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既知往物而不来，何谓今物而可往。”这两句话是僧肇“物不迁论”的主旨和灵魂。意思是说：人既然认识到“往物”不再来，即“往物”只存在于过去，而不存在于现在，那么，就应该懂得“今物”也只能存在于现在，而不会流向将来。所以，僧肇说，芸芸众生之所以认为事物是变迁的，就在于没有认识到“昔物不至今”的另一层意思是“昔物自在昔”。“昔物”并非没有了，它仍存在于“昔时”，是永存不失的。过去之物如此，现在之物如此，将来之物也如此。就这样，“物不迁”的结论就得出来了：“各性住于一世”，故物不迁。流动只是用来导俗的假说，属于“俗谛”；“不迁”才是真理，才是真谛。故而不动才是世界的本性，也是圣人达到的境地；而流动则是俗人的假象，只是圣人用以开导教化俗人的手段。
八、白马非马
在我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分化，思想分流，百家争鸣。在诸子百家当中，有一个以纯粹思辨、玩弄语言概念著称的派别——名家。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以一个响当当的诡辩命题著称于世：白马非马。
所谓白马非马，就是白马不是马。白马不是马，听起来好像是胡扯。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说“白马是马”就如同说“张三是人”一样，清楚明白，准确无误，怎么可以说“白马非马”呢？但是公孙龙却有一番说辞。他是分三个步骤来论证的：
第一个论证是：白马，是就颜色来谈的。这一点，让它与黑马、黄马区别开来。而马，则是就其形状、种类而言的。这一点，让马与牛和驴区别开来。“马”这个概念的内涵是马的形状；而“白”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一种颜色。如此一来，一个说明颜色的概念怎么能和一个说明形状的概念等同呢？所以，白马非马。
第二个论证是：如果我们说要一匹马，那么，无论是牵一匹白马来，还是牵一匹黑马来，都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说牵一匹白马来，那么，我们就只能牵一匹白马来，牵黑马和黄马来肯定是无法满足要求的。看来，“马”这个概念是不管颜色的，而“白马”则必须限定颜色。一个对颜色有要求，一个对颜色没有要求，所以，白马非马。
第三个论证是：“马”的内涵与“白马”的内涵是不同的。马的内涵，是一切马的本质属性。正是这种本质属性，使得“马”与“非马”区别了开来。“马”的这种本质属性并不包括颜色。而“白马”的内涵是“马”的本质属性再加上“白”这种性质。所以说，使马成为马的东西和使白马成为白马的东西是不同的。也就是说，“马”的内涵和“白马”的内涵是不对等的。所以说，白马非马。
公孙龙“白马非马”的诡辩虽然出现中国古代，但里面所蕴含的问题却是西方式的。正因如此，以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另类，儒家、道家、墨家、法家这些学派都反对它，对它进行围剿。结果，这个学派到了秦汉之后，在中国基本上就没有声音了，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白马非马”之所以成立，问题就出在“是”这个词上。“是”有两种用法：一是作系动词用，起表述作用，比如A是B；二是也可以单独使用，指示事物的存在，比如我们说：“这是一条狗！当“是”起表述作用的时候，谓词和主词的内容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谓词是用来解释、说明主词的。这在逻辑学上讲，是种属关系。白马是马，就是典型的表述句，表明“白马”这个概念归属于“马”这个概念。
那么，主词和谓词之间的关系，能否等同？可以，完全可以。但是，“是”的用法就不是表述，而是用来指示了。正如我们上面所举的那个例子：“这是一条狗！”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表达的意思是：有一狗存在着。仅此而已。如果非要在表述意义上强迫主词和谓词对等，我们就只能说“狗是狗”“马是马”“白马是白马”了。这在逻辑学上叫同语反复，没有意义。公孙龙在这里，就是混淆了“是”的这两种用法，即在表述的时候，强迫主词和谓词在存在意义上对等，结果陷入了诡辩。
当然，在哲学上，“是”这个词引起的麻烦还有很多。比如，我们用“是”来进行表达的时候，总是在下判断。而下判断，总有真假之分。真的，还是假的？要靠作为人的“我”去判断。“我”凭什么去判断？依靠的是什么？是人的眼睛、耳朵、鼻子等感觉器官？还是人的抽象思维？这又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由此看来，西方哲学中所谓的存在问题、语言问题、认识问题等，是纠缠在一起的。这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逻各斯”。后来，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哲学的本质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
