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份，解放军已向西南挺进，为了做好解放昆明的准备工作，组织上布置一些“警盟”成员向上层人士散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七分局等单位的“警盟”成员，绘制了昆明市警岗分布图，各单位“警盟”成员设法将管区内的社会档案取出交组织上抄录保存备用(包括上层社会如国民党军政要员、资本家、社会名流的住址、财产等情况，也包括黑社会如小偷、流氓、帮会、姻馆、娼妓等情况)，为接管和改造旧城做好准备，还摸清各单位的特务及反动分子名单，布置专人监视其活劫；对重要文书档集、枪械、物资、器材等布置专人负责保管。为了防止昆明解放时遭受敌特破坏，还列出各管区内的重点保护对象，如电厂、自来水厂、银行、仓库、粮站、工厂、机关、学校等，采取相应措施。到起义前夕，警察系统所有单位都有了“警盟”组织，人员总数约120余人。起义后，为了加强对起义官警的工作，更好发挥警察这支城市武装的作用，“警盟”组织又继续进行发展工作，曾经发展了部分分局长及警察人员参加了“警盟”组织，总人数达170余人。
1949年12月9日，昆明起义。11日，赖卫民传达省市委决定：对敌工作领导小组分为市委保卫部及临时军队工作委员会两部分。保卫部掌管镇反肃特及维护昆明社会治安工作。指派朱人杰、团培宽进入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处(后增加吉星明)，掌管肃特工作；田秉熙掌管昆明警察系统的“警盟”组织并参与市人联警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以及社会治安工作。公安处及警察局实际成为我保卫部掌握的两个公开机构。当天，赖卫民还指派朱人杰接上李志正的“警盟”关系，并交待三项任务：
1将已汇编成册的特务名单交李志正，要他“照单请客”，大力搜捕敌特。
2维护好昆明社会治安，保证不出大问题。
3调整各分局领导班子，尽可能安排“警盟”成员担任领导。公安处成立后，将李志正交田秉熙领导。
党组织及时向各单位“警盟”成员传达了镇反肃特及维护治安两大任务。全市警察在党组织的号召下，积极行动起来。周映邦等党、盟员，调任分局领导职务；各单位“警盟”成员，直接接受我保卫部交给的任务，尽职尽责协助逮捕管区内潜藏的特务分子，加强日夜巡逻及岗哨执勤，维护好社会铁序。
为了更有效地掌握警察武装，党组织指示由田秉熙领导组成以党员周映邦、李德钦为正副主任的“昆明市警察联合会”(简称“警联”)和以“警盟”骨干为领导的各分会，作为我党领导的“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警联”成为卢汉起义到接管这段过渡时期实现我党领导的维护社会治安的组织形式之一。其任务有：教育全体官警加强学习，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揭发捡举潜藏特务，确保昆明市的社会治安秩序，并积极做好迎军工作。
为了加强党对警察系统的具体领导，党组织专门从大中学校、义勇自卫队及服务行业的反特小组中，抽调20余名党盟成员(如马运春、冯育章、郑培禄等)，派入总局及下属各单位，担任政治指导员，开展时事政策学习，做好接管准备工作。
从起义至接管的3个月中，“警联”由于得到全市人民支持，也得到起义当局警备部队及全体官警的极积配合，严厉镇压反革命和敌特分子的破坏活动。云南起义顺乎潮流，深得民心，全市人民渴求解放，鼓舞了广大军警人员，积极行动起来投入保卫昆明的斗争，使昆明的社会治安秩序空前良好。
在昆明保卫战中，地处前沿阵地的警察局六、七、八分局，停止休假，严守岗位，加强站岗巡逻，并抽出部分警察武装，配合起义部队阻击进犯敌人，如总局“新联”成员李明昌，被派赴七分局组织了一批警察，在阵地上坚持了五天五夜，没有一人动摇；“警盟”成员王佐权等扼守玉皇阁电厂；市警局感化院，星夜赶制了大批石料，运送昆明修筑城防工事；市警局卫生科，组织救护队、担架队，救护伤员等，都为保卫战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此期间，也发生过几次重大案件，市委保卫部决定由田秉熙领导成立侦破指挥小组，由黄秉新(“警盟”)负专责，限期全部破案。如四川逃昆特务唐去非，勾结昆明流氓分子吴耀辉等人组成团伙，抢劫瓦仓庄8号王宅，将抢得的财物装上王家吉普车拉走，并打死王家一人。侦破指挥小组立即在两三天内抓紧侦破该案，报请临时军政委员会批准，将主犯唐去非、吴耀浑、张良相等三人枪决。另有一伙匪徒到云津市场后街，抢劫一姓李的洋纱老板，五分局接到报案后立即出动武装围捕，匪徒开枪拒捕，当场被击毙，并将其同伙多人分别缉捕归案。这几起案件的及时侦破，镇慑了敌人，维护了社会治安。
在迎军工作中，“警联”还担任了迎军筹备会副指挥，负责维护治安。公安处及警察局干警配合义勇自卫队，分段包干，严密防范，在万人空巷，盛况空前的迎军行列中，未发生任何问题。
回忆这一阶段的斗争，在全国胜利形势发展的鼓舞下，由于地下党组织的正确领导，“警盟”组织有了大的发展。到昆明起义时，地下党昆明市委保卫部巳基本上掌握了这支警察武装，在肃反及维护社会治安中，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昆明社会治安空前良好，人民生活安定，从而保障了昆明市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顺利地实现了军事接管。
