的怀疑和论证都在客观上起到了消解的作用。正如阿尔诺神父在辩论中给笛卡尔提出的忠告：“怕的是今天有些倾向于不信神的人能够利用他的话来反对信仰和我们信之不疑的真理。”其实，对笛卡尔来说，用理性来论证信仰本身就是隐含着强调理性作用的意义，当上帝需要用理性的论证才能确证时，上帝本身就成了理性推理的产物，如果我们怀疑人的理性时，也就怀疑了上帝。虽然笛卡尔一再申明他这只是理性证明的顺序，并不是事实的旭《序，但这个理性思维的顺序对上帝存在的冲击力也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它毕竟教给了人们怎么想的方法。笛卡尔对上帝启示的真理也不是很放心，认为启示的真理也要接受理性的考验。至于与宗教有关的问题，笛卡尔认为有些可以用理性来证明，有些不能用理性来证明，对于那些不能证明的东西，只能靠信仰。可是对于这些信仰的宗教内容，笛卡尔一般采取的是回避的态度，他不愿对此做明确地回答，这在他与教会人士的辩论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对他们提出的有关的信仰问题，笛卡尔认为，上帝的问题只能让上帝去回答，我们人是回答不了这些问题的。尽管如此，在诸如宗教的问题上，笛卡尔已经最大限度地用理性来限制信仰。
对待宗教问题，笛卡尔有时也采取抽象承认具体否认的方法。也就是说在一般的情况下是承认有关宗教的基本信条的，但一旦到了具体的科学研究中，他就比较尊重实验结果和客观事实。当科学发现与宗教发生冲突时，他在二者不可调和的情况下，一般是尊重科学事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