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北方大乱，皇室司马睿渡江南下，在建康登上皇帝宝座。然而，司马睿是个既无威望，又没有实力的孤家寡人，他的轿子是大门阀士族王导率领众人抬起来的，然而王导从不把他当做傀儡看待，也将他看做神明一般。王导的堂兄王敦在武昌(今湖北鄂州)反叛，王导身为王敦亲族，处在嫌疑之地，他率领一家大小，连日守候宫门，从早到晚，听候处理。司马睿死后，他拥戴新君司马绍即位，王敦再次兴兵，直指建康。王导统兵抵抗，并向王敦宣称：“导门户小大受国厚恩，兄弟显宠，可谓隆矣。导虽不武，情在宁国。今日之事，明目张胆为六军之首，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矣!”在这里，王导不顾家族情面，骂王敦是无赖。王导连相三世晋君，都谦恭处世，不敢丝毫干名犯分。
如果国君是个无能之辈，作宰相不难，难在国君刚强有为，如果再心胸狭隘，弄不好就要人头落地了。例如，唐太宗18岁当统帅，29岁做皇帝，平生南征北战，功绩显赫，有时又刚愎自用，在他手下做宰相照理是难乎其难了。然而，房玄龄作了二十多年宰相，君臣少有芥蒂，两人安度一生，理由甚多，其中一条便是房玄龄处处谦恭从事。每当皇帝有所斥责，房玄龄便匍匐在地，诚惶诚恐，死罪!死罪!每当皇帝谴责其他官员时，房玄龄同样颜色无主，形若无地自容。即令理亏在对方，房玄龄也不辩解，不怨恨。乍看起来，这位宰相十足一个脓包，只会叩头。其实不然，这个行为既包含封建时代的伦理纲常，又包含着协调君臣关系的法术。叩头，向国君表示，他是一个忠顺不二的臣属；向同僚们表示，作为宰相，他兜揽了一切过失。如此，国君焉能不放心，僚属焉能不折服。
谦恭的反面是傲慢与篡夺。曹操晚年曾经宣称：“如果没有我，天下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是真话，一点不假。天下是我曹操打的，皇帝却是你刘协做的，这本来就不合理嘛!对曹操来说，时至今日，已无必要再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献帝刘协也已成无用的赘瘤。但是，曹操畏于礼教，畏于众议，终生未敢取而代之，只能筹画做“周文王”。现在看来，够本分客气的了。但是，千百年来，曹操却成为权奸的象征，戴一个凶残奸诈的脸谱，原因有二。一是他压根儿蔑视那个作为天下共主的皇帝。曹操强行杀戮怀孕的董贵人，捕杀哀哀号泣的伏皇后，这一行为是骇人听闻、十恶不赦的大逆不道行为。更重要的是曹操开创了一个先例，那就是假借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建立功业，然后加殊礼、封王侯、迫禅让，取而代之。曾几何时，曹操的臣子司马懿，照此办理，取代曹氏王朝。以后直至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其间多数王朝的更替也都按照这一程序表演了一番，而那些准备表演，或虽已表演而最终未能成功的当然更为数不少。这个夺权方式，历代帝王都为之谈虎变色，他们无不努力避免这类人物的出现。一出现这类人物，皇帝或严刑镇压，或胆战心惊，预知大难临头，而臣僚则惶惶不安。基于这种恐惧心理，有些人虽才华出众，却不宜作宰相的人选。
三、统御百官的涵养
宰相要处理好个人与国君的关系，同时也要处理好个人和“万人”的关系，即团结群僚，管理好偌大的国家政务。
对于群僚，宰相也是全局性的人物，要识大体，顾大局，不斤斤于个人的权力名位，不为个人的富贵荣辱细打算盘。对同僚雍容大度，不忌才，不害能，敢于举荐人才，不怕别人超越自己，不怕别人夺去皇帝对自己的宠爱，勇于支持别人建立功业，勇于让他人享受荣华富贵。例如汉朝初年的萧何，奇谋异策他没有，却听任张良、陈平等人充分发挥其超人的智慧；攻城掠地他不能，却拼着老命推荐韩信。萧何自己干的是输军粮、补兵源的琐事，默默无闻地做二传手。萧何平生与大将曹参不和，然而病危之时，汉惠帝在病榻前问他，死后谁可代为宰相，他说：“知臣莫如主。”惠帝说：“曹参如何？”他立即顿首称赞：“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不计个人恩怨推举继承人，表现出高尚品德。
唐朝初年，房玄龄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密谋智士，魏徵是原太子李建成的心腹。“玄武门之变”前，双方是你死我活的仇敌。“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上皇位，不计前嫌，重用魏徵，对他的意见几乎是言听计从，使他出尽了风头。而房玄龄与魏徵也一直配合默契，二十年中从无龃龉。李靖、李勣战功显赫，消灭敌国，无往而不胜，这又和房玄龄的默默支持密切相关。刘禹锡有一篇《辨迹论》，举出这样的事情：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李世民要大举进攻吐谷浑，他希望李靖出任统帅。