地下党的兵运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云南地下党组织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对敌斗争的需要，在云南省政府警卫营这支有900余名官兵的部队里，逐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敌人的武装最终为我党所控制，为促进卢汉起义，迎接昆明解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不顾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和平和休养生息的愿望，蓄意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妄图一举消灭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并排除异己，以实现其反动的独裁统治。1945年冬，蒋介石乘全部滇军入越受降之机，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逼龙云下台，并强令全部滇军开赴东北充当内战炮灰，削去卢汉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的兵权，另委以云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
1946年2月，当年指挥千军万马显赫一时的卢汉，出于“保己、拥蒋、反共”的打算，坐视滇军数万官兵远离桑梓，随身带领该方面军的特务团回到昆明，出任省政府主席。卢汉正是以这个团为基础，建立了云南省政府警卫营，作为他的贴身卫队，担负云南省军政首脑机关省政府、云南绥靖公署、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及其看守所、武器弹药库、富滇银行金库，以及卢汉西山、翠湖私宅的警卫任务。
也正是在这个警卫营里，在其甫建之初，云南地下党便开始了秘密工作。之前，中共地下秘密党员朱家壁曾担任过特务团团长，在这支部队中有较大的进步影响，火种早已播下。
1946年3月，警卫营班长刘运宗(刘涛)，自越南回昆明后与其过去的同窗好友昆华工校学生李云(中共地下党员)相遇。刘运宗过去在特务团朱家璧亲自主办的军士补习班里曾受过进步影响，怀有爱国进步思想，在与李云的接触中，通过阅读进步书刊，逐步接受了党的民主革命主张，并接受了工作任务。经过严格考察，于1947年8月由李云介绍刘运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9月，刘运宗介绍营里另一班长李富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云南民主青年同盟”(“民青”)。10月，李剑秋联系刘的组织关系并领导开展党在警卫营里的兵运工作。
当时，党组织依然遵循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即“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要求刘运宗在不损害革命利益的前提下，取得其上级的信任，站稳脚跟，学会在敌人军纪控制森严、严禁秘密结社的军队里传播革命道理，发展建立革命组织的本领。
当时，警卫营第一任营长穆锦春与副营长龙云沛之间素有矛盾，穆以营长职位独揽人事、财务大权，不把龙云沛放在眼里。龙云沛因不能插手营里的事务而对穆不满，并仗着他与卢汉的姻亲关系而不卖穆的账。穆、龙互相倾轧。穆思想反动，布置亲信监视进步分子的活动，刘运宗在营内的活动一度曾引起穆的怀疑，这对党的秘密工作威胁很大。
依据党的对敌斗争策略“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势力”，刘运宗决定充分利用龙、穆之间的矛盾，争取龙云沛，打击穆锦春，只有这样才能在警卫营中站稳脚跟。
1947年10月，龙云沛举办婚事，四连部分官兵前去帮忙，留下事务长刘运宗在连里执勤。刘运宗集合星期天值班士兵安排补假，被穆锦春发现。穆借口追究刘未请示报告，将刘禁闭起来，并亲自搜查刘的书籍，企图加害于刘，进而追究龙云沛包庇重用刘运宗而达到将龙云沛挤走的目的。幸得刘运宗同室的排长郑运询的掩护，穆锦春搜查一无所获。龙云沛回营得知就事后，对穆大为不满，与穆大吵了一场，并迫穆释放了刘运宗，事后，刘运宗便向龙云沛检举揭发穆锦春私自动用原特务团的生产资金做棉纱股票生意中饱私囊，冒领，贪污粮饷，排斥打击昭通(龙系昭通人)势力等情况，加深了龙对穆的不满。龙云沛乘穆锦春贩运枪弹案发之机，向卢汉告发了穆的罪行，结果穆锦春被撤职查办，由龙取代穆当上了警卫营营长，并随后调走了穆的亲信。
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刘运宗通过这场斗争不仅保护了自己，站稳了脚跟，还进一步取得了龙云沛的信任，于1948年4月被提升为三连排长，在同年8月成立营直属特务排时又调为特务排排长，担任卢汉办公厅及翠湖住宅的警卫任务，成了名副其实的卢汉贴身卫队长。党在警卫营的斗争，首战告捷。
1948年4月，刘运宗介绍二连事务长张义、三连班长杨汉清参加“民青”。7月，刘运宗的组织关系转归中共昆明市工委负责人高志远领导的敌情工作组，由吉星明负责联系。市工委敌情工作组专门领导在“敌人心脏里烧锅煮饭”的工作。对警卫营的工作，高志远专门指示：“不要再等，要争取教育，发展组织，巩固地盘，伺机进攻，搜集情报，为我所用”。发展组织时，按照“发展下层，团结中层，争取上层”的原则进行。紧接着，在长期扎根串连的基础上，刘运宗便又介绍了下层士兵朱继洲、张忠贵、鲁以华、高家秀、李玉祥、侬玉柱，排长郑运询，军医殷俊才等参加了“民青”。
