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凡诸路从应诸科改应进士科的，皆另场考试。今后新人应举，不得应诸科，渐令改习进士。
六是殿试策一道，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第二等赐及第，第三等出身，第四等同出身，第五等同学究出身。
熙宁科举改革的目的，在于造就和选拔为新法服务的人才。宋神宗对这一项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和实际效果非常满意。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三月，宋神宗说：“今年从南方所得的大多数是很有名的举人，大家都很倾向于义理之学，这是一件好事。”科举法的改革，在宋一代确实造成了读书人都很倾向于义理之学这样一种风气。
但是，王安石的这一项很合时宜的改革，却遭到了反对。《宋史·选举志》云：“诗赋浮靡，不根道德，施于有政，无所用之，自唐以后，莫之能革。上稽合先王，造立法度，而议者不深维其意，髃起而攻之。”从最后一句“髃起而攻之”可以看出来反对这个改革的人很多，其中苏轼反对的最为激烈，他认为，从文章的角度来看，策论是有用的，诗赋就没有什么用处；从政事这个角度来看，则诗赋、策论均成为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了，虽然知道这个没什么用处，但是从创国之处以来就没有废除。他又说：“从唐朝到现在，靠诗赋起家而成为的名臣的人，大有人在，多的数都数不过来，又何曾有负于天下，而现在必须要废除呢？”应该说，苏轼的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道理。
王安石的改革，固然有他自己的道理，但是以苏轼为代表的反对派的意见，也不是没有根据的。王安石废诗赋而倡导经义和策论，其用意在于引导读书人关心政治理论和国家的现实问题，而不是把精力都放在与现实无关的诗赋传记之学上面。但是，这样改革的问题在于习经义和策论，并不等于这样就能解决现实中存在的政治问题。诚然，诗赋和传记固然脱离了现实政治，对政事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但是，经义和策论又何尝一定是切合政治的呢，对解决实际的问题又能有多少帮助呢？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待，空洞无物的经义和应试所学的策论不知有多少，也不知道这些到底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多少益处。用历史的眼光去看，这些还不如诗赋，虽然对政治没有什么大的帮助，但是对文学的发展却是大有益处的。
总的来说，这些改革措施还是相当不错和富有改革精神的。也难怪后世不明真相的群众——不仅群众，还有许多大人物们，对此都赞誉有加。
§§§第三节众建贤才，人才迫切
王安石对人才选拔的特点基本上可以从《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表现出来。这篇被梁启超称为“秦汉以下第一大文”的上书是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任提点江东刑狱任满返京述职时，写给仁宗皇帝赵祯的上书。（但也有人考证王安石上书时间当在嘉祐四年或五年。据《宋史王安石》记载：“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祐三年也。安石议论高奇，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也记载在嘉祐三年。）这封上书，实际上不仅是王安石要求革新变法的具有纲领性的政治论文，而且也是他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的人才观和变法主张，没有引起宋仁宗和当政大臣们的注意。治平四年（公元1068年）正月，年轻有为的宋神宗即皇帝位，王安石于四月应召回到开封。宋神宗在做颖王时就对王安石的为人和才学有所闻知，即位后，看到法弊风衰的现实，即欲力图革除历世之弊，以建振邦非常之功。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王安石被擢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十二月，又被任命为宰相。到这时，王安石的人才观才得到实际的运用和较充分的发挥。
宋自立国以来，实行文臣治国政策，重视科举择人。真宗以后，科举制度的腐败、恩荫的宽泛、学校教育的废弛，使得官僚行政机构十分庞大和腐朽，科场流弊丛生，加之考试内容、方式的陈腐、死板、只重文辞、不尚实学，于是，官场上无能的人特别多，而且还白拿国家的俸禄，真正有才能的人，往往一直到老也没有机会参政。所以，到了北宋中期，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许多有志改革的人物，他们都把改革学校和科举，搜罗人才，刷新吏制作为头等重要的内容。如范仲淹的“庆厉新政”，就是以改革吏制，选拔贤能为中心的。在他的十项改革大纲中“明陟黜”、“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等，都是涉及人才问题的，其旨意即在于从改革科举、考察官吏中选拔一批具有实际从政能力，通晓政令案牍和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欧阳修也主张“尽去寻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并认为“苟非不次以用人，难弭当今之大患。”他还说：“当今天下之大，不能说没有可用的人，但在朝廷上没有才能的人也能滥竽充数。宁肯用没有才能的以败事，也不肯费心去选择有才能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感觉无人可用。”苏轼在上书中也要求选拔人才，改革吏制。他说：天下所以不能被很好地治理，失误就在于所用非人，而不是法律的原因。他主张“择人要精”，“任人宜久”，并且要有真才实学，坚决反对任用那些多空文而少实用的儒生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的书呆子。这一时期的这些有志于改革的人物的人才主张，或归于失败，或没有实施，但他们重视人才，改革人才选拔制度的思想，无疑对王安石的人才改革思想起了积极的、直接的影响。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写于庆历改革失败后的低潮中，它不但是北宋中期一些进步的士大夫重视人才、改革吏制，变法图强思想的结晶，也是北宋以前历代“人才观”的总结和发展。
