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即指君主掌握政权、贯彻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维护君主专制，预先觉察、防止贵族、大臣篡权夺位、阳奉阴违。韩非继承发展了申不害一派的“术治”说，基于人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把君臣之间看成是一种“上下一日百战”的关系；而臣又是君民之间的中间环节，是君主治民的重要工具，其地位和作用都非常重要，所以又主张“明主治吏不治民”。总之，巩固君权、贯彻法令和加强吏治都需要“术”。因此，韩非特别重视“法”与“术”的结合，认为“法”与“术”都是“帝王不可一无之具”，并批评商鞅“无术以知奸”；但韩非始终坚持“以法为本”的原则，同时也反对“徒术而无法”，指出这正是申不害治理不好韩国的主要原因。
韩非提出的必须“以法为本”，使“法”、“势”、“术”相结合的主张，是晋秦法家思想的总结和归宿。其目的在于论证新兴地主阶级要想实现自己的统治（“法治”），
就必须建立起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后来的秦王朝就是按照这一模式开创的。
晋秦法家的法律思想，虽然为繁荣古代法律、法学做出了贡献，但其中也有不少糟粕，而且其“法治”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法治”。尽管法家标榜维护君权的目的是为了实行“法治”，即所谓“君尊则令行”，但君主既然有权立法，也就有权废法，即使随意立法，也不可能受到法律的限制。对此，法家只能晓之以利害，而没有提出任何限制君权的主张。
五法家的立法、司法、刑法论
1．法家的立法论
从总体上看，法家主张，君主掌握国家的立法大权，即所谓“生法者，君也”；但是，君主立法不能随心所欲。必须遵循、反映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必然性，充分考察制定法律所涉及到的各种客观情况，然后才能立法。为此，他们提出了六项具有普遍性的立法原则：顺天道、因民情、随时变、遵事理、量可能、务明易。
（1）顺天道
“天道”即天地、阴阳、四时等自然现象、自然规律。顺天道就是指法律的制定要符合自然规律和自然环境的要求。
法家认为，天地、阴阳、四时等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在这个相互制约的统一的整体中，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其自身运动的客观规律；人生于天地等自然界之中，必然与天地等自然界形成一种协调适应的和谐关系。因此，当政者顺天道才能成功，否则必将失败。立法上的顺天道主要有两个要求：
一是立法要“立公去私”。法家认为，天道的本性即对万物一视同仁而无私，据此立法要从公而无私。《管子·明法解》：“行天道，出公理。”《版法解》：“法天合德，象地无亲，日月之明无私。”法家从天道中引申出立法尚公，就是要求用法律的形式确定新兴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
二是立法耍“法四时”。最早由《管子》一书提出。法家认为，立法要遵从自然规律，法律的内容必须适应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要求，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主要表现在赏罚制度要与“四时”相适应。《禁藏》说：春天万物复生，性质属“仁”，应该实行仁政，如：不准杀生，要账济贫苦、赦罪民等等；夏天万物茂盛，性质属“忠”，应实行鼓励政策，以劝天功；秋天万物肃杀，性质属“急”，与之相应，要行五刑、诛大罪等；冬天万物凋谢，性质属“闭”，要聚集、储藏财物，对民进行教育等。《七臣七主》说：春无杀伐；夏无遏水达名川：秋无赦过、释罪、缓刑：冬无赋税赏禄。《四时》说：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2）因民情民情即人“好利恶害”的本性。因民情指法律的制定要以人对“利”的追求为基础。法家认为，“好利”之性人生而有之，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的生理需要，如衣食住行；一是人的社会性，如荣辱尊贵。能否把握民情是政治胜败的关键。因此，立法要把握住人性“好利”这个关键，以民之好恶为准。君主的妙术就是利用民之好恶，使之对己有用、有利。
《商君书·错法》说：
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
《管子·形势解》说：
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
可见，法家强调立法因民情的目的并非是“令顺民心”，而是要使君主的“令行禁止”。从表面上看，因民情是要考虑人们的需要与愿望，实际上是要将法律变为统治者所用的有利工具。
（3）随时变
即指立法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而不断变化。法家认为，圣君不应把历史传统作为包袱，当历史传统有碍于统治时应进行改革。
《管子·正世》说：圣君之治“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
《商君书·更法》说：“当时而立法。”
《韩非子·心度》说：“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
这一原则的提出，反映了法家的历史观：历史是变化的，因此法也应随时而变；同时又与法家的法律起源说有关。法家认为，法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圣人为了治乱而制定的。时代变了，圣人因时而立法，因此法也随时而变。
法家主张随时变法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斥责礼义德教已经不适合“当今之世”的现实，一是要求法律的制定必须以富国强兵和奖励耕战为内容。
（4）遵事理
“事理”包括三个内容：事物的规律性；惯例、习惯；事物的轻重关系。遵事理就是指立法必须遵从事理。
审治刑赏，必明经纪；陈义设法，断事以理。虚气平心．乃去怒喜。
