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写信说道：“从我的书里，我充分认识到了生活的艰难。事实上，这种磨难要远远比你看到的艰巨，它更加残酷更加严峻。尽管如此，情况却都还不错。阳光不再存在于我的生活当中，可我却依然往前，这对我来说，就是巨大的幸福……此时，我真正想要讲清楚的是我们的‘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基础——对抗力制度。幸运的是，我对政治或社会没有野心，所以我不会面对任何危险的威胁，也不会遭遇阻碍，我也无须屈从或是被迫妥协。总之，我迟早会获得自由，而我终将会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对自由思想的容忍度到底有多少，虽然他们似乎很满意现在思想的这种自由程度。当这些纠缠于心的否定和执拗的倾向被摆脱时，我的热情肯定会达到另一种程度啊！然而，我敢预言，这个宏伟的目标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就会实现。”
这虽是一个希望，但却充满了阴影。尼采的心里渴望拥有和渴望行动，但他却必须要面对一个非常乏味的工作和充满各种非难的五年。他在一本笔记本上记下了这样的话：“当一个人到达三十岁的阶段时，生活就开始变得越发艰难。我看不到可以快乐的动机，但是总应该有一些快乐的动机吧。”
尼采重新回到巴塞尔，开始了自己的工作。这个工作对于尼采来说原本就是负担，而现在他的工作则开始变得更加沉重。他接受了给年轻学生们讲授希腊文的任务。他已经很清楚时间的价值了，对他来说，五年的时间太长，而在大学里的每一小时都会延迟这段时间。他对自己所度过的每一小时都感到痛苦，就像是一个文人没有尽到职责，而感受到的悔恨的痛苦那样。
秋天，尼采给母亲写信说：“我面前的工作要花掉我五十年的时间，因此我必须要牢牢控制住时间。但现在我还要对各方面都进行一番浏览，这便加剧了我的工作量。唉，冬天已经快要来到了，我可以预见，这个冬天将会非常艰难。圣诞节那天也许会很冷。如果我去看你，会打扰你吗？一想到可以在你身边，且可以获得十天的自由，我就感到高兴。所以我请求母亲在圣诞节给我准备一个乡间角落，原本我应该在这个平静的角落中度过余生，并且在那里写下优美的作品。唉！（一声叹息）”
每逢遭遇这种沮丧的时刻，那些同瓦格纳的回忆总是会涌上尼采的心头，他总会想起，与瓦格纳密切交往的那些年几乎是他目前的生命经历中最静谧的时期。此时，这位老师曾一度暗淡的荣光开始再度焕发，面对他那巨大的成功，公众卑躬屈膝。而学生尼采正处在艰难的时刻，尼采没有韬到老师的荣光，他在胜利的时刻靠边站着。他一直都以为瓦格纳的艺术也有他的份，这种念头总是以“十五个魔幻世界”的奇迹效果出现；他认为瓦格纳就在那个魔幻世界当中，而他自己也在那里发现了亲切、充裕、快活、温柔、崇高和抚慰，这种发现就像一个神创造了众生；他曾经以为自己有大把的美丽在手，而且如果他能谦卑，就还可以获得再次拥有的机会，而他自己却永世不想再次拥有它。这一切想法对尼采而言都是永久的悲哀。
最后，为了宣泄内心的感情，他给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唯一的安慰者瓦格纳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和其他所有写给瓦格纳的信一样被遗失了或被毁掉了。不过瓦格纳回信的语气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出这封信的内容。
瓦格纳回信说道：
亲爱的朋友——你的信使我们再次为你的处境而感到了深深的不安，不久，我的妻子将给你寄来一封更为详尽的信。不过，我现在正好有休息时间，虽然我的做法可能会使你感到厌烦，但是我还是用这点空闲时间写信给你，让你知道我们在如何谈论你。在一生之中，我似乎未曾有过你在巴塞尔大学那样的社交圈，圈子里全是知识分子，可以在晚上的交谈中给你带来乐趣。然而，如果圈子里的人全都患有疑心病，我敢肯定这种社交不会带来太大的好处。我想，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正需要的是女人。但是我清楚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正如我的朋友萨尔泽所说：‘女人难道不是偷来的吗？’而且，一个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也会偷。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说，你应当组建一个家庭，或者创作一出歌剧，这两者的区别不大，结果可能是同样的好或者同样的糟糕。无论如何，我还是坚持认为，在二者之中，结婚比较好。
