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身份高贵的人都会养些从属人员（长官退休，随从人员仍会跟随他们的长官），这种情形一向都被人认为是合情合法的，即使是帝王也同意。但是，要注意的是生活不可过于奢侈豪华，对部属也不可故意纵容；最正当的做法是知道怎样去提高从属的品德与气质，而在办事能力上如果无须用高强的人的话，还是用平凡的人比较好些。
事实上，德国在沦亡的时候，勇敢的人比有才能的人还有用些。一切事情都应秉公处理，不可有所偏颇。对一部分人如果特别优遇，就会养成他们骄横的习气，而其余的人就会产生不满的情绪来，因为他们也想要求同等的权利。相反地，如果一切都合情处理的话，那就无需厚此薄彼，公正对待、一视同仁，这样将使受宠者更加感恩，其他的人也不会产生不满情绪。不论对待任何人一开始都不可太优遇他，这才是谨慎的办法，因为你不能自始至终都对他优遇。只采纳一个人的话是不安全的，因为要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责任是过重的，这容易蒙受极大的挫败而身败名裂。不可立刻批评说坏话的人或大胆地去批评身份高的人，这样容易遭到损伤。但是，如果征求太多人的意见，危险也会越大，因为这样常会弄到要问最后的那个人来下判断，而这种人又常无主见，无法作正确的判断。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采纳少数朋友的意见为宜。朋友常是旁观者，看得比你清楚。没有深谷，高山就无从显出；人间的友情却又是少得可怜，在同辈之间更少，因为同辈常是重视自己而卑视他人的，因此在长辈与晚辈之间才有友情存在，因为尊卑之间是主仆关系，主人发了财，从仆也就有福可以分享一点了。
诉讼与辩护
为人打官司的人常做出许多伤天害理的事，危害大众非常厉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们虽然心术不正，却也办了一些维护正义的案子。这里说他们心术不正，是指他们除了心地不善良之外，还狡诈、言不由衷或不讲信用。为你诉讼的人并不是真的想为你出力，他只想借机敲诈你；如果你另有人帮忙，他就会鼓起他那如簧之舌来说服你听他的话，以取得你的报答，至少他要寻得一线希望，想随时有机会向你借口索取报酬。有的人虽然答应为你出力，实际上是想趁机打击另一个人，或借机去报告另一个人的罪行，不然他们哪有借口可以行事。等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达到以后，你的案子是否会成功，他就再也不关心了。换句话说，他是利用别人来成全自己的事情。
为人家打官司实际上是在帮助一个竞争者；每一件诉讼案子都是为争夺一种权利，不管是争夺法定的权益、争论是非、争夺功劳，或申请某种权利，没有一种不是因权益或利害而争的。假使是感情的问题诉讼，需要为没理的一方帮忙的话，那就没有必要上诉到法庭，只要劝说两边在庭下和解就行了。如果非要偏袒不该帮助的一方，那你也不该故意去诋毁对方。如果你对某个案子不太明了，不知道怎样来办理这个案子时，你最好是去请教可靠而有见识的朋友来指点你，但你对所要请教的人，必须谨慎选择，以免受骗。诉讼人最厌恶的是律师的欺骗，或是耽搁了他的案子，因此如果有人委托你办案，而你不便承揽时，那么一开始便要拒绝他；假如你已经接了下来，那就要老老实实地说明胜诉的比率，不要夸大胜诉的比率，更不要贪得过分的报酬，这种做法才值得人家感激你。关于请求你办拒绝赔偿的案子，因为这种案子不一定会成功，所以你只答应所托，要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案情，尽力去办，而不可趁机利用他，在办不成的关头才叫他另行设法。人家所托之事的严重性在于，如果接办诉讼的律师不了解，那才是愚蠢的行为；如果真的是弄不清楚所申请诉讼的权利，那你就是不明是非。
诉讼要获得胜诉的上策是事前保守秘密，因为如果接案的律师告诉当事人有希望胜诉的话，他便会松懈下来，但也有一种人倒会因此而刺激他更加全力以赴，以争取胜利。最重要的是进言要适时而为。在诉讼时一句适时的话会产生奇特的应答效果而获得胜诉。
我们所选择为我们辩护的人如果是大人物，倒不如是一个平凡而适当的人选；如果只是一知半解的人，则不如是有特殊才能的人。如果你所请求的遭到拒绝，也要心平气和，这样当你再度请求成功了，仍是令人满足的事。当你知道你所请求的人对你有好感时，你为他办案则可以“讨价高些，你也能如愿以偿。”不然，你最好是对报酬逐步分开提出要求。
当一个人第一次请求你作证时，你可以答应，也可以拒绝，但你拒绝了就会失去一个朋友，过去的一切也就一笔勾销了。一个什么事情都爱管的人最易替人作证。但是，如果他所证明的事不正当，那么他也要蒙受名誉上的损失。世上最坏的人，莫过于这种什么事都要管的人，因为这种人对大众有害。
