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后的礼拜天，仲良受命去跟新来的德国神父接头，发现那是个满头金发的中年人。他对仲良说他叫克鲁格。他还说现在的租界里除了日本人，只有拿德国护照的人才可以自由活动。他要求仲良像信任他的前任一样地信任他。仲良只是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说。因为来之前潘先生再三叮嘱过：这种时候谁也不能相信，尤其是一个德国人。
但是，克鲁格神父显得有点急切。圣诞节的午后，天上飘着零星的雪花，他在教堂门口的大街上拦住仲良，一边画着十字，一边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你已经两个礼拜没来忏悔了。
当天晚上，仲良跪在小德肋撒堂的忏悔室里，对克鲁格说，你不用急着找我，这不合规矩。克鲁格说就在下午的三时十五分，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日本方面受降的是酒井隆中将。仲良说，这算不上情报，外面到处都在广播。
接下来会是新加坡，会是菲律宾。克鲁格说，我需要日本在东亚的任何信息，现在他们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给你什么情报由我的上级决定，仲良说，但你也要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我知道。克鲁格在黑暗中叹了口气，忽然说昨天他受教会委托去看望了布朗神父，现在教会正通过意大利政府在与日本方面交涉，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年春天他就会回到罗马。克鲁格说，布朗神父向你问候。见仲良没出声，克鲁格又说，布朗神父告诉我，他是你父亲的朋友，他对你负有一份责任。
仲良一笑，说，对于一个关在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人来说，他有点高估自己了。
可我能做到。克鲁格说，如果你愿意，我有能力送你去美国，当然是在战争结束后。
仲良又一笑，说，那等我们都活到战争结束后再说吧。
布朗神父一直认为你会成为一名优秀特工，我相信他的眼光，克鲁格说，你要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
我只是个邮递员。
Ｙｏｕ ｃａｎ ｂｅ ａ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Ｍｒ.Ｘｕ.
仲良沉吟了一下，站起身，也说了句英语：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ｇｅ，ｙｏｕ ｊｕｓｔ ｃａｌｌ ｍｅ ａ ｃａｔｆｉｓｈ，Ｐａｓｔｏｒ.
几天后，仲良在一家报馆的照排车间里见到了潘先生，当他详细说完了跟克鲁格的这次见面后，潘先生点了点头，说，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忘收买与拉拢。
仲良说，我信不过这个克鲁格。
他也一样信不过我们，这是对你的考验。潘先生笑着把手搭在他的肩头，说，情报工作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我们一定要清醒，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天下午，潘先生在隆隆的机器声中第一次说了很多话。他从欧洲谈到亚洲，从国际形势谈到国内形势，从上海谈到南京，又从重庆谈到延安。最后，他对仲良得出结论：日本鬼子把战线拉得越长，他们离灭亡就越近。
潘先生的眼神是坚定的，语气是不容置疑的。可就在临近春节的一天傍晚，他忽然敲开了仲良家的门。
这是潘先生第二次来到仲良家里。他穿着一身黄色的邮递员的制服，进了门也不说话，只是朝仲良点了下头。仲良让秀芬去外面转转。潘先生扭头看了眼关上的门，慢慢走到桌前，在秀芬的位置上坐下，说，给我盛碗饭，我一天没吃东西了。
