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中，同乡关系是除亲属、裙带关系以外最亲近的关系。同乡之间有一种“亲不亲，故乡人”的友情，即所谓“乡谊”。乡谊渗透在清代官场中，在官场上的作用非常重要，是官场中人互相拉拢、互为党援的重要纽带。其表现可从四个方面来看。
一、优用乡人
掌握用人之权的官员在选任或酌补官员时，往往优先考虑同乡。从被选任或酌补者一方面来说，他们是靠着乡谊获得官职的。
李鸿章是在用人问题上重乡谊的典型。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对皖籍求官者甚为关照，至有“滥用乡人”之评。李鸿章在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凡是同乡前来投靠要官，他都接纳，并尽力委以官职，于是乡人“闻风麇集”，至“局所军营，安置殆遍，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如安徽婺源人吴懋鼎在天津任汇丰银行买办时，因清政府常向汇丰银行借款而与李鸿章攀上了同乡关系，往来频繁。在李鸿章的保荐下，吴懋捐得直隶候补道衔，并充任淮军钱粮所总办。对于犯案和无能的同乡，李鸿章也给予关照，乃至委以官职。安徽怀远人刘铭传在家乡组建团练时，因经费不足而命部下抢劫，结果被判死刑，后得看守之助逃跑，逃至苏州后，以乡谊谒李鸿章，李看在同乡情份上收留了他，并委以帮哨之职。李鸿章还因乡谊任用过识字不多的小贩为道府官，刘铭传对此曾叹道：“将道府要差委以此种无能之人，哪有不坏事的道理!”淮军将士多皖籍人，李鸿章又是靠淮军起家的，因而他对淮军将士甚为倚重和照顾。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李鸿章曾对人说：当年乡井子弟捐躯杀贼保疆土，现在遇到了太平之年，就应该让他们聚财理家，一切小过失都应当宽纵勿问。李鸿章对于科考中同乡人是否中举也极为关注，因为这决定日后官场上能否增加皖籍官员的数量，中举者多则皖籍官员的势力就会增大。有件事很能说明李对此事的关注。光绪改元恩科，顺天乡试发榜前一天，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其入京住处)设筵，邀请同乡显贵数人，秉烛通宵候报。至天明无人来报，于是派人到顺天府阅榜，安徽竟无一人。李鸿章非常不快，大声说道：“咸丰戊午，北闱不中我皖一人，闹出柏中堂大案，不要今年又闹笑话罢!”
关于以乡谊补官，《清稗类钞·诙谐类》“先酌乡人”条记有一例：各直省府州县缺概归酌补。某大吏对于乡人多所迁就，僚属为之语说：“酌则谁先？”大吏日：“先酌乡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说到补官时乡谊的重要作用：一省里面的补缺人员分四大宗，“第一宗，是给督抚同乡，或是世交，那不必说是一定好的了；第二宗，就是藩台的同乡世好，自然也是有照应的”；第三宗，是顶了大帽子的(即依仗权势者的力量)；第四宗，是不相干者。可见与大僚有同乡关系的候补者是要优先照顾的。
二、同乡性幕帮、胥帮
做官靠乡谊，当幕友(师爷)、书吏(胥吏、书办)也少不了乡谊，一些地区的幕友、书吏还以乡谊为纽带结成牢固的地域性行帮。如淮军幕府中虽引用各省籍的幕友，但仍偏重皖籍，故皖籍幕友的比例最高。李鸿章曾说：“吾庐英俊，多从游者。”从游者即游幕者、幕友。四川的刑名、钱谷幕友，十分之九是浙江绍兴、湖州两地人，两地幕友各成一帮，各树党援，各自为本帮幕友得以入幕出力，衙门中的幕友系何帮之人，则何帮中人得馆较易。
清代官场有谚语云：“无绍不成衙。”说的是清代衙门中多绍兴籍的幕友和书吏。绍兴籍(指绍兴府，下辖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八县)的幕友即著名的“绍兴师爷”(注：称“绍兴师爷”者并非皆绍兴籍人，其他地方的人也有，但以绍兴籍人为多，故常以“绍兴师爷”作为师爷的泛称)，数量极多。绍兴籍师爷龚萼在《雪鸿轩尺牍》中说：“吾乡之业于斯(作幕)者不啻万家。”他们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门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师爷帮”，彼此互通声气，互为党援，并排挤其他乡籍的师爷。