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修一枝花，佛炼一颗心
有才能的人，多半锋芒凌厉，在不得势的时候，一定受不了，满腹牢骚，好像当今天下，舍我其谁？如果我出来，起码可比诸葛亮。有才能的人，往往会有这个非常严重的毛病！
现代人到底要什么？在内心深处你曾经问过自己吗？如果问过，你满意自己的回答吗？现代人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要克服心灵深处的混乱，追求内心平静的境地。
每个人都想拥有一种平衡的生活，但是，在繁忙的现代社会中，生活的平衡极其脆弱。工作常常占据了生活中太多的空间，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困扰着我们。我们为了保持“平衡”而筋疲力尽，却仍旧不得要领。
批评和不满太多，是因为你积累了太多的剩余时间；抱怨和遗憾太多，是因为你积累了太多的自我期盼。随缘吧！久了，你就会体会到：生活就是匆匆的行走，快乐就是摈弃奢望的平淡。
一位哲人说得好：“唯有内心真正达到和谐，才能静心，也有深情；才能相守，又有自由。”
我们生活在物欲横流、喧嚣繁芜的城市，每天面对工作、生活、家庭等多方面的压力，人也变得浮躁不安。往往莫名其妙就成了别人的出气筒，甚至为了丁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与他人发生口角、大动干戈。
央视每晚播出的一条公益广告：有一对年轻男女在挤公交车时，因对方挤着了自己而发生口角，旁边有一老人说：“年轻人，把心放宽就不挤了。”诸如此类的情景，在我们身边屡屡上演着。若双方都能怀着平静的心态，说声“对不起”，我想，争吵就不会发生了。
大家都熟悉的关于季羡林先生有一段佳话：有一年北大开学时，一个外地新生拎着大包小包来校报到，看到一位老人走来，就拜托老人替他看一下包，老人欣然允诺。近一个小时过去，新生办完手续回来，谢过老人，愉快告别。几天以后，北大举行开学典礼，这个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位替他看行李的老人！
一位名扬中外的学术大师，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学子看包，从“欣然允诺”到“愉快告别”，从这一过程中，我们不难读懂，老人的心该是一种怎样的和谐啊。
小孩子得到一颗棒棒糖，哭闹戛然而止；寒冷的冬天，有了一件防寒的棉衣；饥肠辘辘时，得到一块面包；困了的时候，美美地躺在床上……这时候，我们的希冀得到了满足，感到内心的平衡和幸福。知足者常乐，我想，这也是内心和谐的一种具体体现吧。
东晋时代的隐逸诗人陶渊明，曾两度辞官归隐，过上安贫乐道、简朴的生活。当他真正抛弃了所谓的“功名利禄”之后，精神境界得以超脱闲逸，内心感到了自由与舒展。写下了“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流传千古的诗篇，被我们后人拜读、传诵。
人在物质方面的正常需求总是有限的，古人说：“良田万顷，日食三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但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处处充斥着诱惑的陷阱。人心不足蛇吞象。有的人经受不住金钱、权力、地位、美色的诱惑，追求奢华生活，从而铤而走险，不断地攫取不义之财，最终玩火者必自焚，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被绳之以法。如此案例举不胜举。这些人就是一个“贪”字在作怪，只有“贪”才能满足其不断膨胀的欲望。
“和合故能谐”。构建和谐社会，人与人的和谐是关键，人的内心和谐是基础。内心和谐使人品格高尚，不自欺，不欺人，既能勇于争先，又不计较名利；既能刚正不阿，又能与人和睦相处。内心和谐使人具有正常的心态，不自卑，不伤感，不妒忌，不献媚。我们常说的“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内心和谐是金。如何做到内心的和谐，我以为，在生活中要多些感激，少些抱怨，多些理解，少些责骂，多些称赞，少些苛求。知足常乐，顺其自然，常怀感恩之心。孜孜不倦地求知修身养性，达到并保持内心的永远和谐，则乃人生的最高境界。
这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是多元化的，社会的阶层和成员都各自在不同的圈子内活动生活着，有人条件非常好，却是非常的苦恼，有人条件非常差，却活得有声有色、天天乐滋滋的。我悟出来一个道理，就是幸福取决内心平衡与和谐。一位学者对幸福的公式是这样列的：幸福=现实的享受拥有/主观的欲望与追求。分子愈大，当然是更幸福，但是分母愈大，把幸福打了一个大折扣，幸福就愈少了。只有内心的平衡与和谐才是幸福和快乐的源泉。
有一个人，条件非常好，双职工并有一个好的就业单位，儿子上大学，家庭美满，老人也是有劳保不需负担，自己天天开着汽车上下班，不想在工作中收受施工方的好处，遭到处罚，最后自己的精神失常，乐极悲来，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家中妻子老人小孩，都受此拖累，陷入痛苦的泥潭中。按幸福的公式，分子缩小了，分母变成了零。幸福也是无从谈起，还有一个中年人，收入颇丰，天天上下班开着汽车，最近也是乐极生悲，包了个二奶，家中吵闹不断，老婆要离婚，老人干着急，竟也是病倒了，哪里谈得上幸福。按幸福的公式，分子变小了，因包二奶花不少的钱的，分母更是增大，欲望出格了，所以幸福对于他来说这个值是小了。还有一对夫妻，虽是贫穷，相互敬爱，家中区区十多平方的房子被打扫得干净整洁，有条有理，夫妻白天打工，晚上散步访友，非常轻松快乐。幸福值比起上述二位条件好的人来说，是高多了。