原来，他负责的情报网在一天里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日本宪兵正在全市大搜捕。潘先生放下碗筷，接过仲良递上的一杯水，说组织里出了叛徒。仲良问是谁？潘先生摇了摇头，没往下说。他慢慢把一整杯水都喝完了，才认真地看着仲良，让他仔细听好了，从现在起停止一切活动，包括与苏丽娜的联系。仲良又问，为什么？
潘先生说，不要问为什么，你的任务就是等待。
可仲良还是要问，等到什么时候？
潘先生想了想说，组织上很快会派人跟你联络的。
说完，潘先生起身走了，消失在夜色里，仲良却始终没有等来组织上的联络人。两个多月过去了，租界里每天都有枪声响起，不是有人被日本行刑队枪毙，就是有人被中国特工暗杀。仲良像个垂暮的老人，一到晚上就坐在家里那张八仙桌前练书法。秀芬如果不出去执行任务，就坐在他的对面陪着他，一边绣着她的枕套。有一天深夜，仲良忽然停下笔，抬头望着秀芬，说，组织上是不是不信任我？他们怎么还不来联络我？
秀芬说，你要相信组织。说完，她抬头想了想，又说，干我们这行要沉得住气。
但仲良还是沉不住气。他拿着一封伪造的退稿信冒雨敲开了苏丽娜的家门，一见面就问，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联络？
苏丽娜手把着门，平静地看着他，说，你问我，我问谁去？
仲良愣了愣，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时，苏丽娜却松开手，说了两个字：进来。仲良迟疑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湿透的衣服。苏丽娜面无表情地又说了四个字：进来说吧。
苏丽娜在客厅的一张摇椅里坐下，看着站在她跟前的邮递员，淡淡地说，在没有找出叛徒前，我想不会有人来联络你的。
你们信不过我？
这是常识，每个没有被捕的人都会被怀疑。苏丽娜忽然叹了口气，说，他们更有理由怀疑我。
为什么？
苏丽娜惨淡地一笑，没说话，扭头看着窗外这场越下越大的雷阵雨。
秦兆宽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回家，他看了眼浑身尽湿的邮递员，笑着对苏丽娜说。我们家里总算有了位客人。
苏丽娜没理他，等到仲良离去后，才从摇椅里起身，若无其事地说那是以前给她送信的邮递员，五六年了，他一点都没变。苏丽娜说，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
秦兆宽笑着说，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
因为有人心里在问。苏丽娜俏皮地横了他一眼，然后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滂沱大雨。
苏丽娜的眼神是一点一点凝结起来的。她忽然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像是感到了冷那样，伸手抱紧自己。
一个邮递员也值得你感伤？秦兆宽不知何时已站在她身边。
我感伤了吗？苏丽娜抬眼看着他，好一会儿才垂下眼睑，说，我为什么不感伤？
秦兆宽用一根手指抬起她的下巴，说，你在想他。
苏丽娜扭头又看向窗外，说，我是想我自己。
秦兆宽再也不出声了，他一直犹豫到晚上，忽然在枕边对苏丽娜说楚康还活着，还在国军的八十八师里，他现在是二六四旅的参谋室主任，在云贵一带跟日本人打仗。秦兆宽一口气说完，侧脸看着床头灯下的女人。
苏丽娜纹丝不动地说，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
秦兆宽说，我告诉你是因为你问过我。
九
布朗神父从宪兵司令部的一个窗口跳下来时，苏州河上正在鸣放礼炮。这天是一九四二年的四月二十九日，驻守上海的日军都在庆祝他们天皇的四十一岁诞辰。布朗神父却选择了在这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对情报官仲村信夫说，我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但你要保证让我回到罗马。仲村信夫一口答应。为了显示大日本皇军的慷慨与仁慈，他还特意让人准备了一顿纯正的英式午茶。神父却不以为然，他只要求能洗个澡，换一件干净的衬衫。神父说，上帝不允许我臭得像头猪一样享用这样好的午茶。
