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不等于冒失
世界船王奥纳西斯曾经说过：“风险越大，赚钱的机会就越大。到别人认为是冷门的地方，你会赚到数不清的钱。”温州人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善于到各地闯荡，敢于冒险。但是，他们知道，冒险不等于冒失，冒险的同时，也需要把握尺度。
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在企业的发展中，企业家的冒险开拓创新精神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新的行业领域、新的产品往往会给企业主带来远远高于旧行业平均得到的利润。当利润丰厚的新产品在市场上出现后，仿制品和替代品也随之出现，于是生产该产品所得到的实际效益开始逐渐上降，直到各生产者和经营者获得大致均等的平均利润。因此，只有不断开发新产品和开拓新的市场才能获得比同行高的利润。
温州人耻于安守家业，他们宁愿背井离乡，到外面的世界拼搏创业，也不愿守着狭小舒适的家园而碌碌无为。他们四海为家，冒险犯难。温州人天生就是干大事的料子。
由于温州人经常外出，其生存处境的艰难，铸就了温州人不怕艰苦、顽强开拓的性格：向外开拓，勇于闯荡成为历史上温州人的一个显著特征。明清时期温州人外出闯荡已蔚成风气。进入近代，外出创业更成为几代温州人的人生抉择。温州谚语“要想富，走险路。”“要窜头，海三湾”，就是当年温州人外出闯荡的形象写照。
温州人坚毅的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中显露无遗。
从温州商人的经商行业看，温州商人敢为天下先，大胆经营新兴行业。鸦片战争后，不少温州商人从事进出口贸易，经销五金、颜料、洋油、洋布、钟表、眼镜、西药等畅销洋货，还有不少人经营房地产业、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和新式服务。这些行业都是当时中国商人的“新鲜事”，因而效益极好。
温州商人的商业资本的出路也充分体现其开拓冒险精神，他们深知，商业上的风险和收益往往是成正比的。从理论上讲，风险和收益是共存的，风险越大，成功后的收益越丰厚，不少中国人在有了资本后，唯恐再失去财富，因而把资本投向风险小而收益稳妥的行业或固守原有的行业，只能是小步前进，难以成天气候。他们有了一定资本后，不是买田置地或存放到银行以求保险的守旧思想，而是把商业利润投资于产业，把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起来。不少人在有了资本后，唯恐再失去财富，因而做投资选择时，往往选择那些风险小而收益稳的行业或干脆固守原有的行业，结果是小步前进，难成大气候。温州人敢冒风险，锐意进取，也就能够把握高风险与高收益的机会。他们之中也有败走麦城的，但成功者却是多效。温州商人善于做风险大的行业，他们迅速致富的行业都是风险行业：沙船贩运业、轮船航运业、钱庄业，都是当时投资大、风险也大的行业。
沙船贩运业需要有大的投资，海上航行、江河航行又有风急浪大的船被倾攫的危险。但是沙船贩运业虽是冒险的行业，也是发财的捷径，如果平安无事，来回南北洋几趟，就可获取巨利。
经营钱庄也是同样冒险的行业，不但需要有巨额资本，更需要有专业的知识。这种利用别人的钱来生钱的行为，需要“四两搏千斤”的机敏，还需要有胆略，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陷入破产的危机之中。
温州商人并不因为钱庄、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而缩手缩脚，他们高度重视金融对融通商业资金的作用。大胆地介入钱庄业经营，并且首先筹组商业银行，从中获取大量的利润。
如刘鸿生经营煤炭发了财，但不守成享福，而是不断向新行业进军，这与中国旧式商人“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温州商人敢于开拓，敢于冒险，也就能够把握风险和收益极高的机会，他们之中也有失败的，但在中国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精明机灵的温州商人取得成功的还是多数。
聪明的温州商人并不作无谓的冒险，他们是勇者，也是智者，他们在其事业有一定根基之后，多坚持稳妥的经营作风，先谋后断，步步为营。包玉刚一贯奉行的座右铭是宁可少赚钱，也要尽量少冒风险。他常说：我是个银行家，不是赌徒。
温州商人奉行的经商法则是稳建经营。他们宁可少赚钱，也不会去冒险，他们从来不做投机性生意，每笔业务都力求稳妥可靠。经营中不可预测的风险除外，凡是可以预测到的，甚至仅是有可能出现的风险，他们都一律坚决避免。
号称中国钱业界“领袖”的慈溪县人秦润卿在其经营钱庄的过程中即以稳健著称，他在20年代同时主持了福源、福康、顺康3家钱庄，在多次金融风暴中保持不败，并不断扩展。
