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物多由骡马驮运，也有人背运的。当时从兰州到西宁的商道上就有人背运货物，单程需两天半。河西等地市场上的进出货物均由骆驼驮运，多从北线运输，穿越蒙古草原到绥远，或到河西。有人撰文回忆跟随张掖“世生德”商号驼队前往北平的经历时记道：为了安全，“世生德”和其他商号联帮，到外地贩运货物，共有300余峰骆驼，50余人。“世生德”商号有驼队11串，每串编骆驼9峰，总计99峰骆驼。每串第九峰骆驼脖颈上系铜铃一个，最后一串第九峰骆驼的脖颈上系一个长约一尺半的铁铃，声音丁当洪亮。铃声一则可以示人商队首尾行进正常，二则也可以打破旅途的寂寞。路途行程需24天，才到达归绥（今天内蒙古的呼和浩特）。
甘肃近代商人分属有以下几类：从所属的社会阶层看，分官商和民商；从地域看，有客商和本土商人；从民族看，有汉商和回商；从经营方式看，有行商和坐商。清末官商人数少，主要从事茶叶、盐的贸易，而民间商人的活动也比较有限。辛亥革命以后，官商人数增加，随着近代军阀政治的出现，地方军阀为了聚敛财富，垄断经营获利丰厚且稳定的商品，官商的经营规模逐渐扩大。他们不遵守商人的道德和行规，利用手中权力垄断某些商品的正常流通，破坏正常的商业秩序。多涉足盐、茶、鸦片、木材、粮食等的运输和买卖，常利用不法手段牟取暴利。1915年，马麒由西宁镇总兵升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兼任蒙番宣慰使后，遂派其外甥马辅臣经办茶卡盐池的产、运、销等事务。所有茶卡盐池的开采、运销、收税等业务，都由马辅臣一手包办。此后，马辅臣在西宁、湟源等地设立了盐店，独掌茶卡盐池的大权，成了西北最大的盐商。这是典型的官商，利用手中的权力，迅速发迹，垄断经营，牟取暴利。马步芳掌握权力后，试图将盐的经营收归省财政厅，和马辅臣争夺利益，最终将盐的经营权收归财政厅，从表面上看来是地方政府经营，实际仍然为官僚经营，只是马步芳将盐的经营从马辅臣变为自己名下而已。官商还涉足鸦片的贸易，鸦片高额的利润，对地方军阀很有吸引力，他们大多进行鸦片的收购和贩运。鸦片贸易成为军阀敛财的重要渠道。
甘肃近代回族商人的影响也比较大，他们秉承了阿拉伯人善于经商的传统，吃苦耐劳，不辞远行，有许多人从事专门的商业活动。进入近代以后，他们的势力也和其他民族的商人一样，随着近代社会的近代化而渐兴。清末回族聚集地区的河州，出现了专门用马、驴、骡等牲畜驮运商品的商贩，人们称为脚户。河州有回汉脚户数百家，远可达西宁、兰州、汉中、成都、三原等地，近则往返于县乡和村落之间。用骡子等牲畜驮运的，称为脚螺。专供人乘坐的脚骡则称为“单骑”。
居住在洮河流域和临潭等地的回族，组成商帮赴藏区进行商业活动，远至四川的甘孜和青海的玉树等地。他们搭帮而不合股，每帮10～20人，以牛载货，携帐篷、炒面、器具及自卫的枪支，至交易地点后，各投其主，交易用货币或物物交换，每年一次。其携带的货物，均能获对半利润。民国18年（1929年）以前，这一地区的西道堂由于采用集体经商的办法，商业较为兴盛发达。此后，随着西道堂力量的衰弱，商业也日渐衰微。附带说说，在陇西南地区，也有藏商从事商贸活动。他们一年一次携带日用品到藏区换取木材，待夏秋水深时，通过水路从藏区把木材运出。
甘肃近代商人以客商为主，而客商中又以晋商为多。晋商在中国历史上经商历史久远，声望卓著，他们何时到甘宁青经商，没有确切的资料记载。从现有零碎资料看，早在清乾隆时期甘肃就有山陕商人活动的足迹。比如陇西的陕山会馆，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而会宁的陕山会馆，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由此可见，乾隆年间，已有晋商在甘肃的各府州县城进行商贸活动了。甘肃的晋商分为绛太帮、上府帮、南路帮，其中，最有影响的首属绛太帮。绛指运城地区的新绛县（原为绛州），太指临汾地区的襄汾县（原为太平县）。在兰州经商的绛太人最多时达1万多人。他们除了从事百货生意，还垄断经营海菜行（酱园）和行栈业；上府帮指榆次、太谷、介休、平遥等县的商人；南路帮指稷山、万泉等县的商人。晋商在甘肃从东部的天水到西部的安西，从北部的宁夏到西南的西宁，都有他们经商的足迹。