仲村信夫点了点头，让卫兵把神父带到楼上的军官浴室去。这时，助手提醒他应该防范犯人自杀。仲村信夫笑着说天主教的神父可能会杀人，但绝不会自杀。他还教导助手，要征服敌人光用皮鞭与子弹是不够的，还得了解他们的历史与文化。仲村情报官从来都坚信，自杀这种勇气与光荣只属于他们大和民族的武士。
布朗神父就是从军官浴室的窗口跳下去的，在他把满布伤痕的身体清洗干净之后，连祷告都没有做就一丝不挂地爬上窗台。布朗神父闭上眼睛，张开双臂，就像凭空掉下个十字架，他赤裸裸地摔死在了水泥马路上。
几天后，当仲良把一封教会的信件送进小德肋撒堂时，克鲁格神父站在神坛前告诉了他这个消息。神父用一种无助的眼神仰望着墙头高挂的圣女像，说自杀对于一个天主教徒来说是永不翻身的罪孽。仲良站在那里，又一次想到了他的父亲。他淡然一笑，对克鲁格神父说，这没什么，他只是为了一个信仰，放弃了另一个信仰。
克鲁格神父吃惊地看着他，就像看到了魔鬼，在胸口画了个十字后，说，我的上帝。
仲良在心里发出一声冷笑，扭头离去。他听见克鲁格神父的声音从身后远远传来：信上帝，得永生。
邮政督察员入驻静安邮政所已是第二年夏天。一大早，两个日本宪兵用一辆三轮摩托载着督察员驶进大铁门，整个邮政所一下变得寂静无声。督察员并没有下车，而是站在车斗里，用黑框眼镜后面的眼睛在每张脸上扫视了一遍后，以流利的中文对大家说，我是伊藤近二，请多多关照。
说完，伊藤一个躬足足鞠了有半分钟才直起身，跨下车斗，笔直地走进所长的办公室。
所长沉着脸，一甩手，跟着也进去了。到了黄昏的时候，他还是沉着脸，在大门口拦住仲良，要请他去喝两杯。仲良诧异地看着所长，这个古板而克制的男人，平日里连废话都不会跟邮递员多说半句，更谈不上喝酒，但这个傍晚他喝了很多酒，也说了很多话，每一句都让仲良感到触目惊心。
所长坐在小酒馆里，等到菜上齐了，亲手为仲良斟上酒。仲良不安地说，所长，有话你尽管说。
所长点了点头，让他明天一上班就辞职。仲良的眼睛一下睁大了，问他为什么。所长说，你还不知道为什么？
仲良说，我怎么知道？
所长说，你是什么人？你父亲是什么人？还有那个周三，你们自己最清楚。
他们都是死人了。仲良说，我是个送信的邮递员。
所长摇了摇头，说他宣统二年就入行吃邮政这碗饭了，我见的人比你送的信要多得多。说着，他用手往大街上一指，说，租界里三教九流，到处都有不要命的人。可我不管你们是重庆的，是南京的，还是延安的，你们干什么都不能连累了别人。
仲良说，所长，你喝多了。
所长一摆手，说，我都能看出来的这点名堂，你以为那个伊藤近二会看不出来？你听他那口中国话说的，就该知道他不光是个邮政督察员。所长意味深长地看着仲良，又说，我是为你好，也为大家好，你应该比我知道得多，日本人为了一袋面粉会杀光一条街的人。
仲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他的脸开始发白，但还能笑，还能举着杯子喝酒，可这酒却变得一点酒味都没了。
临别的时候，所长在大街上拍了拍仲良的肩，让他用不着担心，我要告发你用不着等到今天，更不会请你喝这顿酒。所长借着酒劲说，我也是中国人，我的老家在湖北，日本人刨了我的祖坟，拆了我家的祠堂，就因为听说我家祖上当过两任道光年间的巡抚。
所长眼里的泪光在路灯下闪烁，但仲良不为所动。他站在大街上，看到所长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然后匆忙赶回家里，一坐下就把这事告诉了秀芬。
你知道规矩的，秀芬不等他讲完就说。
可我连鸡都没杀过，仲良看着他的女人，那眼神就像无辜的孩子。
秀芬想了想，站起来，说，我去吧。
仲良说，让我想想。
秀芬说，夜长梦多。
仲良不说话了，伸手把秀芬拉回凳子上。这天晚上，他在床上一直想到后半夜，把秀芬摇醒，说他想好了。秀芬睡眼蒙胧地说，那天亮带我去邮政所，我先认认脸去。
仲良说，算了。
秀芬一下就清醒起来，说，又不用你动手。
还是算了吧。仲良翻了个身，说，现在我只是个邮递员。