当时，由于洋货横行，不少钱庄与洋行关系密切，这使得洋行货物畅销，并能操纵金融市场，使钱庄成为其附庸。因而这些钱庄在一些金融风暴中被外商操纵，纷纷倒闭歇业，而秦润卿对外商洋行戒备较深，他主持的福源钱庄从不向洋行借钱款，也很少将钱存入洋行，并劝告同业慎重签发银票，不准经理人员入交易所投机，使福源及其它钱庄在1921年的“信交”风暴中免遭冲击。
在日常经营中，秦润卿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保持收支平衡并略有盈余，即宁做“多单”不做“缺单”，因而信誉好。
在业务活动中，秦润卿放款也以抵押放款为主，其中又以房地产押款为主要项目，减少经营上的风险：放款中又以工业放款，特别是对民族纱厂的放款为突出，次为房地产和公债为主。这种稳建的经营作风使其业务在稳妥中不断发展。
温州商人最喜欢开拓创新的地方还有开发新产品。
温州商人方液仙创办和经营的中国化学工业社是中国最早生产牙粉的企业，牙粉曾经为方液仙创造了巨大的利润，但是，随着其他日用化工企业的开办，牙粉销路受到了影响。方液仙陷入了苦闷之中，他觉得有必要寻找新的出路，丁是到欧美市场去考察，在欧美市场，他注意到牙膏正在取代牙粉，不由得大喜。他预料国内市场也将发生这种变化，于是专力研制牙膏，并于1923年生产出中国最早的国货牙膏——“三星牌”牙膏。该产品一经上市，就供不应求，迅速占领市场，中国化学工业社因此再度振兴，成为一家大牌企业。
竺梅先在经营民丰、华丰造纸厂时也是如此，鉴于传统产品黄纸版在市场上滞销，竺梅先开始冒险试制薄白纸版，经过多次失败，最终研制成功，投入生产后，大大提高了两厂的利润。1935年，民丰、华丰造纸厂又试制卷烟纸成功，成为当时中国最早生产卷烟纸的国内厂家，获得国民政府认可的卷烟制造专利权，“帆船牌”卷烟纸畅销于国内市场，为民丰、华丰带来了更大的利润。
民国时期，“企业大王”刘鸿对产品质量从不马虎。他办火柴厂时，为了解决火柴头受潮脱落和火柴盒两侧的赤磷片摩擦较大的难题，不惜重金，花巨资从国外聘请洋博士林天骥担任总工程师。经过林博士与同仁的刻苦攻关，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刘记火柴以上乘的质量打开销路。
温州人的致富经：温州人没有杭州人那么多的家园意识，“航海梯山，视若户庭。”温州人是以四海为家的。温州人也没有北方人那种守成享福思想，他们有了钱便立即投入更大的事业。
★紧紧盯住市场的缝隙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为消费者考虑，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来论事决策。生意要一笔一笔地做，面对面地做。顾客不是你的冤家对头，而是你的衣食父母。
——松下幸之助
张晓平，温州瑞安人，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80年代成为瑞安市仪表厂的一名工人。张晓平有股子倔劲，他知道，时代已经变了，未来是一个重知识重人才的时代，没有足够的本事很难在社会上立足。他发奋努力，硬是考上了浙江电大，于1986年完成学业。
毕业后的张晓平本可以继续留在瑞安仪表厂，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可以转为管理层。可这个时期恰恰是温州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之际，也是全国提倡学习温州经验之际，1986年更是被称为温州年。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晓平决定自己创业。1987年，张晓平创办了红旗汽配厂。
与其他创业者相比，张晓平的起点要高一些。这里所说的高，是指他创业时不像别人那样几十元几百元起家。他创业的时机较为特殊，温州经济经历了几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社会游资相对丰富，借贷办厂也被游资持有者看好，因此办厂经费较容易筹措。但这并不是说张晓平的起点就高到了几百万注册资本、偌大的厂房以及众多的员工。他同样是小本钱起家，最初公司的员工仅仅有7个人。说张晓平的创业起点较高，除了在资金方面，还有一点，他是手握产品创业的，他的这个产品叫汽车门灯开关。
汽车门灯的作用在于晚上打开门时可以自动亮起。对于司机来说，他没有上车并开启发动机，门灯是不可能亮的。相对汽车的其他部件而言，门灯显得多少有些可有可无。另一方面，汽车门灯的技术要求在于门一开灯就要亮、关上门的同时灯要灭，你不能为这个灯安上手动开关，没人愿意去开关这个灯。所以这种灯的关键还在于开关。开关是一个极小的部件，生产有一定的难度，价格又高，许多企业不屑于生产这种小玩意儿。正因为没多少人愿意干这种费劲大、赚钱少的活，张晓平才得到了这个机会。
这是机会，也是挑战。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汽车还没有普及，一般的货车不需要这个开关，这种开关较多地用于高档一些的小轿车。那时轿车在中国是少数人的专用品，数量有限。何况生产这种产品，张晓平的红旗汽配厂既不是独家也没有技术优势。