同时，我想推荐一种可以让自己平静的方法，但是你却总是提前将自己的生活日程排得很满，这样如果有人想要对你说点什么也没有机会。譬如说：我在拜洛特的家专门布置了一个房间，不管生活多么艰难，我都不曾用过它，因为这个房间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你应当将你的整个暑假都花在这里。但是冬季才刚刚开始，你就非常慎重地向我们宣布，你的暑假将在瑞士一座偏僻的高山上度过！这看起来难道不像是为了预防我们提出邀请的借口吗？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帮助你，你为什么这样忽视如此善意的帮助呢？在拜洛特，格斯道夫和巴塞尔的所有人都感到了快乐，这里有很多值得看的东西：我在挑选演唱《尼伯龙根》的歌手，制景员在布置舞台，机械师在装置器械，所有有血有肉的人都在这里。
但是有人了解尼采这个朋友的怪癖！
因此，我决定保持沉默，因为我知道自己无论做什么都无济于事。
上天啊，你赶紧娶个富裕的女人吧。唉，为什么格斯道夫是如此能干呢！结婚、旅行，用美妙的印象丰富自己！再然后……你就可以创作出一幕歌剧。你的歌剧必须要负有极大的难度。你干吗非要做一个教书匠呢？
好吧，就写这么多，明年夏天，我的作品将在拜洛特做最后一次可能带管弦乐的排演。正式的公演估计最早都得到1876年了。
我每天都坚持游泳，以此来拯救那让我无法忍受的胃，你也学学我的方式，最好也像我一样多吃肉。
真诚地祝福你
你的忠诚的
理·瓦
瓦格纳预料到这封信的作用不大，但没有预料到它会带来伤害，尼采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不满，认为是自己惹出了这些温和体贴的建议，但是他还是不能接受瓦格纳在信中说出的话。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在信里表现出软弱。他纠结在一个问题之中，瓦格纳的排演时间即将到来，而他是否应当前往？如果他拒绝了这个邀请，他又应该用什么来作借口呢？他是否还能在瓦格纳面前抑制自己的不满？他是否会坦诚自己内心的想法？
尼采《不合时宜的思想》第四篇《我们其他的语言学家们》已经开始动笔，但他很快就放弃了写作，他声称自己放弃的原因是工作的繁重和身体的疲倦，但这种说辞明显就是欺骗，要么欺骗自己，要么欺骗后人。圣诞节的时候，他和母亲一起在瑙姆堡待了十天，他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进行写作，但是他却放弃了，在这段时间中，他创作了四声部的《友谊颂》。整个圣·希尔维斯特节，他都是在重读自己青年时代的作品中度过的，他沉浸在这种对过去的检视中。他写信给梅森伯格说：“品质在音乐中总会显露真身，对于这一点，我很赞赏。一个小孩在音乐中表达的一切就是他天性中最本质的东西，即使在成年之后，他都不能阻止这种天性的流露。”
寄情音乐暗示着尼采正处在糟糕的环境中，他对自己的思想感到了虚弱和恐惧。格斯道夫和科西玛·瓦格纳寄来了两份信，这两份信的到来扰乱了他孤独的纪念活动。他们的朋友在信里说了拜洛特的情况，而信中的暗示性的语言让尼采感到绝望。
他写信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说：“昨天，是新年的第一天，但我在这一天却遭遇了恐惧，因为我清晰地看到了未来。活着是一件如此可怕而又危险的事情，那个以诚实的方式获得死亡的人反而让我嫉妒。以后，我要长寿。我的工作并不是能帮助我活到老的满意的生活方式。你要理解这种决心。”
1875年1月和2月，尼采一直都很悠闲，处在一种沮丧的状态之中。他这样写道“每两个星期，我大约花十分钟创作一曲《孤独颂》，创作的时刻极其罕有，我要在歌中表现孤独的可怕的美。”
3月，格斯道夫来到了巴塞尔。他的到来鼓起了尼采的兴致，他向这个旅居的朋友口授了一些笔记。快乐的日子帮助他逃脱了忧郁，但没多久，一桩新的伤心事又袭来了，让尼采重新陷入到了这种状态之中。
尼采常和欧维贝克和罗门特住在一起，这是他的生活习惯，这种习惯自然而且合乎他的趣味。他们三人正是瓦格纳提到的知识分子社交圈。到了1875年2月，罗门特突然对欧维贝克和尼采宣布，他将要加入教会，因此被迫离开他们。尼采被这个消息惊得目瞪口呆，同时他感到非常愤慨：他和这个人相处已久，将他看做了自己的朋友。而现在这位朋友突然宣布的消息，让尼采毫无防备。罗门特从未就这件事和他的朋友们开诚布公地谈过。由于宗教信仰的压力，罗门特已经丧失了单纯美好的信念和对友谊的责任，而尼采却相反，他对友谊一直都抱有崇高的理想。罗门特的背叛勾起了另外一桩往事，也使尼采理解了在瓦格纳追随者中流传的消息：他的老师将要创作一出名为《帕西法尔》的基督教神秘剧。在所有的事情中，回归基督教是最不能让尼采忍受的事情了。在他看来，这是丧失了人生原则，这是人世间最虚弱最怯懦的事情。几年前，瓦格纳与亲朋好友们谈到过各种计划，尼采见证了整个过程，并对这个过程表示了钦佩。当时瓦格纳谈到了路德、腓特烈大帝，他希望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一位德国的民族英雄进行赞颂，并且再进行一次像《名歌手》那样的愉快试验。可最终瓦格纳为什么放弃了他的计划呢？为什么喜欢帕西法尔多过路德？为什么他赞扬的是格拉人的宗教信仰，而不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那种质朴的生活呢？在整件事情当中，尼采直面了悲观主义，并理解且估量到了危险。这种悲观主义容易让灵魂习惯于抱怨，它会削弱灵魂，使其亲近于神秘。他曾给罗门特讲过一则教条，这个教条对他来说过于残酷，直接促使了罗门特的软弱，尼采对此自责不已。
