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权力机构的各种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指数以及关系的牢固程度都是可以拿来比较、分出高低的。而且它还具备一套成型的规则：一个人的地位愈高，别人就愈可能和他发生亲密关系。就像李鸿章感叹的那样，官越当越大，亲戚也会越来越多。当然亲戚越来越多，所谓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多。一旦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缺乏互动，关系也会随之变弱然后慢慢疏远。
所以说，权力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是导致权力私有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关系也是形成朋党政治的基础。要想在权力结构中找到一种共同的关系基础并非难事，不外乎就是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先建立关系。
这种关系一旦形成，将会衍生出更多法外幕后的权力枝节，这会对官家的政治制度造成巨大的腐蚀作用。对于古代权力结构中的官员来说，除去血缘、地缘关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感情链接，那就是科缘格局。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同学关系和师生关系，而靠此衍生出的权力，也属于灰色地带范畴。
在《官场现形记》里也讲了一个依靠科缘路线谋权的故事，转录如下。
过富原来只是杭州城门的一个小看守，进入官场也有十七年了。几任巡抚看他上代的面子，让他做过几趟差使。无奈过富没什么能耐，不是将事情办砸，就是捅出大娄子。长此以往，过富能力不行的名声就传开了。历任巡抚也就不放心再将重要的事情交于他手，只是安排一些毫无技术含量的活让过富去做。比如说，让他去看看城门。看城门，只需要耗费时间，工作能力大小都无碍。
过富的能力不行，可偏偏他的上司本省抚台刘中丞也是一个不着调的庸官，在工作上屡屡失手。这样一来，就有人接二连三上奏本参他。事情越闹越大，朝廷只好下派钦差大臣查办刘中丞。无巧不成书，这次朝廷下派的钦差大臣正好是过富中举的老师。而钦差随带的亲信官员中，有一个叫达旗的，官居刑部员外郎（相当于司法部的副司长），曾和过富同榜中举，二人有同年之谊。
在钦差大臣进驻杭州办案之后，过富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小宇宙就已经爆发了。前来办案的正钦差是他中举的老师，正钦差的心腹亲信达旗又是他的同年兼同门，年谊加上门谊，这两层关系等于给自己的权力上了双保险。加上老师和同学对自己也是格外关照，没事就约上过富喝喝酒，打打牌，“没有一天不碰头两三次”，关系看上去亲密得不得了。过富这时候的差使虽然还是“看看城门”，但他的实际权力随着钦差老师、副司长同学的到来，早已是水涨船高。虽然说他的正式权力并无变化，可在科缘关系掩护下的实际权力已经发生了质变。
钦差的一举一动，刘中丞都让人二十四小时监视。自从过富和他们走动频繁之后，一班耳目早已飞奔禀报给刘中丞。刘中丞得到这个信，便传两司来商议。官员臬台老练地说道：“既然过富是钦差的门生，少不得将来要照应他的。大人不如先送个人情给他，一来过富感激大人的栽培，各色事情没有不竭力报效的；二来叫钦差瞧着大人诸事都有他的面子，他也不好不念大人这点情分；三则过富既同钦差随员相好，也可以借他通通气。好在目下支应局、营务处、防军统领出了几个差使都没有委人，大人何不先委他一两桩？这个人情是乐得做的。”抚院听了深以为然，立刻就答应下来。等到两司回去，未到天黑，札子已经写好，派人送到过富家里去了，请过富来府上一叙。
当天，刘中丞就对外称病，关门歇业。同时吩咐身边的差役，任何人不见，包括官员。他只传了过富进去，下人将过富客客气气地引进内房，以示要好之意。等到过富进来，刘中丞早已站在那里等候多时。
二人先是以上下级官礼打躬归坐。刘中丞穿的是便装，也没有戴大官帽子。见了面，刘中丞先让过富脱了官帽，又关切地问：“便衣带来没有？”
过富哪里受得此番待遇，怯生生地回了一句：“没有。”刘中丞便同自己的手下说道：“我的衣服过大人穿着还合身，快去把我新做的那件实地纱大褂拿来给过大人穿。”这时候，“看看城门”的过富在上司刘中丞口中已华丽地转身成为“过大人”。要放在平日里，刘中丞都不屑看上他一眼。
手下答应着，没去多久，取来一套崭新的衣服给过富穿上。过富还没在椅子上坐安稳，刘中丞又叫手下去拿点心，并主动提出陪过富共食。点心摆了一大桌子，二人先吃起点心来。刘中丞见过富头上黄豆大小的汗珠滚了下来，赶紧叫过富脱了大褂，又叫他把小褂一齐脱掉，吩咐管家绞手巾，替过富擦背。
这一切招待完毕，刘中丞才对过富说要委派他两个差使：一个支应局，一个营务处。支应局是晚清地方大员为就地筹款而设立的非正式财务部门，营务处则是晚清政府成立的军事衙门，相当于地方财政厅与武装部，都是肥差。由一个连官员养的狗都嫌上三分的“看门人”，摇身一变就成了 占据官府肥缺的官员，真可谓是天壤之别，这也着实让过富领略了一番何为惊喜。
