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刑制的变迁，已见第二篇上第八章第五节。从晋武帝颁布新律之后，张褧、杜预，又各为之注。泰始二六五年至二七四年。以后用之。然律文简约；两家的注，又互有不同；“临时斟酌，吏得为奸”。齐武帝永明九年。四九一年。删定郎王植之，才合两家的注为一。然事未施行，书亦亡灭。梁武帝时，齐时旧郎蔡法度，还记得王植之的书。于是叫他损益旧本。定为《梁律》。天监初，天监，梁武帝年号，五○二年至五一九年，又使王亮等改定，共为二十篇。定罪二千五百条，刑分十五等。陈武帝令尚书删定郎范杲参定律，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定律三十卷。大体沿用梁法。这是南朝法律的沿革。
元魏入中原以前，刑罚是很严酷的。道武帝入中原，才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约定科令。太武神中。四二八年至四三一年。诏崔浩定律。正平中，四五一年。又命游雅、胡方回等改定，共三百七十条，有门房之诛四。献文增其十三，孝文时定为十六。大辟百四十五。献文增其三十五，孝文时定为二三五。刑罪就是耐罪。二百二十一。献文增其六十二，孝文时定为三七七。
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四七四年。尚书令赵郡王叡等奏上《齐律》十二篇。系杂采魏晋故事。刑名有五：一死，二流，三耐，四鞭，五杖。又有所谓重罪十条。一反逆，二大逆，三叛，四降，五恶逆，六不道，七不敬，八不孝，九不义，十内乱。不在“八议”和“论赎”之限。
北周的律，定于武帝保定三年。五六三年。刑分死，流，徒，鞭，杖。不立十恶的名目，而重“大逆”、“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隋初，令高颎等重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也有十恶之条。一谋反、二谋大逆、三谋叛、四恶逆、五不道、六大不敬、七不孝、八不睦、九不义、十内乱。唐朝的刑法，大抵沿隋之旧。
这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刑罚的变迁。马端临说：“汉文除肉刑，而以髡笞代之。髡法过轻，而略无惩创；笞法过重，而至于死亡。其后乃去笞而独用髡。减死罪一等，即止于髡钳；进髡钳一等，即入于死。而深文酷吏，务从重者，故死刑不胜其众。魏晋以来病之，然不知减笞数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复肉刑以全其生。案复肉刑的议论，两晋时代最甚。其理由所在，就是“死刑太重，非命者众；生刑太轻，罪不禁奸”两语。肉刑卒不可复，遂独以髡钳为生刑。所欲活者传生议，于是伤人者或折腰体，而才翦其毛发；所欲陷者与死比，于是犯罪者既已刑杀，而复诛其宗亲。轻重失宜，莫此为甚。及隋唐以来，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谓鞭、朴、流、宅，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案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绞、斩、枭、裂。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数皆逾百”。隋始定鞭笞之数，死刑只用斩、绞两种。这都是较前代为文明处。
还有一层可注意的，便是隋朝的刑法。是兼采魏晋和拓跋魏两种法系（这个大概是周、齐如此，而隋朝因之）。其斟酌轻重之间，固然较旧时的法律为进步。然而精神上，也有不如旧时的法律之处。即如晋律，部民杀长官，和父母杀子的，都同“凡”论。这是两汉以后，把经学应用于法律，文明之处。父杀其子当诛，见《白虎通》。隋律却就不然。这是拓跋魏的社会，进化较浅，“官权”“父权”太重之故。中国反改其旧律而从之，真是下乔入幽了。余杭章氏《文集》里，有一篇文字，专论这件事，可以参看。
隋五刑：死（绞、斩）、流（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徒（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杖（百、九十、八十、七十、六十）、笞（五十、四十、三十、二十、十）。
总而言之，秦汉以后的法律：经晋朝的一大改革，而大体趋于完善；经隋朝的一番损益，而轻重更觉适宜。所以从西洋法律输入以前，沿用千年，大体不曾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