他写信给罗德说：“新教的气氛是多么美好纯净啊！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如果有路德精神来使自己充实，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而这个人却背弃了如此之多的天才而投入了宗教，多么可怜！我常常问自己，他是否还保持着清醒，泼冷水或施行灌注的疗法是不是会令情况更加糟糕？这件事是如此的不可思议，这样一个幽灵竟然从我的眼皮下冒了出来，抓住了我长达八年的朋友。更糟糕的是，整件事都是我的责任。天知道，我说出这样的话并不是为了利己。但是我仍然相信是我自己描述的一件神圣的事引发了他那可鄙的宗教皈依，如果我因为跟让人憎恶的天主教有一丝一毫的瓜葛而令我受到的责罚显得很恰当的话，我会非常自责。”
尼采希望自己的朋友能够回心转意，他试图将他说服，但讨论是不可行的。罗门特保持着沉默，对朋友的劝告不做任何答辩，只是坚守着自己的想法。在规定的日期里，罗门特离开了。尼采写信给格斯道夫，在信中他详细讲述了这次分别的情形。
这种离别的悲哀令人恐惧，罗门特对整件事情都非常清楚，他不断重复：从现在开始，他生命中最好最幸福的部分都已经结束了。那会儿他流着泪请求我们的宽恕。悲哀从他的内心涌了出来，最后一刻，真正的恐怖攫住了我。乘务员关闭了车门，罗门特因为想要跟我们说话而想放下车窗，但是窗户却被挡住了。罗门特拼命地用劲，想让我们听清他在说什么，但一切都是徒劳的，这会儿列车已经开始启动，我们通过手势交流着。我觉得整个场景可怕而又富有象征意义，（后来欧维贝克对我坦白了），当时他也认为这个场景十分可怕。这个场景让我不能忍受。第二天，我头痛欲裂，只能卧床休息。这次头痛持续了三十个小时，难受得连胆汁都吐出来了。
这次的病是一场大病的预告。被病魔袭击后，尼采被迫离开了巴塞尔，到孤独的山林中静养。他这样写道：“我总是一个人在游荡，这样方便我清理自己的思绪。”尼采所说的这些思绪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探索他的笔记得知。尼采对罗德说：“请给我带来一些令人欣慰的消息吧，我可以从你的友谊中获得帮助我承受这件可怕的事情的力量。从我的友谊观出发，我确信自己已经被深深地伤害了。我更加痛恨那种跟任何人都保持友好相处的作风，在我看来，这种方式的本质其实是虚伪不实，将来在交朋友这方面我可得更加慎重。”
伊丽莎白住在拜洛特，3月份，她是与瓦格纳一家一起度过的，此后，她便回到了哥哥身边，她被哥哥当时的状态吓到了，因为对罗门特的悲伤回忆总是纠缠着他。尼采反复说道：“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但我却从未想到过自己亲密的朋友会遭遇如此不幸，这简直是个惊天大事。”事实上，此时他也在挂念另外一个朋友理查·瓦格纳，这是他正在失去的老师。他自言自语道：“我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危险啊，我崇拜着这个人，从中感到幸福，我将自己托付出去，结果到最后却发现自己跟随的只是幻象，而且这些幻象都是相互关联的。瓦格纳的理论跟基督教教义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伊丽莎白对哥哥说了很多在拜洛特发生的种种令人感到惊奇的事情，那儿的活动、激情和所有欢乐并没有使尼采感到厌倦。一天，伊丽莎白和哥哥在公园里散步，她又向哥哥讲述了发生在拜洛特的事情，这已经是她第十次跟哥哥讲述这件事了，她注意到尼采的脸上有着奇特的神情。她询问他，不断地发问，于是在他长篇大论、滔滔不绝的感叹中，他保守了一年的秘密被泄露了。他突然间便戛然而止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徒步旅行者正跟在后面，监视着他。他一把抓住妹妹飞快地离开了，自那天开始，他一直都处在精神恐惧之中，因为他担心自己的话会传到拜洛特。几天以后，他再次遇到了那个古怪的旅行者，他知道了后者的名字：伊凡·屠格涅夫。
1875年7月，原定四联剧排演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几场排演引起了尼采朋友们的关注，这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也是他们书信和交谈的唯一内容。在这些交流中，尼采继续遮遮掩掩，始终都不敢决定是否出席排演？他身体一日弱似一日，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头痛、失眠、呕吐、内部器官痉挛再次袭来。最后，他用自己的健康状况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借口。他写信给格斯道夫说：“我知道你会去拜洛特，所以我请你预先通知他们我会缺席。我知道瓦格纳对于这件事会感到很愤怒，而我也不会感到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