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首先从政治改革的要求出发，提出了人才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他分析当时人才严重不足的状况：一方面，在位能真正干事的人不多，能推行朝廷法令，知道轻重缓急的人也不多，而没有才能且卑鄙贪污的人，倒是有很多。能讲先王之意以合乎此时变法的人，看看朝廷上所有的人，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的。不但如此，这些人还往往借推行变法而骚扰百姓，使新法反受其污，百姓反遭其害。另一方面，草野闾巷之间，人才也未见其多。这就是说，由于不重视教育和培养，以及人才的选拔导向不当，整个社会已处于人才的严重匱乏之下，“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蒙其施者乎？”因此，要想进行社会改革，就必须首先改革这种人才缺乏的状况，选拔和培养改革事业所需要的人才。王安石指出：“如果人才不足，就是陛下原本想着要改变天下的事，以符合先王之意，但是这种形势也未必能如您所愿。现在最急需的，就是人才。如果能使天下有才能的人变得很多，然后朝廷需要的人才也就可以在这些有才能的人之间选取了。在位的人有才能以后，再想变更天下的弊端，以符合先王之意，那么相对而言就很容易了。
在王安石看来，人才是变法的根本和核心，变法的主体是人，而变法首先也是为了人，人的改变是变法的先决条件和最后归宿。没有众多的和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要变更法制，刷新吏制，整顿财政，维护国家的安定，使国富民强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徒法不能以自行”，“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这个思想，在他以后的几次奏疏和文章中，都一再加以强调。如在《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中说：“能整合天下之众的是财，能理顺天下之财的法律，能遵守天下之法的是官吏。如果官吏不好，即使是有法也不能遵守。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上时政疏》进一步阐述：能长久的守住天下，没有很明确的法律，是不足以维持的，不广泛的重用有才能的人，是不足以保守住的。有才能的人不用，法律不去修缮，旷日持久，则天下是不可能不乱的。变法和人才，是治理国家的两件根本大事，就好像一辆车子上的两个轮子，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仅如此，王安石还从反面警告仁宗说，如果不重视人才的培养、选拔和合理的使用，那么，在位之人才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看汉代之张角，三十六万兵马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抵挡。唐朝的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人能与之抗衡，汉唐之所以亡，祸端就是由自此开始的。这就是说，北宋王朝如果不赶快培养和选拔真能治理国家的人才，实行变法，就会有亡国乱政之祸。
王安石认为，培养人才，是国家政治的首务，是人主的神圣职责，“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他总结历史的经验指出，周继商而立，就是因为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他们都能有君子之才，然后让这些人出任各个官职，所以出征能制胜敌人，守国能修好政事。宣王之所以能中兴，就是因为宣王器重仲山甫，并通过他来刷新天下士子，振兴人才，才出现了“宣王中兴”的大好局面。周朝兴衰的历史说明，人主是否重视人才，事关重大。
因此，要培养社会国家所急需的人才，首先要求人主要有“至诚”之心。“至诚”之心的核心就是要求“人主”以社会安危为己任，长顾虑后，革除因循苟且的社会弊风，振兴人才。只有以真诚之心，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才会真正形成良好的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
王安石清醒地认识到，陶冶人才的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决非仅学校教育过程本身所能完成。因此，必须从整个社会出发，从各有关方面建立和健全一整套合理的制度。这就是他主张的“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等各个环节皆“有其道”。
1、“教之之道”
这里的所谓“教”，主要是指由政府主办的学校教育而言的。王安石把官学教育看作培养和造就人才的基地，而主张取缔私学。他认为三代以后，“私学乱治”，私学泛滥的结果是其他思想的盛行。为了适应天下的需要，就要取缔私学，振兴由君主和国家直接控制的官学。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弊端，提出了以下改革措施：普遍设立学校。庆历以来，虽然中央明令全国普遍设学，但多数学校空有其名。既没有教师，也没有教学活动。因此，王安石提出要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一套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从京城到州县都要有学校，彻底解决人才的来源问题。严选学官。当时的学校，不仅名同虚设，而且没有教导之官。而中央太学虽有教导之官，也没有经过严格的选拔，因而，很难胜任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任务。所以必须广泛严格地选取教导之官，广泛地尊师立学，严格地选拔教学人员，才能完成学校培养人才的任务。理想的教师，是即要品学兼优，并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来担任，才能所教所学皆所用，不致流于空洞说教。改革学校的课程设置。王安石集中地批评了当时学校教育内容的空疏和腐朽、对现实的政治需要漠不关心，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现状，指出这样的教育内容，不仅不能培养出于社会国家有用的人才，反而会败坏人才，为此，他提出了改革学校教育内容的实用的原则：治理天下国家要用的不能不教，而且关于这方面所有有用的都要学。今天所学的，就是以后治理天下国家要用的，而凡是于国家政治没有实际用处的都一律要从学校教育内容中删除。
2、“养之之道”
“养”是针对物质待遇和管理而言的。在严格管理的条件下，保障必要的物质生活待遇，是人才得以正常生活、安心工作和顺利成长的前提条件。因此，必须抓好这一环节。王安石对人才的待遇和管理，提出了三条具体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