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济包括官方救济、民间救济、宗教救济等几种类型，是针对天灾和人祸而开展的各种救济活动。天灾包括旱灾、水灾、霜灾、蝗灾、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人祸主要为匪祸战乱，而与生俱来的个人的不幸和其他原因都可以造成老无所养，少无所依的现象，这也属于人祸。在传统社会，各种类型的社会救济比较有限，只是少量弥补了些损失，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甘肃近代危害比较大的自然灾害是1924年的海原大地震，1927年古浪发生的强烈地震，1932年甘肃昌马堡发生的强烈地震和1928年前后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而人祸则是持续不断的，尤其是进入民国以后各个军阀之间的你争我夺和攻城略地，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危害。这些天灾人祸都使社会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不堪重负，社会救济如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层出不穷的贫穷和饥饿。而局部地区小社会的天灾人祸几乎是此起彼伏，只有通过所在地方的人们来进行各种救济以渡过难关。
在本章中，在对社会救济进行论述的同时，对民间习惯法也附带进行叙述。本来此方面的内容要特设一章来完整的论述，但因这些内容需要到各地去访谈收集有关的资料，而因时间、经费等的限制，不能如愿，故将见于文献的某些资料附带在此进行论述。近代乡村社会封闭，交通不畅，国家权力体系对社会的控制有一定的局限性。民间的争讼纠纷等事宜均依靠地方习惯法来定夺裁决，习惯法在民间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地方社会，几乎每个村落都有协调人际关系，维护地方平安的习惯法，可以说习惯法无处不在，无处不起作用。本章只以近代的水规和借贷为例来了解民间习惯法的一些内容。
一、官方救济
对官方而言，救济也是社会权力控制的一个方面。官方救济有经常性的救济和临时性的救济。经常性的救济是官方救济的主要形式，它通过设义仓来实施。义仓是传统社会为防止灾荒而设置的公益性质的救济粮仓，也称为社仓。甘肃的农田种植为一茬，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常出现闹“春荒”，此时青黄不接，老百姓难以为济。为了接济春荒，府县所在地都设有专门救济灾荒的粮仓，即义仓（或称为社仓、社谷、常平仓）。清时甘肃各府县均设义仓。其谷物来源是在所在地区征收，征收办法是将所在地区住户分成上中下三等户，捐收粟麦，并推举公正绅耆为仓正和仓副，管理社仓事宜。有的地方规定借社仓的粮食需要区长等担保，每年春借秋还，有收息的，有免息的。收息的给社正、社副支薪，无息则免薪。设社正和社副以后，积弊太多，以后由县知事直接署理社仓事宜，具体事宜由社仓人员办理，这些人员无固定的薪俸，其他开支则设法挪支或捐廉支发。以渭源为例，光绪年问有社仓，内有廒房22间，存市斗粮食142石1斗4升，折合仓斗是836石1斗1升合6勺，种类为小麦、小米。这个数字的意思是若在全县平均分配社仓的粮食，仅能维持二三日。可见社仓的存量也很有限，仅是应急性质的。若遇到大的灾害，那就是杯水车薪了。进入近代以后，这些公益性的社仓发生了变化，有的改为地方农会负责，有的则不存在了。1926年刘尔炘将政府赈济所剩的13万两白银，创办丰犁社仓，称为“常平义仓”。
近代城镇兴起后，收入十分微薄的城镇市民，每到冬季，衣食难以为济，还有许多流浪者、乞丐等也常常露宿街头，常冻馁饿死蜷曲在街头。针对这部分人，官方开展了一些救济活动。清咸丰年间，甘肃就设有省城粥厂，每年十月开始施粥，次年正月结束，这项救济约需银两千数百两，由厘金局承担。光绪末，兰州在东、西、北三处，设三处粥厂，一处设在河北，其他两处设在东关和西关，救济时间仍然为从每年十月开始，到来年正月结束，为期四个月。粥厂有灶釜十来个，煮小米稀饭，人各一碗。就这点施舍，一年就需要两万余银两。
除此而外，官方在城镇还设立各种救济处所来进行救济，如开设栖流所、养济院、普济堂、育婴堂、恤抚局等救济处。这些救济处规模不大，没有固定的经费，边施舍边筹集，没有定数。进入民国，这类救济处都归省会警察局管理。随着近代城镇规模的扩大，大量人口的流入，原来设粥施舍的官方救济已经不能满足城镇社会的需要了。1927年以后，国民军政府针对救济院养而不教的弊病，实行教养兼施的措施，用原来开办粥厂的费用，在救济院附近设立了简单的贫民工厂，收集贫苦难民和流民做工自养，学习织褐、纺线等技术。这样，使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生存技能又解决了他们衣食无济的眼前困难，此种救济略有成效。以后时局动乱，粥厂、贫民工厂又相继停闭，官方在城镇的救济越来越少了。
官方开展的临时性救济没有制度保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且多与当政者个人的素质和能力有关。如渠务局为饿死街头的人赠棺木，为露宿街头的人发寒衣；公立牛痘局，以地方醵金300两来收取利息，以医养人。另外，某些比较关心民生疾苦的官员，从适当的官署开支中拿出些资金来救济平民，或联合地方绅耆，从个人俸禄里拿出银两办些救济事宜。
二、民间救济和疾患
民间救济有宗族救济、部落内的救济、大户救济等多种形式，这些救济比较有限，多针对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或局部地区的天灾人祸来开展的。汉族的宗教救济主要指寺院对一些无家可归的孤儿的收容上，许多孤儿走投无路时，便栖身寺院，人寺为僧。另外，城镇里的大寺院偶尔也开展救济活动，比如遇上荒年或青黄不接时，在寺庙外施粥放饭，救济乞讨者。同宗、同村的救济主要指对鳏寡孤独和遭遇灾害的人家的协商照顾上，这类救济只能解决暂时的困难。大户的救济是因人而异的。当地方上遇到荒年时，一些大户为了积善积德，也进行救济活动。比如在民国18年（1929年）前后，甘肃发生罕见的灾荒，在静宁县的威戎街道，有三户大户出来放粮，向灾民施放杂粮炒面，每天上下午两次，一次一人一瓦碗，约200克，此举接济了一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饥民。
疾病也是近代社会的祸患之一，一村或数村便有诊治疾病的地方绅士或读书人，悬壶济世，民间称为先生或郎中。老百姓生病多就近医治，遇到瘟疫暴发，便束手无策了。甘肃近代见于记载的瘟疫有这样几次：民国20年（1931年）8月，陇西县康家湾村发生鼠疫，当时该村共有28户人家，153人，感染鼠疫死亡达80人，村外感染78人，死亡77人，共死亡157人。1932年，起源于印度的虎烈拉经过海陆传入我国，后沿陇海线向内陆蔓延，甘肃平凉、灵台等地都相继暴发了“虎烈拉”痢疾，灵台县城关以及各区镇患病1000多户，死亡6700人，危害极大。该病是一种中毒性的真菌霍乱，外国称为必罗莎，中医称为转筋霍乱。中医的雷击散可起到防治作用。当时官方和民间对这种病都是束手无策，疾病所到之处，人人自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