九、口舌之争
《资治通鉴》中曾记载着一个关于公孙龙与孔穿、邹衍辩论的故事。
孔穿是孔子的后代，听说赵国平原君的食客公孙龙是一个辩者，专门从鲁国跑到赵国来和他辩论。这次辩论的主题是“臧三耳”。“臧三耳”的诡辩和庄子讲的“鸡三足”故事差不多。鸡有腿，但还有左腿和右腿，所以说鸡有三条腿。“臧”是守门人专有的姓氏，负责传达主人与客人之间的信息，所以职责为听、说。常人有两耳，不能称“臧”。但从伺听角度看，“臧”似乎比常人多出一耳，称“臧三耳”——不仅有左耳和右耳，还有一只看不见的耳朵。
在这场辩论中，孔穿输了，但是他并不服气：“今谓三耳甚难而实非也，谓两耳甚易而实是也。”意思是说：要让人承认“人有三只耳朵”，是多么麻烦的一件事啊，何况实际上人并没有三只耳朵。而要人接受“人有两只耳朵”却很容易，又比较真实。后来，平原君对这场辩论作了总结。他说，孔穿是“理胜于辞”，而公孙龙则是“辞胜于理”。辞胜于理，夸夸其谈，脱离实际；理胜于辞，虽然嘴拙舌笨，不善于表达，但却是务实得很。前者表里不一，后者表里如一。平原君做这样的评语，明显地表现出对公孙龙玩弄词语概念的不屑。
后来，阴阳五行家邹衍又从赵国路过，平原君又让邹衍与公孙龙辩论“白马非马”之说。但邹衍却不愿意和公孙龙辩论。他的理由是：“所谓辩论，就是要区别不同类型，不相侵害；排列不同概念，不相混淆；抒发自己的意旨和一般概念，表明自己的观点，让别人理解，而不是困惑迷惘。如此，辩论的胜者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胜者也能得到他所追求的真理，这样的辩论是可以进行的。如果用繁文缛节来作为凭据，用巧言饰辞来互相诋毁，用华丽的词藻来偷换概念，吸引别人使之不得要领，就会妨害治学的根本道理。那种纠缠不休，咄咄逼人，总要别人认输才肯住口的做法，不仅有害君子风度，而且还会让人在现实生活中产生迷茫和困惑，有百害而无一利。总之，辩论就是要明辨是非，说得对方理解才行，像公孙龙这种辩论，一点益处都没有。”
听完邹衍的话，众人都纷纷点头，公孙龙也因此拜落下风。据说，经过这场辩论以后，公孙龙就隐居起来了，不再抛头露面。
看来，作为“辩者”的“名家”追求的仅仅是思维的乐趣，并没有什么现实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相反，他们不但不考虑现实，往往还会得出一些离经叛道，和现实大相径庭的荒诞结论。虽然让人无法辩驳，但也实在令人无法信服。正如庄子对他们的评价：“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意思是说，辩者所强调的仅仅是口舌之争，但却无法让人心悦诚服。而且，把极其平常的意思加以歪曲，把显而易见的东西说得似是而非，不仅违背常理，而且还腐蚀人心。白马就是马，而公孙龙偏偏说不是马，真是怪哉！怪哉！荀子对名家的点评更是一语中的：“蔽于辞而不知实。”过于玩弄概念，以至于从不睁眼看看摆在自己面前的世界。据说有一次公孙龙过城关，关吏说：“要过关，人是可以，但马不行，需要交通行费。”公孙龙便向关吏展开了一场“白马非马”的诡辩，结果说得关吏哑口无言。但说是说，做是做，关吏最终还是没有给他放行，直到公孙龙乖乖地交了通行费才得以过关。
我们上面谈到的那两场辩论，被司马光记载下来并收录到《资治通鉴》中，仔细想来，显然也是出于对公孙龙的不屑。玩弄语言词藻，巧言令色，于事无补，于国家无益，显然不值得后世借鉴。就这样，以公孙龙、邓析为代表的“名家”，不仅遭到了儒、道等思想派别的联合捕杀，也遭到了当时执政者的反感。就这样，名家这一派纯粹思辨的学问，因为不能定国安邦，也不能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本，最终没能在中国思想史上得以流留。秦汉以后，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
认知的困境
在我们之外是否有一个原本真实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存在，我们是否能够认识它？如果能够认识，我们是依靠我们的感官，还是依靠我们的思想？这一系列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我们，成为了永恒的哲学问题。
一、两小儿辩日
有一天，孔子到东方游玩（游学），看到两个小孩为什么事情争辩不已，就问是什么原因。
一个小孩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的时候离人近，中午的时候离人远。”
另一个小孩却认为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离人远，而中午时近。
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像车盖一样，到了中午却像个盘子，这不是远的小，而近的大吗？”
另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清凉、寒冷，到了中午却像把手伸进热水里一样，这难道不是近的热，而远的凉吗？”
孔子也不能判断怎么回事。
两个小孩笑着说：“谁说你知识渊博呢？”