在近代社会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匪徒出没无常的情况下，出门经商可谓难上加难。从晋商的相关回忆中得知，从家乡外出经商时，年龄大多在15～20岁，出门前要祭拜祖先，焚香祷告。之后，便肩背简单的行李，手拿一根防身棍踏上商路。从绛太地区到甘肃兰州，有1000多公里的路程，其间多为步行，一般最快需20余天的时间。抗日战争爆发前，路途还算近，差不多都是步行上路，携带简单的行李和盘缠，商人们一路风餐露宿到兰州。抗日战争时期，绛太地区沦陷，商人需从吕梁山绕道前往甘肃，路途就更为遥远了。大多数经商者要从学徒做起，学徒期限为三年。学徒生涯苦不堪言，店主家里和店里的杂活包揽无余，从做饭、带孩子、记简单的账目、端茶送水、打扫卫生等杂活，样样都干，且没有报酬。年底店主根据经营情况给以适当的酬金。三年学徒期满后，便晋升为店员了。从此，才开始学习一些经商知识。一般来说学徒和店员都是三年回一次家，由于路途遥远，匪患阻梗，出门都不随身携带钱两，只带所需盘缠，钱两多通过商号汇兑。
晋商诚实守信，同行之间的借贷和交易，很少有订合同契约的，全凭彼此的信誉，口头承诺办事。每个店铺里都张贴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招牌。晋商生活俭朴，一日三餐都为家常便饭，早点小米汤、馒头、咸菜，中、晚餐是面条、馒头，非年关节下很少食肉，无烟酒嫖赌等不良嗜好；穿着也很简朴，掌柜的和高级店员也就是穿洋布长衫，戴礼帽，皮底布鞋；店员都穿家乡产的土布便服，戴瓜皮小帽，足穿布鞋。店员在异地他乡的境遇如何，完全根据个人的才能而定。有经商头脑的人，经过几年的锻炼，可升为本号的掌柜，或可以“顶份子”（入股）；有的作为本号代表，派驻外埠的分店，全权处理分店的购销事宜，这叫“坐庄”；如果东家或别的财东看准了店员的才智和人品，可以另外投资开商号，派去当经理，称为“领本”；有些关系较好的店员，几年以后，彼此凑份子，合伙办商号，经营得好也能发迹。大多数出门学习经商的人平庸一生，为店家辛苦操劳，有的到了老年，甚至流落街头，连回乡的盘缠都没有。晋商在经商附近地区购买“义园”（兰州的在东郊飞机场附近），作为坟茔。在兰州、西宁、银川等晋商集中的地区，还出现了搬干尸的行当，也称为“赶尸”。客死他乡的商人，在三五年以后，家乡的亲人委托当地的人将干骨搬运回家，由此而出现了搬尸的行当。搬尸人将尸体挖出，按骨骼分放整齐，用白布包裹，背负至故里，最终实现了死者叶落归根的愿望，了却了亲人的心思。
晋商资金雄厚，大的商户多有资金上千元，偶有上万元的，中等商户多有资金数百元，小商户为几十元、百来元的。经营形式有自营、合股和领本经营，自营生意东家就是掌柜的，合股生意由股东推荐掌柜的，领本生意由东家聘派掌柜的。近代初期，以自营和领本生意为多，以后合股比较普遍，尤其在进人民国以后多为合股。合股的股东根据股份的多少在店内担任一定的经营管理职务，合股的商业经营规模都较大。比如，在安西县的“晋兴协”、“长胜西”等，都为合股经营。他们采用自采、自购、自运、自销的方式，发展得比较快。民国10年（1921年）以后，“长胜西”有800多峰骆驼，可以驮运的就有400多峰，有40多人参与贩运，东至包头，西达新疆，都留下了驮队的足迹。他们经营范围很广，除了贩运、销售货物，还开设药铺、酒坊，养殖骆驼，开耕土地。这种股份制经营发展得都很快，一般都能够盛极一时。但是到一定规模后，便面临着资金庞大、股东分化、难以经营等问题，最终无法驾驭而衰落，很少有子孙能延续下来的。晋商在甘肃近代商业发展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其经营理念，内部管理，吃苦精神等都对甘肃近代商业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近代商人带有明显的地缘特征，因为同一地区的人，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彼此联系较为亲密，为了联络乡谊，彼此关照，以便在异乡能立足成业，他们以地域结缘。于是，近代具有地缘性质的商人组织——会馆便由此产生。早在清中期时，山西商人就创办了同行业组织——会馆，名称有山陕会馆、三晋会馆、山西会馆等。清末兰州有影响的会馆有山陕会馆（俗称大会馆），陕西会馆（俗称小会馆）等。清后期，随着商人力量的兴起，各地的商人纷纷建立会馆，在兰州可以说是会馆林立。有建于1821年的浙江会馆，1864年的两湖会馆，1874年的四川会馆，1877年的广东会馆，1891年的八旗会馆，1905年的云贵会馆等。进入民国，这些会馆有的延续了下来，有的因社会动乱而解散。1918年，兰州的陕西商人建立了陕西新会馆；1922年，四川商人建立了四川新会馆；1917年，原江南会馆改建为皖江会馆；1923年，山东商人建了山东会馆；原八旗会馆改为直鲁豫奉吉会馆。在兰州的晋商大会馆，在其他府县城多设有分会馆。会馆的建筑多为中国传统的宫殿式风格。日常活动经费由参加会馆的各界商人捐资，参加者定期聚会，交流商业信息，联络乡谊。各个会馆都有自己的特色，都供奉着各自信奉的财神，如山陕会馆供奉关羽。会馆还定期举行会戏，邀请戏班子到会馆演出，借以扩大社会影响。
四、手工业者、产业工人
1．手工业者