而当时李靖已因老疾退休，对李靖来说，出征吐谷浑应该是顾虑重重的。因为李靖此前曾经击灭江南的两大割据势力，又曾击灭亚洲最大的游牧帝国突厥汗国，声名之显赫无与伦比。自己又官至宰臣，爵至国公，名位已至顶点。出征胜利，对自己不会再增添什么，只会增加皇帝对自己威望的疑忌。一旦失利，可能会招致身败名裂，前功尽弃。然而，房玄龄到李清家中，一言之下，李靖便精神抖擞，次日上朝，请缨出征。《辨迹论》赞扬他们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历史上奸相在朝，大将冤死疆场者比比皆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房玄龄是个忌才害能之辈，李靖会采取何种行动？《尚书·秦誓》说秦穆公有这样一段话：“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其中大意是：我暗中思量，如有一个大臣，诚实专一，却没有其他技能，但他心胸开阔，有容人之量。别人有技能，他为之高兴，如同自己有此技能一样；别人的美好明哲，他心向往之，不仅是口头赞扬。这样的人对保我子孙后代和黎民百姓是大大有利的。房玄龄正是这样的人物。唐代史学家柳芳评论说：“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虽然看不到房玄龄到底干了些什么，其实他的“迹”，就是他的器度。史书上说房玄龄“人有一善，若己有之”。他人有什么成绩优点，房玄龄为之欢欣鼓舞，好像那个成绩优点是自己具有的一般。这个道德品质，古人早有论述，但要贯彻到个人的实践中去却并非易事。常见一些人，正是把别人的缺点错误，当做自己欢乐的营养。听到别人的缺点错误，便眉飞色舞，广为宣传；听到别人的优点和成绩，紧皱眉头，如同吃了黄连一般。若是这种人做了宰相，便会专门欣赏在耳旁嘀嘀咕咕、挑三剔四打小报告的人。正直之士在这种人手下做官，难免忧心忡忡，如芒刺在背。而与房玄龄共事，人们就会心情舒畅，“得其所哉!”柳芳又曾评论说：“太宗定祸乱，而房、杜(如晦)不言功；王(珪)、魏(徵)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李勣)、卫(李靖)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这就是房玄龄的器度，他的内在本领。
三国时期蜀汉宰相诸葛亮，为当时所称道，为后世所景仰。不久，孙吴也有一个宰相诸葛恪(公元203年—公元253年)，是诸葛亮的侄子。但此诸葛不如彼诸葛。公元252年，吴国君主孙权病危时，遗命诸葛恪执掌国政。论才华，诸葛恪并不逊于乃叔诸葛亮，但他缺乏的是宰相的器度。宰相要宽容大度，能容人，而诸葛恪“刚愎自用”(孙权语)，自负才高，目中无人，不能团结群僚。孔子早就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说：自己站得住，也要使别人站得住；个人通达，也要使他人通达。诸葛恪没有这个器量。东吴的大将陆逊曾告诫诸葛恪：“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作为宰臣，对同僚应相互支持，共同升进，对部下要扶持教导。做宰相不应企望自己一枝独秀，要在相互簇拥中众花齐放。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皆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诸葛亮所推荐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都是他的同僚，希望皇帝同样“亲之信之”。而诸葛恪却“气陵其上，意蔑乎下”，显然有悖此道。孙权临终前指定的顾命大臣还有孙峻、孙弘、滕胤、吕据等人，但诸葛恪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毫无尊重之意，而是大权独揽。公元252年，曹魏大军南侵，诸葛恪率众迎敌，大败魏军于东兴(今安徽巢县、无为间)。于是，诸葛恪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魏国不足平，一心想学诸葛亮，不听他人劝阻，于次年倾全国兵力向曹魏发起进攻。大军围攻合肥，敌军坚守，数月不下，士兵疾疫大半，死伤遍地。曹魏大军来援，诸葛恪不得不引军撤退，沿途死伤及被俘者不计其数，国家元气大伤。诸葛恪不但不引咎自省，反而对部下大加责罚，大树个人威信。胜利的功劳是我的，失败的罪责是你们的，这种态度焉能使众人信服。反观他的叔父诸葛亮，街亭一败，自贬三等。同时的曹魏统帅司马师，因两次战役不利，主动承担责任，对部下则不予追究，这正反映了一个宰臣的器度。后来，孙峻利用人心的不满，袭杀诸葛恪及其亲族，诸葛恪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