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年青贵族参军也是显示其身份和教养的一件事。据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记载，在17世纪，当时接近君主的大都是些“社会的精华”，他们不仅为了利益而效忠于君主，而且还注重个人的声誉和修养。“他们生性豪侠，自以为出身高人一等，所以行为也非高尚不可。对荣誉攸关的事，他们比谁都敏感。”为了一点面子和荣誉，不惜舍命与人决斗。据记载，仅路易十三王朝，死于决斗的青年贵族就高达40000多人。他们认为，出身高贵的人就一定要不怕危险，他们把当兵参战看作像赴舞蹈宴会那样踊跃，在战争中他们勇敢坚强，视死如归，他们觉得只有这样才配得上自己贵族的称号。笛卡尔到部队，也是当时青年贵族的一种时尚，并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由此看来，笛卡尔当兵不是为了打仗，他只是希望在部队里寻找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他在部队里，并不热衷于军事，而是想方设法与学者接触，即便到前线，也是关心军械制造和军事工程中的数学应用问题。
摩里斯是位优秀的军事家和学者，他是奥伦治的威廉之子，生于1567年，自他的父亲被害后，他就被选为荷兰、西兰岛和乌特勒克等12个州的总督。笛卡尔入伍后，这支部队就驻扎在接近布拉达镇的边境地带。
那年冬天特别寒冷，又由于法国和荷兰是盟国，两军签署了和平条约，边境一直很安静。和平环境使笛卡尔在这里获得了4年消闲的时光。他利用这个难得的时间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探索。我们知道，摩里斯本人就是一个学者，在他的周围也聚积了一批有学识的人，尤其是一些数学家如阿莱奥、斯蒂文等人。
1618年11月10日，笛卡尔在街头散步，发现告示牌前围了许多人，他过去一看，原来是当地省长贴出的求贤告示。告示中提出了一些建筑、贸易、军事等方面的问题，希望以此选拔、征召人才。政府当局认为，数学与军事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想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就需要特别重视数学。笛卡尔不大懂荷兰语，他就请身边的一位小伙子帮忙翻译。翻译的人正是刚从卡昂大学取得医学博士的爱萨克·毕克曼。毕克曼当时正在附近一个城市教物理学和哲学，且熟知当时各门学科的进展，主张机械论。毕克曼看着身边这个刚入伍不久的战士对数学有如此的兴趣，就主动帮他翻译出来，还不时用半信半疑的目光打量着笛卡尔。不过，他还是给小战士留下了名字和住址，并告诉他，一旦解出结果，就和他联系。
当笛卡尔知道毕克曼的真实身份后，心里也很激动，他跑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里，全神贯注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久，问题有了结果。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把解题步骤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遍，亲自送到毕克曼的住所。毕克曼拿着年轻士兵递过来的书写清晰的材料，禁不住为他的才华所吸引。他震惊地发现，这位名叫笛卡尔的小战士，其才华和数学方面的造诣远在自己之上。毕克曼性格开朗且与笛卡尔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因而两人一见如故，对数学问题进行了更深的探讨。在此后的交往中，笛卡尔从毕克曼那里了解到许多数学、物理学方面的最新进展，包括维埃特的贡献、斯蒂文关于无限小的问题等。这些东西使笛卡尔眼界大开，他深深地感激毕克曼的指点。于是他就把自己写出的第一本书《论音乐》献给毕克曼，并满怀感激地说：“事实上你是惟一把我从懒散的状态中唤醒的人。唤醒了在我心中几乎已被完全遗忘的科学兴趣。你把一个业已离开科学的心灵，带回到最正当、最美好的路上。”此后，两人一直保持了20年的通信交流，直到笛卡尔去世。
笛卡尔和毕克曼之间的友谊并不总是那么欢快，两人之间也产生过一些矛盾和冲突，这在笛卡尔的学术史上几乎也成了一桩公案。事情是这样的，就在笛卡尔写《论音乐》一书的同时，也开始写《论代数》这本学术著作。《论音乐》一书当初并不打算发表，只是秘密地在朋友之间传阅，直到笛卡尔逝世后才公布于世。如果说，《论音乐》只是一本即兴之作的话，那么《论代数》可是显示他学识和才气的学术专著。当笛卡尔把这本书交给毕克曼后，毕克曼为这位年轻人的数学造诣所震惊，于是归还笛卡尔底稿前，他又悄悄地誊写了一份。后来当笛卡尔的数学成就引起数学界的注意，尤其是因为它是由一位年仅22岁的青年人所作，他就利用自己年龄上的优势和学术头衔，对外声称笛卡尔的《论代数》是在自己指导下写成的，并俨然以笛卡尔的导师自居。这种行为引起了笛卡尔的不悦和反感，他甚至写信警告毕克曼，如果他再这样违背事实、夸夸其谈，他就会当众抛弃他。1630年lO月17日，笛卡尔给毕克曼写了一封长达13页的信件，狠狠地把毕克曼痛骂了一顿，“我决没有想到你会变得这么愚蠢，这么可恶地傲慢无礼！你竟认为我向你请教过，而且什么事情都向你学习，这倒不如说我常常向自然界所有的东西，甚至向最微末的蚂蚁和蠕虫学习……但是你最后的一封信使我清楚地看出来，你并不是有意地冒犯我，然而无疑是说热昏的胡话……你想想看，你这一生中有过什么真正值得称赞的发现和发明吗……难道你只是为了和我相比以获得更高的赞誉才来赞誉我吗……够了！在这里，我只想温和地治治你的病，根本不想用更剧烈的药剂，因为若我按你所应得的报应来医治你的话，你就会羞愧难言，臭名四海。我担心非但不会使你康复，反而会使你身败名裂……”
