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倒一个备受恩宠、威权赫赫、作恶多端的大奸臣，谈何容易？前仆后继者，既有赤胆忠心的小吏、正直为公的大臣，亦有十足的机会主义者、“高明”的幕后导演……而义正词严的弹劾无法奏效，充满阴谋与权术的做法却取得了成功。这就是明朝大臣弹劾严嵩的真实写照。
严嵩何许人也？明朝嘉靖年间政坛上权势显赫、作恶多端的大奸臣，人所共知。一般百姓对严嵩的了解，并不是从《明史·奸臣传》，而是从小说和戏曲中得来的。从严嵩在世时起，抨击他的作品就络绎不绝，《宝剑记》、《鸣凤记》、《金瓶梅》、《喻世明言》、《一捧雪》，直至《盘夫索夫》之类，人们看到了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权奸形象。
然而，在严嵩得势的时候，要把这个政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扳倒，却并非易事。道理很简单，有皇帝为严嵩撑腰。
出生于江西省袁州府分宜县的严嵩，自从进士及第以后，一直官运亨通，从翰林院、国子监这些清闲职务做起，逐渐爬上礼部尚书的台阶，进而成为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到四十一年(公元1542年～公元1562年)间专擅朝政达二十年之久。当时的皇帝明世宗刚愎自用、猜忌多疑，而又笃信道教，在宫中清虚学道，潜心修炼，根本无心治理朝政。正如海瑞在《治安疏》中对皇帝的批评：“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这样的皇帝当然需要一个能够投其所好的、让他放心的内阁首辅，来摆平朝廷政事。
严嵩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严嵩与皇帝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马屁工夫十分了得。为了迎合皇帝学道潜修，经常代皇帝起草一些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青词贺表”。以严嵩的进士出身以及在翰林院的磨练，所写的“青词”自然非等闲之辈所可望其项背，深得皇帝欢心。严嵩也因此而博得“青词宰相”的美名。
严嵩的投其所好当然决不仅止于此，而是全方位的。有人说得好：皇帝刚烈，严嵩柔媚；皇帝骄横，严嵩恭谨；皇帝英察，严嵩朴诚；皇帝独断，严嵩孤立，因此君相之间“如鱼得水”。皇帝把严嵩视为心腹，威权震慑；严嵩把皇帝当作护身符，权势显赫。严嵩大权在握，擅权乱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无所不为。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代行父权，俨然一个“小丞相”。严氏父子把持朝廷，政坛一派乌烟瘴气。
一些刚直不阿的官员，秉承儒家伦理道德准则，不畏权势，前仆后继，上疏弹劾严氏父子。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逃脱严嵩之手，不是充军，便是杀头。
嘉靖二十九年，由于严嵩的失职，导致蒙古铁骑兵临北京城下，震惊朝野，史称“庚戌之变”(嘉靖二十九年为庚戌年)。由此而激起公愤，舆论哗然。但是朝廷中的高级官僚慑于严嵩的威势，个个噤若寒蝉，没有人敢于向这个权奸发起挑战。
然而，政坛上毕竟还有一些不畏权势，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官员，在黑暗中透出一丝耀眼的光亮。因而，严嵩的晚年，日子并不好过，对他的弹劾，从未间断过。
嘉靖三十年，一个在锦衣卫掌管文书的小吏沈炼挺身而出，以为“庚戌之变”的城下之盟是奇耻大辱，“出位”(超越职位)弹劾严嵩。沈炼的奏疏题目直截了当——《早正奸臣误国以决征虏大策》，矛头直指严嵩、严世蕃父子：“今虏寇(指蒙古)之来者，三尺童子皆知严嵩父子之所致也”，当此危急关头，必须清除严嵩父子奸党，激发忠义，才可以化险为夷。沈炼在奏疏中揭发严嵩父子十大罪状，概括起来就是三点：专擅朝政、贪赃枉法、结党营私。