礼节与仪容
道德与礼节二者就像宝石与金银的关系一样，它们互相衬托而更显光彩。如果人们深察礼节，便会发现一个人如果想博得大众的赞美，就会发现情形跟经商发财有相似之处，即是商业上的那句俗话：“薄利多销以致富。”的确，利薄自然金钱会源源而来，而巨利的获得，往往只是偶然间的事。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在小地方所表现的，常能获得人们极大的赞扬，因为这类的表现机会较多，且能经常受到人们的注意；而大的德行便不会常是如此。所以，注意礼节能使人的声誉提高。西班牙伊莎贝拉皇后说：“这（礼节）是永久的推荐书。”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困难，只要你不轻视礼节就行了；并且可以从观察别人的行动中去学到，无须担心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礼节要表现得自然才显得可贵，如果过于做作那就会失去它的价值。有些人的举动，像是字字经过推敲的诗句一般，但是这种专注重小节的人，对重大的事务又怎能领悟呢？一个人如果对人不讲求一点礼节，别人也会这样对待他；这样一来别人对他的尊敬自然会减少。特别是在陌生人或拘泥于形式者的面前，更不可忽略礼节。
太过讲究礼节的人反而会令人讨厌，而且会使人怀疑那是假的。当然，如果一个人在恭维别人时，能想出巧妙的辞令，再加以适当的运用，这样必能收到奇效。和同辈朋友相处，大家大都不拘礼节，但你这时最好表现得严肃些。当你和地位低的人相处，而别人对你尊敬时，你又该表现得亲切些了。
从恭维别人这一点来说，要注意恭维不可过分，过分的恭维等于是在贱卖自己的人格。一个人顺从别人是好的，但必须表明这是对他的尊敬，而不是唯命是从；赞同别人的行动也是好的，不过要加入自己的见解，就像在接受别人的意见时，可加入一些不同的见解是一样的道理；在顺从或跟从别人的行动时，要附加一点条件；在赞同别人的建议时，也无妨陈述自己对同一问题的看法。要特别小心的是，不可太过于恭维别人，因为无论你是怎样地完美，嫉妒你的人就会以此来毁谤你其他方面的美德。太过于重视行为规则与拘泥形式，会使你在事务上坐失良机，那损失是很重大的。所罗门说：“看风的不必播种；望云的不必收割。”因此，聪明人是自己去创造时机，而不是等待时机，人们的行为要像所穿的衣服一样，不可太狭小，行动才能够自如。
事物的变迁
所罗门说：“世上没有新奇的事物。”柏拉图认为一切知识不过是记忆而已；因此，所罗门又说：“所有新奇的事物，只是曾被遗忘而已。”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利兹河（又名忘记之河）不仅在阴间地府里流，同样也在世上流。有位不知名的星象家曾经说过：“要不是靠了两件永恒不变的事情，人类片刻也不能生存。这两件事情是：第一，太空中的星球彼此间永远保持一定的距离，既不靠拢，也不分离；第二，它们每天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当然，自然界的一切都在不断地变动，永无休止。像一件大衣一样地能将一切的东西从人们的记忆中掩埋起来的，有两种自然现象，那就是洪水和地震。这两种现象对人类的毁灭力，比起大火与饥饿来，不知要严重多少。太阳的儿子费顿加驾驶他父亲的车子闯下大祸，只不过是在短短一天的时光中发生的事情。以色列的先知伊里亚那个时代有三年大旱，幸好只是灾及一部分地区，人们才依然能够活下去。至于像在西印度常常由闪电引起的大火，那也是有限的现象。但是在洪水与地震之后能侥幸流传下来的，不过是些躲在深山里的无知人们；他们对于过去的事一点也说不上来，因此一切都归于乌有，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西印度人的历史，便可发现他们也许比旧世界的人年代较晚一些，是历史较短的一种民族；更可能的是，那里以前所遭遇到的毁灭，不是什么地震，而是区域性的洪水罢了。有位埃及僧人告诉梭伦说：“大西洋里有一个海岛被地震吞没了。”这句话恐怕不可靠，因为那些地方很少发生地震。但在另一方面，那里的河流那样大，水量那样多，欧亚、非洲的河流与它们比起来简直是小溪了。那儿的山比我们的高得多，像安第斯山之类都是巍峨耸立，高入云霄。大概就是靠了这些大山，他们才免于大洪水的灾祸，保全了性命。政论家马其维利认为除洪水地震的之外，宗教派别间的嫉妒与敌对，也能消灭人们对过去事物的记忆。他举出大主教葛利的例子，说他曾经积极毁灭一切异教的古迹遗物。但这种狂热的行为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并且也维持不了多久的时间；另一大主教撒比安尼继任葛利的职位后，立即改变作风，一反葛利过去的行为。