1948年9月，昆明市工委正式成立以高志远为领导的敌情工作小组(简称敌工小组)，成员有吉星明，田培宽。敌工小组认真分析总结了此前在警卫营的工作，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经验证明：在敌人控制森严的部队里开展兵运工作，应当绝对审慎秘密，方式方法不同于学运工作。根据党的“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打击顽图势力”的方针，党在警卫营的工作重点和基础是团结广大下层士兵。刘运宗根据组织要求，继续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与士兵打成一片，关心他们的疾苦，为他们排忧解难，仗义执言，向长官争职合法权益，与他们交知心朋友，谈心诉苦，并因势利导，启发其阶级觉悟，引导他们认识解放哉争胜利形势和日益高涨的昆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并在此基础上组织秘密读书会，传阅进步书刊，待时机成熟时即吸收积极分子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青”；还领导“民青"组织成员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古田会议决议》等党的文件，并定期传阅秘密刊物《新华电讯》。
组织同乡会，联络感情。这种形式易为一般在外吃粮当兵的士兵及下层官所接受。在同乡会中，广泛地把士兵团结在我们周围，从中发现并掊养积极分子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刘运宗利用招募新兵的机会，在新兵中组织了宜良、嵩明、晋宁、江川、华宁昭通等六个同乡会。
为了把士兵团结在我们周围，刘运宗还利且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以及自己身为事务长的合法身份，以稳定部队为由，说服龙云沛改善士兵生活，活跃士兵文化生活，成立伙食委员会，由士兵轮流担任采购，民主管理士兵伙食，用节余粮款及空缺粮饷购买肥皂发给士兵。同时利用伙食委员会这一公开合法组织秘密进行革命活动。1948年刘任排长后，带领全排士兵到西山卢汉住宅值勤时，还请渔民到警戒区内捕鱼分成，改善士兵生活，购买文具用品发给士兵学习文化。还组织“小先生”互教互，每周开一次学习评论会，启发士兵的民主意识。
1949年11月，敌工小组决定接收李富入党，介绍人为刘运宗，由田培宽负责为其办理入党手续，其组织关系由田培宽单线联系。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云南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力争按绥远方式实现云南局部和平解放。
4月，敌工小组增加成员，调整分工。4月初警卫营的工作转由田培宽负责。自此，敌工小组又称敌工支部。
为贯彻党中央指示精神，敌工小组研究了新形势下警卫首要的工作。认为：党在白区城市工作的主要特点是：党没有武装而敌人却掌握强大的武装。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争取云南的和平解放，敌情工作的首要任务应当是争取变敌人的武装为党所控制，在时机成熟时，按照党的号令行动。这应当成为我们在警卫营进行兵运工作的指导思想。
过去，我们认为哪怕是争取到一个班长，扛一挺机枪到游击队去也是好的，能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警卫营的秘密组织成员，一般都有这种思想，就连党员刘运宗，李富也都要求到游击队去“甩开膀子干一场”。党中央的指示，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不应当只追求争取部分的携械起义，这样反而会过早地暴露我们的力量，导致失掉地盘。相反地，我们应当稳定卢汉这支部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遇与条件，大力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巩固并扩大地盘，为达到变敌人的武装为党控制的武装而工作。
当时可以为我们所利用的机遇与条件，比比皆是，云南地方统治势力与蒋介石中央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蒋介石排斥异己，打击非嫡系力量的独裁措施，不仅引起地方势力的上层，而且也引起中下层的普遍不满。1946年滇军在海城的起义，以及其后滇军在东北的投诚，起义，还有云南游击战争的开展，无不对地方势力产生强烈的影响。云南卢汉的军事教导团就曾出现“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的标语。在地方保安团队的官兵中间，客观上存在着一股日益高涨的反蒋潜流。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方针得当，无疑可以把这股潜流汇集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