《文明小史》曾说到绍兴师爷在衙门中的情况：“原来那绍兴府人有一种世袭的产业，叫做作幕。什么叫做作幕？就是各省的那些衙门，无论大小，总有一位刑名老夫子，一位钱谷老夫子，……说也奇怪，那刑钱老夫子，没有一个不是绍兴人，因此他们结成个帮，要不是绍兴人就站不住。”有名的绍兴籍师爷，如杭州府首席刑名师爷周省三是绍兴府会稽县人，幕学专著《佐治药言》的作者汪龙庄是绍兴府萧山人，《雪鸿轩尺牍》的作者龚萼是绍兴城里塔山下人，另一部师爷名著《秋水轩尺牍》的作者许思湄是绍兴府新昌人。《文明小史》里写的师爷余豪是会稽人，《如此官场》里的师爷宋锦诗也是会稽人，《歧路灯》写了两个师爷——荀药阶与其表侄莫慎若，皆是山阴人。
“无绍不成衙”不仅表现为绍兴师爷遍布各地衙门，也表现为很多地方的衙门中书吏多绍兴人，绍兴籍大名士李慈铭在日记中写到这种情况：“吏皆四方游民无籍者充之，而吾越人更多。”此“越人”即绍兴府人。在京师许多衙门中，书吏之职几乎被绍兴人垄断。夏仁虎引《旧京琐记》云：都中书吏，“原贯以浙绍为多”。金安清《水窗春呓》说：“六部胥人皆绍兴籍。”有一首竹枝词也反映了六部书吏多绍兴人的情况：“部办班分未入流，绍兴善为一身谋。得钱卖缺居奇货，门下还将贴写收。”意谓中央各部的书吏分几种班，都是未入流，绍兴籍的书吏最善谋划，并善于弄钱。这里特别提到书吏的绍兴籍贯。清代京师书吏多绍兴人这种情况，是由明代沿续下来的，即源于明万历年间朱赓辅政。清乾嘉时人昭裢在《啸亭续录》中谈到这种情况的源流：“各部署书吏，尽用绍兴人，事由朱赓执政，莫不由彼滥觞，以至于今，未能已也。”朱赓是绍兴府山阴人，他利用职权引用了很多绍兴籍书吏。这些书吏互相牵引，互为党援，形成了“书吏绍兴帮”，或日“绍兴籍胥帮”。
幕友和书吏所以多绍兴人，与绍兴人文化素养高、苛细精干、善治案牍等特点有关，这些特点皆适宜作幕为胥。绍兴人所以不远千里入都为胥，又与绍兴人不恋乡土的乡风和当地人多地少的经济状况有关。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说到明代的情况云：“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清代沿明之俗，未改旧况。
三、同乡会馆
清代京师与各地建有许多专供宦游者和科举士人居住的同乡会馆。这些同乡会馆是以乡谊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不仅为同乡官员、士人提供住所，还作为同乡官员、士人之间敦睦乡谊，即拉拢同乡关系、联络同乡感情的重要场所。京师福建会馆悬挂的对联云：“万里海天臣子，一堂桑梓弟兄。”体现出同乡官员、士人在本乡会馆中的亲密关系。
这些同乡会馆，从建馆到以后的各种活动，都离不开乡谊的凝聚作用，都体现出敦睦乡谊的宗旨。例如：1．靠同乡官员、士人共同捐款建立馆舍。北京安徽会馆的建馆情况是：李鸿章与其兄李肖荃首倡建馆，淮军诸将及各省同乡大吏群起响应，很快就将建馆款项筹齐。其中，李鸿章捐银一千两，淮军将领潘鼎新、刘盛藻、周盛传、吴长庆共捐银一万两。2．逢年过节在会馆中举行团拜活动，届时聚饮看戏，晤谈订交，联络和加固同乡关系。一首《竹枝词》咏记同乡会馆中团拜盛况云：“同乡团拜又同年，会馆梨园设盛筵。灯戏更闻邀内眷，夜深歌舞尚流连。”3．为增强家乡荣誉感和同乡凝聚力，很多同乡会馆都举行祭祀乡贤的活动，并将本乡做官和中举者的姓名、官衔、科目、封爵等题匾挂在会馆中。如北京绍兴会馆设有“仰蕺堂”，专门奉祀绍兴乡贤蕺山先生刘宗周。又如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挂有题名榜，清朝一代歙县本籍、寄籍的京朝官和取科第者都在上面。
四、保护同乡
官场中的乡谊还特别表现在对落难同乡的支援和保护上。如清末“四大奇案”主角之一的举人杨乃武是浙江余杭人，当他受诬蒙冤将被处死之际，浙江籍的京官都极为关心，彼此书函往复，了解案情，翰林院侍读钟骏声、国子监司业汪鸣銮等28个浙籍京官还赴刑部为杨乃武鸣冤，刑部侍郎夏日善与杨乃武是同县人，也于关键时刻加以援手，密奏案情，终于使杨乃武保住了性命，冤案得以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