事实上，在笛卡尔和毕克曼两人的交往中，最初笛卡尔的确从毕克曼那里了解到许多学术信息，笛卡尔也一度感激和欣赏毕克曼的学识。但在以后的交往中，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笛卡尔就不再能从毕克曼那里得到什么新的、有价值的东西了，聪明好学的笛卡尔是靠自己的努力写出《论代数》一书的，这一点，不但笛卡尔心里清楚，恐怕毕克曼心里也不糊涂。所以，两人中间出现这种不愉快，并不是笛卡尔的忘恩负义，的确是毕克曼做得有些过分了。
在尼德兰，还有一件事让笛卡尔不顺心。荷兰国内当时虽然无战事，但荷兰内部却陷入统一派和地方派、戈马尔派和阿尔明尼派的政教纷争当中。在教会内部，以莱顿大学教授雅克比·阿米尼为首的一方与弗兰兹·戈马尔为首的一方围绕绝对宿命论和上帝选择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戈马尔坚持加尔文主义，阿米尼则坚持人的自由意志原则，双方争论的结果导致新教的最终分裂。思想上的分歧很快波及政治层面，各政党很快与自己信念相一致的宗教派别相联系，拿骚的摩里斯一奥兰治亲王领导的君主派站在加尔文宗派一边，也参加了这场思想大会战。这或许也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笛卡尔为“主子”效力的好时机，可笛卡尔不但没有这么去做，而且也没有按上司的意图参加这场论战，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使自己与这场争论保持距离。他很满意自己在布拉达时的状况，在科学研究中和与学者的交谈中不断地充实自己。他醉心于自己的写作，并没有给自己的“主人”提供辩论方面的“优质服务”，这多少也引起摩里斯的不快。不过，作为学者的摩里斯清楚笛卡尔的价值，当笛卡尔在数学上的成果在学术界引起赞誉时，摩里斯就把自己说成是笛卡尔的“经济人”，笛卡尔对此也很不满意，在此后的多次通信中都声称自己“不会与那些夸耀自己作品的人有更近的生意往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笛卡尔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和自尊。
在30年战争爆发时，笛卡尔正在摩里斯的军队里服役，1619年4月，他离开了摩的军队，先后到丹麦、波兰、德国旅游。7月20日一9月9日，他在法兰克福参加了德国皇帝费迪南德二世的加冕典礼，然后到波兰的莫拉维，最后又回到德国。这年7月，他加入了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所领导的天主教联盟的军队，并参加了进攻波汉姆王军的战斗。11月，冬季来临，部队驻扎在德国边境的一个叫诺伊堡的村镇里，附近就是乌尔姆。由于没有战事，也就没有杂七杂八的事干扰，笛卡尔后来回忆到：“在那里，因为我找不见任何人消遣，同时，幸好没有任何挂念和欲念打扰我，我整天关在一间暖房里，在那儿我有足够的闲暇和我自己的思想打交道。”笛卡尔回忆中所说的暖房就在乌尔姆。
1614年11月10日，笛卡尔在参加完德皇加冕礼后经过长期旅途回到乌尔姆，由于旅途的劳累和理性的“狂热”，他就在这里的客店要了一个安静的房间，然后钻进“火炉”（北欧当地农民家里一种常用的设备，炉堂是空的），在里面沉思了一整天。像得到什么神灵的启示一样，他突然之间意识到，应该建立一种“普遍的数学”，也就是说，应该把数学方法推广到其他学科。晚上，他做了三个梦：
第一个梦，是个非常恐怖的梦。他梦见自己正走在大街上，他感到自己的身子总往右倾，这让他感觉到很别扭。他在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走路姿势，忽然一阵暴风雨袭来，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一阵飓风把他吹得向左边旋转了三四圈，许多幽灵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吓得慌忙逃进教堂躲了起来。他被恶梦吓醒后，感到非常痛苦，他以为这是恶魔在勾引他，使他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两小时过去了，他还是久久难以入睡，于是他就向上帝祈祷，祈求上帝支持他，并饶恕他的罪恶和缺点。祈祷使他减轻了痛苦，他又入睡并做了第二个梦。
第二个梦，笛卡尔听到震耳欲聋的雷声，他被这雷声惊吓而醒。醒来后，他觉得满屋子都是火星（笛卡尔经常半夜醒来，感觉到眼前星光闪烁，甚至连周围的东西也看得见）。笛卡尔心有余悸，但他很快又用哲学作出了符合自己的理解，他认为那雷声是“真理降临到他身上，来占有他的一种信号”。他通过哲学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心里渐渐平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