居身论道行理，则群臣服教，百吏严断。
以法数治民则安，故事不广于理者，其成若神。
法家认为，统治者包括君主在内应受“理”的制约与节制。君主在立法之前必须要考察事物的内在联系，依“理”立法。
（5）量可能
即指立法要考虑客观可能性。法家认为，法要建立在现实可能性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法才能切实可行。
《管子·形势解》：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为而后使焉。故令于人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乱主不量人力，令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
韩非也认为，法律规定的只能是人们可以得到的赏赐和可以避免的刑罚，以促使人们竭力去建立功名而不敢犯罪；同时，由于人们不都是“贤者”，因此，只有“贤者”才能做到的规定不能被制定为法律。
法家认为，民之“所能为”与“所不能为”之间的“度量线”是由生产水平和人的体力决定的；因此，君主立法不能超越一定的度量界线。否则，统治将岌岌可危。这个度量线就是既不要使民富裕，又不要使民穷困致死；使民能维持简单生产的条件就恰到好处。
（6）务明易
即指法律要通俗易懂、简便易行。《商君书·定分》指出：“民愚则易治”，即法律的对象是愚蠢的民众，如果太
“微妙”，连聪明的人都看不懂，怎能让民众遵守？因此，
“圣人为法，必使明白易知”。
韩非则提出了“三易”的标准：“易见”，即容易使人看到；“易知”，即容易使人懂得；“易为”，即容易使人执行、遵守。只要做到了“三易”，就能确立起君主的威信，
使法律得到贯彻执行。
2．法家的司法论
法家非常重视司法。认为，必须使法律成为君主治理国家、官吏尽职守责、判断所有人言行是非、行赏施罚的唯一准则。为此，法家提出：明法、任法、壹法、从法等一系列司法主张。
（1）明法
即要求公布法律，使法律“显”、“明”。
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
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
明法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使万民能够以法律自戒，知道不能做什么。《商君书·定分》：
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
二是防止司法官吏徇私枉法或罪行擅断，同时防止罪犯法外求情。《商君书·定分》说：
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
因此，法家对司法官提出了两个要求：
郡县诸侯一受宝来之法令，学问并所谓。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
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
即，基层的法官一接到朝廷的法令，就要立即学习，弄清楚法令的具体规定；其他官吏、百姓要想知道法令，就向司法官吏咨询，这样人们就没有不知道法律的。
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以为天下正，则奏天子。天子则各主法令之，皆降受命，发官。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谓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
即，担任司法官的资格就是要熟知法律；司法官必须有问必答，所答必对；如果不能回答，或忘记了法律的规定，则要依照所询问的和已忘记的法律惩罚司法官吏。
（2）任法
即要求有法必依，执法必信。法家认为，“任贤”、“任智”、“任私”是对司法的最大破坏，必须坚决反对。
《商君书·靳令》说：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是破坏法度、削弱政治的六种虱子。
《韩非子·五蠹》则把儒家（“学者”）、纵横家（“言谈者”）、游侠（“带剑者”）、逃避兵役者（“患御者”）、商人工匠（“商工之民”）比作国家法律的五种蛀虫。
“任贤”的结果是损害君主的权威。《慎子》佚文：
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议不行，君立则贤者不尊。民一于君，事断于法。
“任智”则必然要导致“下不听上，不从法”。《韩非子·诡使》说：
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上无其道，则智者有私词，贤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圣智成群，造言作辞，以非法措于上。上不禁塞，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不听上、不从法也。
“任私”则会鼓励“奸臣”卖主求利，贪官污吏侵害百姓。《商君书·修权》说：
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
因此，《管子·任法》得出结论说：
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
为了做到“任法”，法家提出两个要求：
一是君主必须牢牢地掌握法律，把法作为察言、观行、考功、任事的标准，凡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都要不听、不说、不做。《慎子·君臣》说：
为人君者不多听，据法倚数，以观得失。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
二是突出“信”字，强调“必”字，要求有法必依，执法必信。
赏莫如厚而信，法莫如刑而必。民信其法则亲。
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
（3）壹法
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统一立法权。法家认为，立法权必须由君主集中行使，这样才能保证“政不二门”，法律统一。