天体的变迁如何，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也许当宇宙各种星球完成了柏拉图所谓的“周期”的历程之后（如果世界能支持那么久的话），一切又将重演一次；这里所谓的“重演”，是从整体上来说，并不是说又产生一些与过去历史上一模一样的人物，只有过于相信天体对世间的影响的人，才会有这种空幻的想法。彗星对一般事物也有影响力；但是，天文学家只是对它们的出现感觉惊奇，细心地记下它们的飞行路程，至于每一个彗星出现后的结果如何，他们并不会仔细去探讨。例如说，它们是属于哪一种彗星、体积多大、什么颜色、射出光线的方向在哪里？在天空中的方位是怎样的、出现的时间有多久、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听说在荷兰有一种奇怪的信念，颇值得我们研究一番。他们说每隔三十五年，便有同样的岁月、同样的天气循环出现；他们会有同样的大雪、大雨、大旱，同样暖和的冬季和凉爽的夏天等情形。他们称这种现象为“年代的循环”。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根据我以往的经验，也曾发现过很多类似的情形。现在我们姑且不去谈自然现象的演变，来讲讲人世间的事吧！人世间的事情变迁最大的莫过于宗教的派别，因为它们是支配人们心灵最有力的因素。真正的宗教应该是宛如建立在磐石上，根基稳固，永不动摇；伪宗教会被时间的巨浪所淘汰。因此，我要说出新教派兴起的原因，也许可以使人们知道如何去阻止这种大变迁的进展。
当人们对既存的教义意见分歧时，当祭司们与宗教领袖们生活腐败，行为不检时；当时代愚蠢无知而野蛮时，便会酝酿产生新的教派。穆罕默德当时创立伊斯兰教的情形就是这样。一个新教派如果缺乏两种要件，那是无法发展的。这两个要件是什么呢？第一是反对原有的权威或取而代之，这是最孚众望的事，第二是准许人们过一种比较放纵的生活。至于像亚利安派和亚民尼安派一类的邪说，虽然对人们的心灵影响很大，但除非他们与政治活动结合，否则绝不会使国家的宗教体系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新教派的形成有三种方式：一是由于奇迹的力量；一是由于传道的力量；另一种则是由武力而产生。至于殉教一事，我将它归在奇迹力量之内，因为那好像超出人性能力范围之内；极端虔诚的生活也归在奇迹范围之内。当然，防止宗教分裂的最好方法是革除本身原有的弊端，对于分歧的小节，尽量寻求妥协；处理事情的态度要缓和，避免流血和虐待，对于与领导作对的首脑人物，要用温和的手腕去拉拢他们，给他们升迁，不可滥施暴力与迫害。
战争的演变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须从三方面说起：第一是战场，第二是武器，第三是作战的方法。在古代，好像多数是东方向西方进攻，像波斯人、亚述人、阿拉伯人、鞑靼人等这些侵略者都是东方民族。诚然，高卢人是西方民族，但根据历史的记载，他们先后只发动过两次侵略：一次是入侵小亚细亚的喀拉蚩，另一次是入侵罗马。但是，东方与西方其实是一样的，就像天空中没有固定在东方或西方的星体一样，也没有固定在东方或西方的战争。可是南方或北方是固定的了，我们只看到北方民族侵略南方民族，却很少看到（或从来未见过）南方民族侵略北方民族。这显然说明了北方是个好战的地区；考察它的原因，或许是由于星象的影响；或许是由于水陆分配不均的关系，因为北方有的是陆地，而南方据我们所知，几乎是一片汪洋，更可能是由于北方气候寒冷，而这种寒冷的气候、最能使人强壮，精神抖擞，养成了好战的习惯。
一个大国分崩离析的时候，必然会有战争发生。因为在大国统治之下，被征服的民族完全依赖统治者的保护，自己逐渐失去活动的力量；可是一旦统治者的地位动摇，国势衰微，这些民族便会纷纷叛离，终至弄得四分五裂。罗马帝国衰亡的情形就是这样。查理曼的帝国也是这样，在查理大帝死后，他的帝国便分裂了；西班牙一旦衰颓，恐怕也难逃同样的命运。土地的兼并与国家的合并也能引起战争，因为当一个国家扩充得太大时，它就像水势很大的河流一样，河水势必溢出两岸；像罗马帝国、土耳其帝国、西班牙帝国等例子便是这种情形。人口过剩有时也会导致战争。当世界上野蛮民族很少时，这些野蛮民族，除非他们已确知谋生之道，否则便不肯轻易结婚生下子女，这样才不会有人口过多的危险。但是，当人口众多又不知道谋生的方法，只是一味地繁殖下去时，那么每过若干年，他们势必要设法移民到别的国家去，以减轻本国的负担。古时北方人民常常抽签决定什么人应该留在家里什么人应该外出谋生。要想大举移民，有时固然可以采取和平方式，有时却不得不循战争途径。当一个好战的国家伦理败坏时，战争也是无可避免的。因为通常这类国家，一方面是道德败坏，一方面是财富逐渐增加，而两方面都足以招致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