皇帝接到这份奏疏，命内阁大学士李本代他起批示(当时叫做“票拟”)。李本慑于严嵩的威权，不敢自作主张，便向严世蕃征求意见。向被弹劾者透露弹劾内容，并且征求处理意见，看来十分荒唐，却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沆瀣一气的同党。严世蕃与严嵩义子赵文华一起炮制了“票拟”，李本全文照抄。这份皇帝圣旨传达的恰恰是严嵩父子的旨意，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圣旨”指责沈炼超越本职权限(即所谓“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大臣”，希图博取“直名”。是非颠倒，严嵩父子安然无恙，沈炼却遭到严惩。在一顿杖责之后，沈炼被革职流放塞外。六年后，严嵩父子无端捏造“谋叛”罪，处死沈炼，其长子充军边疆，次子、三子被活活打死。
严嵩以这样的手法向人们显示，要想扳倒他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然而，正直官员并没有被吓倒。嘉靖三十二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再次挺身而出，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坏祖宗之成法、窃人主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专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杨继盛还指责严嵩“五奸”：皇上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皇上的言官都是严嵩的鹰犬，皇上的爪牙都是严嵩的党羽，皇上的耳目都是严嵩的奴仆，皇上的臣工都是严嵩的心腹。
杨继盛的弹劾较之沈炼，更加深刻，直指要害，言词也更加尖锐。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严嵩于死地。但是，在当时皇帝宠信严嵩的形势下，弹劾严嵩的胜算几乎等于零。杨继盛并非不知，因此他是冒死谏诤，宁愿以自己的死来营造一种扳倒严嵩的舆论。结局早就定了。何况杨继盛书生气太盛，居然在奏疏中批评皇帝“甘受嵩欺”，“堕于术中而不觉”。并且要皇帝叫他的两个亲王——三子裕王、四子景王——出来揭发严嵩的罪恶。老奸巨猾的严嵩这次亲自出马，在皇帝面前指责杨继盛挑拨皇帝与两个亲王的关系。皇帝大为恼怒，立即下旨：“这厮因谪官怀怨，摭拾浮言，恣肆渎奏。本内引二王为词，是何主意？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
杨继盛被关进锦衣卫的特务机构镇抚司中，遭受种种酷刑，要他交代幕后主使人。杨继盛身上有着传统士大夫那种引以自豪的名节正气，始终没有屈打成招，还是被毫无根据的判处死刑。临刑前，杨继盛十分坦然，赋诗明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至死还在对皇上表明赤胆忠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而皇帝却把杨继盛看作草芥，以为他是因贬官心怀怨恨，而诬陷内阁首辅，死得活该。这正是杨继盛的悲剧，寄希望于这样的皇帝，未免过于迂腐。
杨继盛之死，并没有使弹劾严嵩的风潮停息。接二连三的弹劾奏疏，不断地送进紫禁城，依然动摇不了严嵩的地位。上疏弹劾的官员却接连遭到惩处，不是发配充军，就是借故处死。
转机终于出现了。嘉靖四十年，向来善于阿谀逢迎的严嵩，一言不慎而得罪皇帝，从此失去了恩宠。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皇帝为了学道潜修，长期住在西苑永寿宫。嘉靖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夜里，一把大火把永寿宫化作一片废墟。朝廷大臣有的主张修复永寿宫，有的主张皇帝迁回大内(紫禁城)，议论纷纭。皇帝征求严嵩的意见，严嵩既不同意修复永寿宫，也不同意迁回大内，而主张皇帝暂时居住南宫(重华宫)。皇帝大为恼怒：南宫这个不祥之地，先前是景帝幽禁英宗的场所，严嵩似乎有“幽禁”我的意思。内阁次辅徐阶一向圆滑，从不得罪严嵩，这时敏感到严嵩已经失宠，便乘机落井下石，提议修复永寿宫，而且以最快的速度竣工，由此而博得皇帝的欢心，皇帝把朝廷大政方针的决定权交给徐阶。
