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高士奇则说：“甚矣哉，宋襄之愚也……吁，宋襄其谁欺乎？夫祸莫朁于残人骨肉，而以国君为刍狗。无诡之杀，鄫子之用，以视重伤于二毛，孰大？逆天害理之事，宋襄敢行之，而故饰虚名以取实祸，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清人梁玉绳干脆就在文章里责备太史公《史记宋世家》中的论赞采用古籍（《公羊传》）有失偏颇，他压根就不相信当时有部分宋国君子对宋襄公持肯定态度。（泓之战以迂致败，得死为幸，又多乎哉？执滕子，戕鄫子，行仁义不忘大礼者如是耶？何褒乎耳？）
最后到了现代，毛泽东同志站出来为宋襄公盖棺论定了，当时激烈的斗争形势，显然是不允许我党对反动派们姑息养奸的，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必须坚决予以批判，所以毛主席教导大家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伟大领袖的话自然是不会错的，貌似我们不该再对宋襄公做翻案文章了。但是，领袖的话是当时的环境下说的，本着我党“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态度，以我们现在的社会与国际形势，是否应该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宋襄之仁”抽象为“公平竞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费厄泼赖”精神来继承呢？奇谋诡计固然灵活机动，但坏处是容易流为油滑，叛服无定，蔑视一切法则。“费厄泼赖”是否就能一概摒弃了么？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汉代《淮南子》中的一句话：“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看来具体情况也要具体分析——在乱世，在国家与民族危亡之际，“费厄泼赖”的精神并不可取，为了生存，必要的时候就该毫不犹豫的耍手段，这叫做斗争策略；而在治世，在社会矛盾并不激烈的时代，无所不用其极的残忍战争术，以及不择手段的恶性竞争等，都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关于这个问题鲁迅先生也看的很清楚，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鲁迅先生说：“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这就是‘请君入瓮’法。虽然仁人们未必肯用，但我还可以言之成理。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否则，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
在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社会矛盾斗争激烈，大家都不怎么讲规矩，所以“费厄泼赖”是要的，但为时尚早。
所以鲁迅先生认为，只有当大家都讲规矩的时候，我们才要讲规矩，否则宋襄之仁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蠢猪式仁义道德。
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刀枪。这才是中国人应有的费厄泼赖。
且正如孟子所言：“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弱者是不够资格讲费厄泼赖的，只有强者才可以。就像武侠小说中的盖世大侠：别人是刀枪剑棍全副武装，他却双掌打遍天下；别人是江南七怪一起上，他却从来不要帮手，有时候甚至可以潇潇洒洒的先让人三招，至于暗器毒药什么的阴险玩意儿，那是绝对不用的。否则的话大侠竟去偷袭一个鼠辈，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所以，我们要变强，强了就能维护世界和平，就能潇潇洒洒的讲仁义，讲费厄泼赖了。这也是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里强者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试想，如果这个世上的所有强者都不讲规矩，那么处在底层的弱者们就更加难以生存了，于是他们只能更加不讲规矩，恶性竞争之下，国际斗争加剧，社会矛盾激化，貌似稳固的金字塔迟早崩塌。
其实，这样对强者也有好处，你费厄泼赖了，你仁义了，你大侠了，你扶危济困关怀弱势群体了，你说你不当大哥好多年，别人都不答应，说你不当老大，谁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啊？不相信的话看看齐桓公。