最初几年只能是惨淡经营，公司所获得的收入除了支付员工工资没有太多的盈余。没有资本积累也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随时都有被大企业打垮的可能。处于这种生死存亡关头，张晓平异常焦虑。他广发阅读有关经营方面的书籍，有一种论点启发了他：你经营某一个行业就一定要全面了解这一行业的发展大势，否则你就永远不可能做大。
汽车配件行业的大势是什么？他并不知道。行业大势存在于整个行业，坐在家里是看不透的。张晓平暗下决心，将企业的日常管理交给他人，自己得以从繁杂的日常事务中抽出身来，投入最大的精力去摸市场。由此，他频繁地行走于全国各地，深入到长春一汽、十堰二汽等汽车制造基地进行实地考察，希望同这些国内汽车生产的龙头企业建立联系。
然而，人家对他十分冷淡，见面一聊就会说：“我们不是不要战略伙伴，但是你能给我们什么呢？”
张晓平突然间明白了一个生意真谛：多数做生意的人都希望和大企业套上关系，意图很明显，就是想从大企业那里拿来点什么，于是钻门路找关系送礼物，然后恳请“你把方向盘给我生产吧”“你把螺丝给我生产吧”。确实，汽车有众多的配件，只要能从一汽、二汽这样的企业拿到小小的螺丝生产代理，你也能在几年内就暴富成为千万富翁。然而，人们常常忽视了一点，大企业自身也要生存，凭什么让你予取予夺？小企业要想搭上大企业这班快车，思维方式上一定要改变，不再是“你能给我什么”，而是“我能给你什么”。假如你提供的产品大企业能用得上，甚至能够提升他们的整体品质，即使不给好处，人家也一样会接受。
于是，张晓平的目标明确了，思维清晰了。接下来，他着重考察大企业需要什么。他要找的就是大企业的缝隙，再从这些缝隙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之路。
考察中，张晓平发现了第一个“缝隙”——汽车里程表。汽车里程表是汽车内一个重要的配件，可由于技术方面欠缺，国产的里程表没有一只是质量真正过关的，最大的问题是误差大，尤其汽车一运动便会产生震动，里程表的计数便会失灵。当时国产里程表安在汽车上基本上市一个摆设，起不了太大作用。
张晓平参加工作便在仪表厂，做仪表算是老本行，攻克这一难关，他自觉是有把握的。回到瑞安，他立即将自己以前的那些师傅们召集起来一起讨论，分析国产汽车里程表不准的原因，研究解决的办法。他成立攻关小组，由这些老师傅们负责这一项目。
经过对原有仪表的逐项分析，得出一个结论：汽车里程表之所以受震动干扰产生误差，一是仪表的接头倾角存在问题，尤其是传动轴与里程表之间容易产生共振，使得仪表出现误差。攻关小组在这两个方面大胆实验，小心求证，不久便开发出了直角接头的新里程表，精确度大大提高，荣获国家专利。这项成果使张晓平有了自己的拳头产品，红旗汽配厂向上迈了一级台阶。
之后，张晓平继续加大了技术创新的投入。与此同时，通过市场调查分析，他又发现了一个“缝隙”。原来，由于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汽车市场最大的购买力由原来的国有资本正在向民营资本转化。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虽多，单独资本实力却不太强，他们更倾向于轻型车。市场就是旗帜，无论是汽车制造厂还是配件供应商，关注点都集中在轻型车市场。相比之下，重型车的市场份额不是太大，产量有限。一些大的汽配生产厂不屑于赚吃力不讨好的小钱，一些小型汽配厂又没有生产能力，也不想啃这样的硬骨头。如此一来，小型车的技术、质量等突飞猛进，重型车的质量却始终上不来。摸清这一点，张晓平调整自己的方向，开始主攻为大型车生产配件。
1992年底，张晓平拿着刚刚生产出来的配件样品来到山东济南，以图能够成为济南重型车辆厂的供货商。济南车辆厂生产的是黄河载重汽车，属于国营大型企业。人家是“大老板”，思维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对于温州一间名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丝毫没兴趣。当时又接近年关了，大家都准备过年，谁愿意理这件“小事”？事情谈不成，却又没有一口拒绝，仅仅说过完年再说。
张晓平回到招待所，心里进行了一番盘算：先回温州过春节，明年春天再来济南？还是留下来坚持攻关？经过一番思考，他选择了留下。春节是中国的重大节日，正是搞公关的最佳时机。于是，张晓平利用春节一家一家上门拜年。这波春节攻势很有效果，济南重型车辆厂的领导见这个年轻人连春节都不回家，还留在济南联络业务，顿生一种感动，当即答应春节过后处理这件事：只要张晓平提供的产品质量过关，就将订单给他们。
节后上班，领导果然兑现前言，安排张晓平的产品送检。逐项检测之后，济南方面颇有些讶异。如果说春节期间答应张晓平，多少有点碍于情面，而大大一摞检测报告已经让他们明白一件事：和红旗汽配厂合作，对于黄河重型车来说，既节约了成本又提高了品质，一定会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