徐阶为了扳倒严嵩，自己升任内阁首辅，便利用皇帝笃信道教的弱点，收买他身边的道士蓝道行，在扶乩时，假借神仙之口攻击严嵩。据《明世宗实录》、《明史·邹应龙传》记载，这一机密信息被御史邹应龙获悉，立即上疏弹劾严嵩父子，正中皇帝下怀，终于导致严嵩父子的倒台。
那是嘉靖四十一年五月某日，邹应龙因避雨进入太监房中，攀谈中，听说皇上请道士蓝道行扶乩，得到这样几句神仙的旨意：“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沉迷于道教的皇帝，对蓝道行的扶乩深信不疑，遂有意罢去严嵩。“帝有意去嵩”，这是一个政治信息，也是一个机密情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邹应龙以为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连夜赶写洋洋千言的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其中写道：“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臣请斩世蕃悬之篙竿，以为人臣凶横不忠者之戒。其父嵩受国厚恩，不思图报，而溺爱恶子，播弄利权，植党蔽贤，黩货败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在奏疏的末尾，邹应龙信誓旦旦地说：“如臣有一言不实，请即斩臣首以谢嵩父子，并为言官欺诳者戒。”皇帝正要除去严嵩父子，邹应龙的奏疏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口实，于是圣旨下达：勒令严嵩致仕，严世蕃逮入诏狱，提升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
民间戏曲常常把邹应龙描绘成攻倒严嵩父子的英雄，其实此人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邹应龙是摸透了皇帝“有意去嵩”的心理后，投其所好，果然正中下怀。皇帝虽然罢了严嵩的官，但多年来的感情一时难以割舍，每每念及其“赞修之功”，竟忽忽不乐，便以手谕的形式告诫已经升任内阁首辅的徐阶：“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当并应龙斩之。”也就是说，今后如果再有官员谈起严嵩父子的事情，那么连同邹应龙一并处死。这使邹应龙感到莫名的惶恐，唯恐因此遭来杀身之祸，迟迟不敢赴通政司出任参议之职。后来在徐阶的调护下，才惴惴不安地赴任视事。
事情的真相还远不止此。这场政治活剧是徐阶一手导演的。唐鹤征《皇明辅世编》，透露了其中的许多细节，好在原文并不难懂，照录如下：
“先是，(严)嵩子世蕃卖官鬻爵，恣肆无忌。(皇)上亦微知之，念嵩，不忍发。会有术者蓝道行以箕仙术进，上颇信眷，事必咨之。(徐)阶因深与之交。上有所问，密封使中官(太监)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则处中官秽，不能格真神仙。中官乃与方士谋，启示而后焚之，则所答具如旨。(蓝)道行狡，乃伪为纸封若中官所赍者，及焚而匿其真迹，以伪封应。
(皇)上一日问：‘今天下何以不治？’
对曰：‘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
则问：‘谁为贤、不肖？’
曰：‘贤者辅臣(徐)阶、尚书(杨)博。不肖者(严)嵩父子。’
(皇)上复问：‘我亦知嵩父子贪，念其奉玄久，且彼诚不肖，上真(上天真君)胡以不震而殛之？’
报云：‘世蕃罪恶贯盈，固宜速殛，以在辇下(京师)，恐震惊皇帝，欲俟外遣，戮为齑粉矣。’
(蓝道行)密以告(徐)阶，(徐)阶恐稍迟则(皇上)圣意解，半夜即遣人邀御史邹应龙具疏，劾嵩父子。诘朝上之。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狱，(遣)戍之。擢应龙五品京职。
(皇)上虽退嵩，而怜其和良承意，虑后无当者，忽忽不乐，手谕(徐)阶欲传嗣，令拟诏。(徐)阶极言不可，而吏部、礼部奏迁(邹)应龙通政参议，报可矣。忽有旨切责二部臣，以邹应龙为邪物，不宜转官。(徐)阶恐为应龙累，力为关说，应龙得无恙。”