人的生命价值用什么来度量？工作的业绩、丰厚的薪金、豪华的别墅、高级的轿车，这些已成为现代人不惜一切代价所追求的目标。然而，生命的精华，对于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农民在烈日下辛勤地劳动，母亲用甘甜的乳汁和无夜的睡眠来量度生命。究竟是令人羡慕的工作重要？还是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重要？孰是孰非，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要在心里放一个跷跷板，保持内心的平衡，才能保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懂得把握平衡原则的人在多么紧张工作的情况下，都知道该怎样调节自己的生活节奏和工作状态，怎么体味生活中的情调和趣味，保持一种从容和风度。态度决定一切，内心因素决定外在表现，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平衡心，能够使事业蒸蒸日上，也能让生活快快乐乐。
百病由心生，非关世外境
以佛法来讲，一切人生理上的病，多半是由心理而得，所谓心不正、心不净，人身就多病。什么叫净心呢？平常无妄想、无杂念绝对清净，才是净心。有妄想、有杂念、有烦恼，是因喜怒哀乐、人我是非而来的。
人生的价值何在？
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什么是可有可无的？
什么是自己应该得到的？什么是自己不应该得到的？
什么是自己可能得到的？什么是自己不可能得到的？
这都是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
如果搞清了这些问题，做什么事都会心中有数，从容淡定，不慌不忙。这些问题搞不清，难免五心不定、六神无主，一会儿想争取，一会儿想放弃，一会儿想做好人，一会儿想做坏人，一会儿想大展宏图，一会儿想急流勇退。如朱熹所云：“定是理，静在心。既定于理，心便会静。若不定于理，则此心只是东去西走。”
对于人来说，最大的理，不是搞清宇宙产生的原因和地球何时毁灭，而是搞清人生的价值所在。最幸福的心，不是把整个世界据为己有，不是把他人都踩在脚下，而是所求与所得正好相称。如果不知道人生价值，不知道自己所求什么、能得什么，难免患得患失，做出许多傻事，弄出许多丑态，既恶心了别人，又伤害了自己。
孔子说：“鄙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意思是：那种没智慧、没修养的人，难道能同他共事吗？他没有得到的时候，生怕得不到；他得到后，又害怕失去。假如害怕失去，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
孔子把患得患失的人说得很可怕：无所不用其极。生活中确实有这种人，为了一己之私，什么卑鄙下流的手段都用得出来。但这种人通常成不了气候，即使侥幸做成大事，也不能持久，结局往往很悲惨。
但有一个人似乎例外，那就是《三国演义》里的曹操。他误杀吕伯奢的家人并虐杀吕伯奢本人后，竟然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一个人为了一己得失，不惜与天下人为敌，可他却做成了大事业，结局也不坏。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是罗贯中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不是历史的真逻辑。据《三国志》记载，曹操当时说的是：“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这个“人”字，是“他”的意思，主要针对吕伯奢而言，打击范围小多了。何况，即使曹操真的有“宁负天下人”的想法，他也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还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兴利除害的事，当他的马踏麦田时，还“割发代首”以自罚，并没有无视他人利益的举动。当他诚心聘请祢衡时，祢衡竟脱掉裤子骂他，搞得他下不了台，明显有负于他，他没有因此杀掉祢衡而泄愤。可见偶尔“人负我”，他也是能容忍的。
所以，曹操的例子并不能说明患得患失而无所不用其极者能有好结果。
但是，患得患失的人也不都像孔子所说的那样会无所不用其极。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些患得患失的毛病，绝大多数人不会采用不正当手段，这种毛病的直接伤害对象往往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为什么呢？这种毛病使我们该下决断时迟疑不定，因而错过机会；使我们做事时因紧张不安而出现不该有的失误，招致意外的失败。
兵法说：“三军之灾，起于狐疑。”既担心这个，又担心那个，进攻怕敌人抄了后路，防守怕敌人断了粮路，后退又怕中了埋伏，既想这样，又想那样，迟疑不定，即使能打赢的仗也会打成败仗的。
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很多事情之所以失败，并不是能力不足、条件不够、机遇不好，而是患得患失，以至心态失常、行动走样，正常的能力发挥不出来。
有一个故事：
夏朝的后羿是天下闻名的神箭手——这个后羿不是神话中射掉九个太阳的人，而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君。他有一身百步穿杨的好本领，无论立射、跪射、骑射，百发百中，从不失手。