《商君书·修权》说：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管子·明法解》说：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势独在于主，而不与臣共；法政独制于主，而不从臣出。故明法日：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二是统一法律的内容。法家坚持，必须保持法律内容的稳定性、协调性。《韩非子·五蠹》：“法莫如一而固。”韩非所谓的“一”，就是法律内容的统一。他在《定法》篇中批评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
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
可见，韩非坚决反对两种不同质的法律并存。韩非所谓的“固”，就是法律内容的稳定。他在《解老》篇中说：
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
可见，韩非坚决反对朝令夕改。
三是统一思想。法家主张，必须用法律统一人们的思想，以便统一规范人们的言行。
禁奸于未萌。
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以法制行之，如天地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
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无两适，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
可见，法家要求严惩任何反抗的想法或动机，主张镇压思想犯。
（4）从法
即必须保证法律的权威性，任何人都要依法办事。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君臣共守法。法家认识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而主张君主要带头守法，才能保证法律的贯彻执行；法律的权威高于君主，自觉遵守法律的君主才是“有道之君”。
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二是“刑无等级”。为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商鞅第一个提出了“刑无等级”的原则。
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犯上制者，罪死不赦。
韩非在《韩非子·有度》中则强调：
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
“刑无等级”的司法原则表现了法家在适用法律上的平等要求。
总之，法家认为，只要在司法上坚持明法、任法、壹法、从法的原则，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管子·法法》说：
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3．法家的刑罚观及犯罪预防论
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统治方法上，“德”与“刑”二者哪一个起决定性的作用。对此，儒家和法家提出的观点几乎截然相反。儒家主张“德治”，在“德”、“刑”关系上，相对说来，重视道德感化作用，轻视法律、刑罚及其强制作用。法家则主张“不务德而务法”，认为只能“以力服人”，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刑罚、刑法的作用，把“刑”看作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轻视甚至完全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具体说来，前期法家并不完全否定道德的作用，后期法家则完全否定；相对而言，齐法家承认道德教化的作用，晋法家则从根本上否认道德的作用。：
法家的刑罚观，首先由商鞅提出。其主要内容是：
（1）“刑无等级”的“壹刑”说
商鞅认为，赏赐与刑罚相比，刑罚的作用更显著、更有效；治国家的关键不在于使人们都变成“良民”，而在于使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恪守法律“不敢为非”。赏赐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有刑罚作强有力的后盾。因此，商鞅把不奖励的行为划入刑罚的范畴。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壹刑”说。
商鞅的“壹刑”说大致有两层含义：第一，刑罚的对象是统一的，即完全是针对阻碍、破坏耕战政策，违反法律的“奸民”；第二，无论是谁，只要违反了法律，都一律依法严惩不贷。这一思想集中表现在《商君书·赏刑》的一段话中：
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讦之上者，自免于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
在商鞅看来，君主的命令和国家的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无论何人，是卿相将军、大夫庶人，还是功臣孝子、守法之吏，只要违反了君令国法，都毫不例外地予以惩处。
“刑无等级”是一个反传统的口号，其主要矛头是指向贵族势力的。商鞅变法时，守旧贵族曾竭力反攻。商鞅称之为“乱化之民”，并“尽迁之于边城”。不久，贵族们又唆使太子犯法，于是，商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从而保证了变法的进行。西周以后，贵族享有不受某些肉刑的特权，甚至死罪也不公开执行。因此，《礼记·曲礼》说“刑不上大夫”。如果商鞅的“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是“法上贵族”的话，那么迁“乱化之民”、肉刑太子师傅则可以说是“刑上大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