要知道在地方权力结构中，刘中丞是过富的顶头上司，他完全犯不着如此屈尊向自己的下属来谄媚示好。如此这般闭门谢客，单独约见过富，又是馈赠衣物，又是送点心，又是叫管家为其擦背，殷切之极，到最后还双手送上肥缺，一下子让过富从一个“口中都淡出鸟来”的权力边缘人，成为将要肥得流油的食权者。过富能够获得肥缺，并不在于他的工作能力提高了多少，而在于他有科缘这一层重要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私人关系，给过富的权力插上了一双隐形的翅膀，本来并不起眼的“看门人”就拥有了强大的“灰色权力”。刘中丞向过富献媚，主要是看中他与钦差们的私人关系。因为钦差大臣手中握有的公权力完全可以对刘中丞造成伤害，为了避免自己受到伤害，他只好动用自己手里的权力来为过富谋一次福利。依靠过富与钦差的私人关系，来借此降低钦差对自己的权力伤害值。
古代那些读书人苦读半生，从千里之外来到天子脚下，每个人都怀揣着将自己的文武之艺“货与帝王家”的人生理想。而最后他们要取得成功除了靠发奋苦读做好考前功课之外，科场之外的交游也尤为重要，而后者往往更能决定他们的梦想能否实现。
到了明朝，进士行卷成为科举考试之前约定俗成的一道必经程序。士子们通过各种渠道向京城里的文官大员们投贽拜谒，想尽一切办法与他们建立血缘、地缘之外的科缘关系。
这种门生关系，类似于今天拜师求学的师生关系，也有官场大哥开门收小弟的意思。这是一条权力寻租的链条，连接着官员的晋升通道和权力交易的后门。
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是这场权力交易的既得利益者，唐宋时期，主考官被称为“知贡举”，到了明清时期改称“主考”或“总裁”。不光“座主”和“门生”在将来的官场会结为利益同盟，就连那些同榜及第的进士也会结成新的人际关系网，也就是所谓的同年关系。唐朝同榜及第的进士才称为“同年”，宋朝以后以同榜登科者为“同年”。到了清代，“同年”的范围再次被扩大，凡是秀才同时被选拔为贡生，以及乡试同榜中举，会试同榜取为进士，统统被拉进“同年”这张关系网中。座主、门生、同年这些因科举而产生的称谓，在权力结构中形成了新的人际关系网，这张网络伸展出去的每一条经纬线都牵扯着利益关系。
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都是奔着金榜题名去的。他们也深知在这场考试中，决定他们命运的是主考官。所以在历朝历代的科举制度中都有这样一条规定：新科进士要拜谒主考官。其目的就是要明确这一层关系，虽然说这种关系很多时候游离于体制之外，但却始终把持着权力通道的重要环节，比官家那些正式规则来得更为有效。新科进士在主考官面前自称门生，就等于在今后的官场之路上把自己与主考官的利益绑在了一起。
处在这张关系网中的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权力疆域，门生需要的是仕途上的重用和关照，因为自古以来“朝廷有人好做官”。而主考官们将这些新科进士收为“小弟”，图的就是能够在权力系统不断做大自己的地盘，玩的是一种权力寻租，租金是高额的回报。每一个被他们揽入门下的考生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权力支流，支流越多，官员的权力收益就会汇成奔腾的海洋。
官场是高风险行业，孤身上路的风险性更高。投身其中的人，大都希望能够将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编织得更大更严，以保证自己能够步步高升，久居官位而不衰。一个官位不论是张三来干还是李四来干，官家赋予的职权基本是不相上下的。这种职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正式权力，主要是通过官阶、品秩、俸禄、职位等来衡量。
对于官员来说，正式权力是有限的，而通过私人关系网得来的非正式权力却是无限的。通过科举层面，得来的座主、门生、同年这几种关系，往往会决定一个官员的权力大小。也就是说同样的职位，落在不同官员的手里，他所产生的权力值也是有所区别的。这就好像一只蜘蛛，它捕捉飞虫的能力是不变的，但是让它置身于不同的网络中，它所捕获的虫子也是不一样的，网络越大，所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大。
由于科举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这也使得那些将毕生精力放置于科场的举子们对于能否及第感到茫然和焦虑。这完全不像是一场考试，更像是一场命运的赌博。为了增大及第的把握，一个举子甚至会同时向数位文官大员行卷。也就是在科举之前，将自己所作的诗文投贽给有关的官员或社会名流，求得他们的推荐和赞誉，使得自己在众士子中可以脱颖而出，最后能够顺利登科。
在明代，行卷是一种完全开放的行为。那些文官大员在接受行卷之时，往往也要面临人情与公平的权衡，周旋于私人关系与公共权力之间。
随着官家制度的发展，座主、门生、同年关系成为官场中的一种必然关系，这种千丝万缕的人际网络关系将正式权力的结构层层包裹起来，越是想挣脱却陷得越深。
这种由人际关系结成的灰色权力完全不受政治制度的限制，可以随意越过制度的边界，将触角伸向官场权力空间的任何角落。但这种不受制约的私人关系也有着自己的行事标准和权力地盘以及权力的传递管道。当它的触角伸向正式权力系统的时候，犹如一只蚂蟥将自己的吸盘紧紧地吸附在权力的躯干上，尽情地吮吸着权力的血液。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种带有帮会性质的权力小团体也应运而生，这就是历朝历代权力结构中的“朋党”。
这种以私人关系为纽带的权力链，成为腐化上层权力结构的病因之一。朋党从总体说来是权力系统中的祸害，虽然它并不是全由座主和门生关系滋生出来，但官场之内的私人关系网络在其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