夏王听说他的名声后，想一睹神技，就把他招来，命人在御花园立起一个兽皮箭靶，靶心约一寸见方，然后说：“请先生展示一下精湛的本领。为了使这次表演不至于因为没有彩头而沉闷乏味，我来给你定个赏罚规则：如果射中，我就赏赐给你黄金万两；如果射不中，就要削减你一千户封地。现在请先生开始吧！”
后羿听后，面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他慢慢取出一支箭，搭上弓弦，摆好姿势，谨慎地瞄准起来。如果是平时，他信手一箭，也能射中靶心，可是，想到这一箭射出，要么得到黄金万两，要么失去千户封地，关系何等重大，心情顿时紧张起来，拉弓的手也微微发抖。他瞄了很久，几次想把箭射出去，又收回来，继续瞄准。后来终于下定决心，松开了弦，箭应声而出，却射在离靶心足有几寸远的地方。如是者数箭，竟没有一箭射中靶心。
后羿无奈，满面羞愧地收拾起弓箭，勉强赔笑着向夏王告辞，悻悻地离开了王宫。对这一结果，夏王既感失望，又心存疑惑，就问手下：“听说此人箭技通神，百发必中的，今天看来，也平常得很，难道是浪得虚名？”
一位大臣解释说：“后羿平日射箭，因为没有赌注的压力，心情放松，水平自然可以正常发挥。可是今天他射箭的成绩直接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叫他怎能静下心来呢？看来一个人只有真正把得失置之度外，才能成为当之无愧的神箭手啊！”
后羿是常人，他在得失面前也难免发挥失常。要想避免患得患失的危害，就要努力培养平常心，使自己达到佛家“八风吹不动”的境界，或者达到兵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境界，就能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了。韩国围棋天才李昌镐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无论多么重要的对局，他都能保持一颗平常心，好像没有什么事能扰乱他的心神一样，因而被誉为“石佛”。有此定力，难怪他成为世界围棋第一人。
如何保持平常心呢？首先要“知性”，搞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其次要“知命”，搞清自己到底能得到什么。要“知性”，就要拷问自己的心灵，逼它做出最诚实的回答。有的人对自己的某些想法感到羞愧，不想为难自己，就无法“知性”了。要“知命”，除了对自己的才干与成长潜力作尽可能准确的评估外，还要洒脱一点，把得到的都看成“命”中应该享有的，把得不到的都看成“命”中无福消受的，如此，就不会患得患失了。
慧能大师幼时家境贫寒，三岁丧父。长大后，靠卖柴狩猎奉养母亲。后因听人诵读《金刚经》有悟，决心学佛出家，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禅师。
公元六七六年，慧能大师决定出山弘法。他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年月里，他传播的禅理将会给整个世界带来这么巨大的震撼，他只知道他是一名禅师，有责任将自己证悟的大道传给愚昧偏执的世人。
大师最先去了法性寺。在那里，他看到两个和尚在飘动着法幡(佛教里一种写着佛号的小旗子)的旗杆下面争论不休。
一个和尚大声叫道：“明明就是旗子在动嘛！这还有什么好争论的？”
另一个和尚反驳说：“没有风，旗子怎么会动？明明就是风在动嘛！”
两个人争论不休，谁也不服谁，周围很快聚了一堆看热闹的人，大家都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大师摇头叹了口气，走上前去对人们说道：“既不是风动，也不是旗子动，而是你们大家的心动啊！”
有人说笑着把这事报告给了住持方丈。方丈听罢大吃一惊，急忙率领众弟子前来拜见慧能大师，顶礼膜拜道：“阿弥陀佛！望大师能长住此地，指点弟子们迷津。”
于是，慧能大师就在此设坛讲经说法，不久禅宗的思想就传遍了大江南北，今日更是风靡世界。
对心外事物的观点，应返求自心，而不是滞留在事物的表象上面。
现象的存在是片面的。其所以有分别，完全因为自身的起心动念。心静则万物莫不自得。心动则万象差别自现。心静自然凉，心远地自偏。保持一颗纯净的心，“出淤泥”也可以“不染”。
心境清静是最大的自在
梁启超在《论自由》一文中说，人有“真自由”，有“伪自由”。什么是真自由？心灵的自由才是真自由。身体能够自主，心灵却不得自由，只是“伪自由”。梁启超认为，“辱莫大于心奴”，别人奴役我，不值得害怕，可更痛心的是主动受人奴役。但是，主动受人奴役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奴役我。别人奴役我，如果我不乐意，可以奋起反抗，这就有挣脱枷锁的可能；我主动受人奴役，别人或者出于慈悲心，或者出于正义感，还可能解救我。如果是我奴役我自己，那么，我不会想到反抗，别人也无从拯救，这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得到真正的解脱，必须使内在的心境，永远保持不受外界的影响。其要点有四：
其一，“内在的心境，不受古人的影响”。这一点不用梁启超提醒，现代中国人都不会把古人太当回事。自从“砸烂孔家店”后，古代圣贤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有助于自身成长。梁启超说：“其于古人也，吾时而师之，时而友之，时而敌之。”这也许是对待古人的比较恰当的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