传统社会的手工业者，民间称为匠人或手艺人，他们多为家庭兼营，规模小，影响不大。一些久负盛名的手工业产品，虽然历史久远，但因保守封闭的意识作祟，也很难发展起来。近代以来，传统手工业有了一些发展，手工业从业人员开始增多。手工业者主要有三种从业类型：一是家传的手工业者，这部分手工业者讲究家传，父传子，兄传弟。这些手工业者有的固定在某些村落里从事生产，以满足周围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有的没有固定的地区，而是肩扛手提工具走街串巷地去揽活。二是受雇在家庭作坊里的手工业者，这部分手工业者多为雇佣者家庭和同宗的成员，人数有限，在家庭手工业作坊内，从事生产。他们的分工并不明确，一个人从头到尾地做完多种工序，这类作坊生产的手工业产品数量比较多，在某地比较有影响。三是在合股的城镇作坊里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他们多为在城镇找活的外乡人，这样的手工业从业人员比较多。
甘肃传统的手工业产品以满足人们简单的生产生活需要为主。属纺织类的有：土布、毛褐、毡、口袋、面罗、女工等；属皮革类的有：裘服、皮靴、皮绳、毡靴等；属农牧产品类的有：面粉、炒面、挂面、豆腐、干粉、粉条、清油等；属烟酒类的有：水烟、酩醯酒等；属木器类的有：棺椁、桌凳、木箱、背斗、木笼、木筒、木碗、盆等；属五金类的有：金银首饰、小刀、锅叉、马镫、火盆等；属石料制作类的有：碌碡、磨盘、石臼、石柱、碑碣等；其他方面还有火硝、蜡烛、石灰、砖瓦等，总计50余种。比较著名的精细手工业产品还有肃州的玉器，临潭的洮砚，临洮的洮香，秦州的漆器，兰州的水烟等。
近代以来，由于各种手工业产品的社会需求有异，产地与城镇有远有近，故它们的发展快慢有别。在近代社会变革的进程中，有优势的靠近城镇的传统手工业生产能够与近代社会接轨，生产规模开始扩大，产品质地不断更新；而远离城镇的手工业产品仍然在产地低迷徘徊，难以实现向近代的过渡。纺织作为每家都具备的手工业生产种类，进入近代以后，有些地方的纺织不仅实现本地自给，而且还远销它县，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比如天水传统的手工纺织比较有名，仅新阳、三阳一带的近万户农民从事土布纺织，年产土布近百万匹，行销陕甘两省。秦安的褐子更是远近闻名，畅销省内外。兰州生产的褐子又称“姑姑褐”，质细耐磨，也运销到附近县乡。
发展比较快的手工业产品首属水烟，其中以兰州的水烟尤为驰名。兰州的烟叶，质地优良，历史悠久，享誉全国，相传在明时就开始大量种植，清时兰州的水烟业已经驰名全国了。水烟分为绿烟和黄烟，绿烟产量高，生产作坊大；黄烟产量低，生产作坊小。传统水烟业从种植到制成成品，多为种植烟叶的农民兼营，在家庭作坊内进行烟丝的加工。进入近代，城镇的兴起，给传统水烟业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水烟业的加工开始从家庭作坊式的兼营向规模大的专营手工作坊过渡。民国以后，客商介入水烟加工和销售领域，使兰州的水烟大量向域外销售，远销至东北市场，水烟逐步实现专业化的经营。1923—1928年，兰州水烟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当时开厂营业的就有130余家，其中规模大的烟厂有一二十家，占水烟坊的10％左右；中等规模的有40余家，占水烟坊的30 9／6左右；小规模的有七八十家，占水烟坊的60％左右。最大作坊有男工500余人，女工200余人。之后，由于军阀混战，交通堵塞，水烟业受到冲击，大多数水烟作坊停工倒闭，只剩六七十家维持经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市场销路断绝，烟价大跌，许多烟坊纷纷倒闭。到全民抗战时期，兰州的水烟业只剩40余家了（有的记载是黄烟坊36家，绿烟坊9家），以后再没有大的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兰州有水烟坊30多家。在手工制作水烟的同时，近代的机制香烟也开始出现，1933年，本省人士在兰州创办了华陇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手工制作纸烟。1935年，公司派人赴上海购进卷烟机和切丝机各3台，正式开工生产机制卷烟，创立了“握桥”“白塔”“西湖”3个品牌。产品除了畅销兰州市场，还有70％远销宁夏、青海和本省河西等地，兰州的烟草业略有发展。据1944年初的不完全统计，本省自产机制烟和手工烟的从业人员共计161人，总计资金71．4万元，占全省香烟年消费量的市场份额仍然很小，大批香烟仍须仰赖省外进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