你看，徐阶买通蓝道行，在扶乩时让“神仙”说出“贤者辅臣阶、尚书博，不肖者嵩父子”，并且连夜派人要邹应龙起草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此后又害怕邹透露其中关节，连累自己，多方为邹应龙关说，使之平安无事。
一波已平，一波又起。严嵩虽然罢官，不过是“致仕”(致仕即退休，并非某些人所谓“达到做官”)而已，并未伤筋动骨。严嵩的儿子严世蕃遣戍雷州，也只是官样文章，虚应故事，还没有到雷州，就中途返回老家，威风依旧。严世蕃的同党罗龙文也从遣戍的地方逃回，与严世蕃计议如何翻盘。袁州府官员获悉此事后，立即把严府“聚众练兵谋反”的迹象报告了巡江御史林润。林润作为言官，一向敢于直言，先前曾弹劾严嵩的党羽鄢懋卿，害怕严世蕃东山再起，遭到报复，马上上报朝廷：严世蕃、罗龙文“蔑视国法”，“有负险不臣之志”，而且还有“通倭”迹象。皇帝对于严氏父子贪赃枉法还可以容忍，对于谋反绝对难以容忍，立即下旨逮捕严世蕃、罗龙文来京审问。
严世蕃余威犹在，居然买通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官员，在定罪书上写进弹劾严嵩父子的沈炼、杨继盛，以便激怒皇帝，得以死里逃生。三法司官员把严世蕃的定罪书送交内阁首辅徐阶审定，果然强调处死严世蕃为沈炼、杨继盛抵命。徐阶深知皇上脾性，这种写法必然触怒皇上，是“彰上过”——彰显皇上的过错，因为处理沈炼、杨继盛都是以皇帝圣旨名义发出的，为沈炼、杨继盛翻案，就意味着皇帝以前的圣旨是错误的，那样不但不能置严世蕃于死地，反而会祸及林润及其他弹劾严氏父子的官员。经过徐阶修改的三法司判决书，强调的重点是与皇帝毫无关系的罪状：“谋反”、“通倭”。上面如此写道：严世蕃与罗龙文一起诅咒朝廷，构煽狂谋，招集亡命之徒几千人，操练兵法，妄图谋反，并且准备“外投日本”云云。平心而论，严世蕃咎由自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谋反”、“通倭”却是不实之词。这不是真正意义的弹劾与审案，而是在耍弄权术。
果然，皇帝对于严世蕃“谋反”、“通倭”十分震惊，下旨：仅凭林润的揭发，还不足以昭示后世，必须核实。徐阶再度代替三法司起草答疏，以肯定的语气回答皇帝：“谋反”、“通倭”证据确凿。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皇帝降旨：批准三法司的拟议，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罗龙文斩首，抄家，黜革严嵩及其孙子为平民。
儿子斩首、孙子充军、家产被抄，严嵩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一年之后命归黄泉。
严嵩、严世蕃恶贯满盈，他们的下场是罪有应得。值得深思的是，为何义正词严的弹劾不但无法奏效，而且适得其反；为何充满阴谋与权术的做法却取得了成功？几年以后，官员们在撰写《明世宗实录》时，就表示了异议：严世蕃凭借其父的威势，“盗弄威福”，“浊乱朝政”，完全可以用“奸党”罪处死，而林润的奏疏说他“谋逆”，三法司的拟议说他“谋叛”，“悉非正法”。所谓“悉非正法”云云，就是没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一种非法手段处死本该处死的罪犯。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仅仅指责林润、三法司是不够的，关键依然在于皇帝。徐阶深知皇帝的心态，耍弄权术，把握的原则就是不能“彰上过”，既要处死严世蕃，又不能彰显长期宠信严嵩、严世蕃父子的皇帝的过错。而“谋反”、“通倭”这样的罪状，是在皇帝决定严世蕃充军之后发生的，皇帝当然毫不知情，与先前宠信严氏父子毫无关系，因此一举成功。当时的史家不可能洞悉其中的奥妙，或者即使洞悉奥妙，也不敢直白地说出来，毕竟圣贤是主张为尊者讳的。
同样是弹劾严嵩，各色人等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显然，邹应龙、林润、徐阶的人品，也是无法与沈炼、杨继盛相提并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