可是，仲良很快就被静安邮政所辞退。原因是他丢三落四，尤其那些日本侨民的信件，不是无缘无故地失踪，就是被张冠李戴地送错。但接到投诉的伊藤近二一点都没生气，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笑眯眯地看着仲良，问他作为一个邮递员为什么不能好好地送信。仲良显得有点紧张，还有那么一点羞愧之色。伊藤近二接着又问他是不是不愿意为日本人服务？仲良摇了摇头，他已经意识到以这种方式来结束邮递员生涯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伊藤近二微笑着站起来，走到他面前，盯着他的眼睛说，为什么你想让我开除你？
还用问吗？他是想卷铺盖走人。所长忽然说，外面想当邮递员的人有的是。
紧张的气氛一下有所冲淡。伊藤近二扭头狠狠瞪着所长。
所长同样扭头瞪着仲良，又说，还要我教你吗？财务科的门开着，结账，走人。
伊藤近二的脸色在仲良走后变得铁青。他盯着所长，问他，你害怕什么？
怕？所长笑了笑，说，我有什么好怕的？
那你去把他留下来，我要他继续当这里的邮递员。
那不行，我们不能让一粒屎坏了一锅粥。
现在这里不是你说了算。
丢了信就得卷铺盖走人，这是邮政局的规矩。
伊藤近二冷冷一笑，说，那你是不知道宪兵队的规矩。
所长的脸一下发白了，喃喃地说，督察员，你为了一个邮递员要送我去宪兵队？
伊藤近二愣了愣，没说话，一直到所长躬身退出办公室，他还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看着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这个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年的日本特工，早在三轮摩托驶进静安邮政所那一刻就已心灰意冷。他因酒后散布战争失败言论而遭撤职。长官部给他的最后指令是对悲观论者最好的惩处——留在这片中国土地上，直到这场战争胜利那天。
伊藤近二知道，自己的一生将在对故乡名古屋的思念中度过。
十
仲良卖掉自行车在西摩路的街拐角摆了个烟摊，每天蹲在那里，像个疲倦而呆滞的乞丐。他很快学会了抽烟，而且越抽越凶，常常是一天要抽掉一包，到了晚上还抽掉大半包。秀芬看着他始终不闻不问，只顾埋头绣她的那些枕套。
一天晚上，仲良忽然对她说，我要加入你们的除奸队。
秀芬说，你连鸡都没杀过。
你们需要通信员，也需要有人望风。仲良说，我不能像条狗一样整天蹲在街上。
秀芬看了他一眼，再也没开口。许多事哪怕对最亲的人都不能说，这是组织原则。秀芬每次都在菜场口电线杆的游医广告上接受指令，然后到指定的地点领取弹药，分配任务。大家分工合作，完成后就四散而去。除奸队员之间几乎都是用眼神来交流的，他们有时候连话都不会多说半句。
公共租界更名为上海特别市第一区那天，是这年里气温最高的一天。大街上挂满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四处都是巡逻的日本宪兵与警备队的便衣。仲良被驱赶到一个远离大街的巷口，苏丽娜就是这时出现在他面前的。沿着一双纤细的脚腕，仲良一点一点抬头，他看到苏丽娜的脸在灼人的阳光下白得耀眼。
仲良笑了笑，说，我现在成了卖烟的。
苏丽娜没说话，扔下几张储备券后，拿了包“三炮台”就上了等在一边的黄包车。
此后的很多日子里，苏丽娜都会在路过西摩路时停下来买包烟。她给的钱时少时多，但已足够让仲良维持家里的生计，却从不说一句话。
有一天，仲良终于开口了。他看着马路上驶过的汽车，面无表情地说，到此为止吧，你不用再可怜我了。
苏丽娜仔细看了他一眼，还是没说话，扔下钱，拿上烟就走。
两个月过去了，苏丽娜再也没有在西摩路口出现过。直到有一天傍晚，苏丽娜又忽然站在了烟摊前，说她手里有南京刚制定的冬季清乡计划，是全面针对苏中根据地的。仲良夹着烟，抬头看着她。苏丽娜说，我们不能让情报烂在手里。
仲良说，我们还是情报员吗？
这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苏丽娜像是在下达命令，你一定要想法送出去。
我有办法就不用蹲在这里了。
你不是孩子了。苏丽娜俯下身，从烟摊上拿起一包烟，看着仲良的眼睛说，这点委屈算不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