所以说，“仁者无敌”这句话其实有问题，应该是“强而仁者无敌”才对。强者也一定要“仁”，强者不“仁”，又凭什么去要求弱者要“义”呢？这不是很可笑吗？
现在最后的结论呼之欲出了。“宋襄之仁”必须提倡，但必须在和平时代提倡，更必须在强者之中提倡，现代社会渴求公平与正义，但这些必须由金字塔的顶端带头执行，从上而下，上行下效，这个社会就和谐了。
关于如何正确评价圆明园兽首事件，大家有答案了吗？
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大腿中箭，这本算不上什么致命伤，但他也有一定岁数了，多年为霸业奔波与不断经受的挫折早已让他身心重创，再加上春秋时期医药条件落后，没有云南白药，更没有什么消炎药止痛针，所以他的伤势日甚一日，眼见着活不了多久了。
可怜宋襄公，毕生追求梦想播种仁义，收获的却是命运无情的嘲弄，他只能黯然离开春秋的舞台，拖着一条伤腿在历史的荒原中踽踽独行。寒风萧萧，衰草凄凄。对面，死神微笑着，向他伸出冰冷的怀抱。
宋襄公已经很可怜了，但这残酷的世界依然不肯放过他，第二年春，齐孝公发兵攻打宋国，包围缗地（缗音民，今山东金乡县东北），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忘恩负义，竟原来也是白眼狼一只。宋襄公闻信吐出一大口血，伤势愈发严重。
墙倒众人推，远古的梦想已经破灭，如今这个世界已经不再相信仁义，这就是现实，残酷而无情的现实。我可怜的宋襄公，你觉悟了吗？
执着的人的从不后悔于自己的坚持，想来宋襄公是不会觉悟的，他努力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千年的笑骂是后人的事情，一切已与他无关。他求仁得仁，可以死得其所了。
宋襄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37年的5月25日，一个闷热无比简直就要将人逼疯的午后，宋襄公伤口严重感染，生命垂危。还好，在他弥留之际，所有的宗室重臣与妻儿老小都簇拥在他身边，恸哭着为他送行。
宋襄公用迷离的眼神环顾着周围那一个个熟悉的脸庞：哥哥公子目夷，堂弟公孙固，妻子王姬，太子王臣（瞧他儿子这名字取的，宋襄公的性格展露无遗）……莫名的笑了。
他追了一辈子也没能追上齐桓公的脚步，临死一刻，他总算有一点比齐桓公强了。
太子王臣哭着问：“公父可有言以教儿臣乎？”
宋襄公呻吟着说道：“楚为宋之大仇，汝切不可忘。晋公子重耳，仁且得众，成大事之人也。有朝一日，汝当可借其力以抗楚，而报寡人泓水之恨……”
太子王臣含泪答应。
公子目夷在旁也忍不住热泪盈眶，心中暗咐：“主君一辈子糊涂，临死之前，总算是做了一个英明无比的决定，天怜我宋……”
是日夜，宋公兹父中年而卒，一十四载的热血理想，曾几何时的风光霸业，至此全然化作梦幻泡影。他失败了，败得很惨，只能孤独寂寞地在历史尘埃中游荡，魂无所依，永远得不到他所梦想的位置。然而，宋襄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他自杀式的拼死抵抗，他近似顽固的执着与勇敢，他强大到离谱的坚守与信念，已经远远超乎了楚成王的想象，并因此引发了楚内部政权的轮替（后文提及），导致楚军未能趁胜一口气入主中原，华夏诸侯得以从容整合力量，等待新的霸主君临天下。
从这一方面看，这位“愚蠢”的霸主也对中国历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果大家不要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其实你要说宋襄公的民族复兴伟大理想完全失败了的话，也不太对，至少它在另一个层面实现了，后来先秦诸子中的老子、孔子、庄子、墨子都是宋人或宋人后裔，他们的思想中有很大一部分就自觉或不自觉的源于殷商文化，他们对于无限制的战争方式也是基本持反对态度的。
另外，世人皆以宋襄公之败为泓水战术失当之故，其实不然，宋襄公之败实在战略，而非战术也。其战略之失误有二：
一、中原诸侯多为周室宗亲，宋襄公不学齐桓公尊王以图霸，却只欲恢复已亡数百年之殷商故业，诸侯们岂能与他同心？周室封臣却助亡国余孽复兴故业，岂不笑话？
宋处四战之地，四面皆是大国，实无称霸之资，若欲抵挡强楚挺进中原之势，只有放低姿态与华夏各国友好结盟合力抗楚，奈何自不量力争做诸侯盟主，岂不笑话？
故宋襄公精神可嘉，奉行军礼、以仁义之名号召诸侯也无不妥，但唯有战略与外交二项，却是零分交卷，实不可取。
宋襄公死后，宋太子王臣即位，是为宋成公。宋成公依照襄公的遗愿，将他葬在与卫国一水之隔的襄陵望母台附近，一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春秋霸主，面向着白发送黑发的母亲，永远长眠。或许有国人会在他的坟前发出放肆的嘲笑，但也有人坚信，他的荣誉将永世长存。
与此同时，在宋国去往郑国的大道上，一支由数十辆马车组成的车队正如风疾驰。
为首的一辆马车上，一个重瞳长须的男子按膝而坐，目光如炬，神情从容而淡定。
车窗外，夜空中飘散着浓重的昏暗，阴郁，混乱不堪的气息，但在远处，似有一点微光，照亮路途，指引车队前进的方向。
他，就是宋襄公口中的晋公子重耳，这个天下新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