这个“两小儿辩日”的故事，估计很多人都知道，大致因为它曾经被写进过我们的语文教材。这个故事所阐发的意义在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意思是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假装知道，故弄玄虚。你看孔子，大圣人，这么有学问，但是面对两个小孩提出的问题，自己解答不出来，就坦诚地承认，一点也没有觉得没面子。
其实，两个小孩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普通、一般化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感觉的真实性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信赖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官会不会欺骗我们？这个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争论了上千年，至今也没有一个答案。难怪孔子回答不上来。
用“科学的眼睛”来看，无论是早上还是中午，太阳与我们之间的距离都是一样的。早晨的太阳比中午时看起来大些，那是因为眼睛的错觉。我们看白色图形比看同样大小的黑色图形要大些。这在物理学上叫“光渗作用”。当太阳初升时，四周天空是暗沉沉的，因而太阳显得明亮，而在中午时，四周天空都很明亮，相对之下，太阳与背衬的亮度差没有那样悬殊，这也是使我们看起来太阳在早晨比中午时大些的原因。
同样，中午时比早晨热，那是因为中午时太阳光是直射在地面上，而早晨太阳光是斜射在地面上。太阳光直射时，地面和空气在相同的时间里、相等的面积内接受太阳的辐射热较早晨太阳光斜射时多，因而受热最强。所以，中午比早晨时热。实际上，天气的冷热主要决定于空气温度的高低。影响空气温度的主要因素，是由太阳的辐射强度所决定的，但太阳光热并不是直接使气温升高的主要原因。因为空气直接吸收阳光的热能只是太阳辐射总热能的一小部分，其中大部分被地面吸收了。地面吸收了太阳辐射热后，再通过辐射、对流等传热方式向上传导给空气，这是使气温升高的主要原因。
由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我们通过感官接触到的这个世界并非是那个原本真实的世界。在大多数情况下，感觉总是在欺骗我们。西方的很多哲学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古希腊的哲学家巴门尼德就曾说：“思想和存在是同一的。”意思是说，真实的世界，唯有靠思想才能把握。相反，眼睛看见的，耳朵听到的，尽管看起来都是真实的，其实都是骗人的。正如我们所看到这个小故事，太阳的大与小，仅凭一双肉眼是看不出来的。我们必须通过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个结论尽管违背我们的感觉，但却是无比真实的。如果我们一味地跟着感觉走，只会离真理越来越远。巴门尼德的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希腊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走向，造就了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
二、像猪一样不动心
在西方古希腊后期，曾出现过一个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哲学派别。这一派别的代表人物是皮浪，因此也被称为皮浪主义。皮浪生于希腊城邦爱利斯，早年是画匠，后改学哲学，曾随亚历山大东征队伍去过印度。皮浪生前无著述，但以其独特的生活方式赢得了同时代人的尊重。有人甚至把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与苏格拉底相比。
皮浪认为，感觉是我们感受外在世界的唯一通道，但感觉又是不真实的。所以，感觉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错误。皮浪并不否认现象的存在，他承认感觉，把它看做是感官印象的必然结果。但他否认现象的真实性，认为我们不能说它“是”，只能说它“显得如何”“看来如何”。由于所有的事物都是变化的、不确定的，因而也是不真实的。事物之间没有固定的差异。因为，对于每一个命题，我们都可以提出一个相反的命题与之对立，而且两者都有同样的价值和效力。据此，他认为，我们的感觉和意见并不能告诉我们真理或错误，我们一点也不能相信它们，只能保持不介入，无意见，不动摇，对任何一个东西都只能说它既不是也不非，既可以同为是和非，又可以不同为是和非。为此，他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不作任何决定，悬搁判断。”“悬搁”的意思就是中止，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因为真理只有一个，在感觉的范围内，除了心灵的平静之外，一切都无差别，一切都无实在性。真正采取这种态度的结果首先是沉默，然后才能没有任何烦恼。
在理论上要求“不作任何决定，悬隔判断”，反映在生活中，皮浪主张“不动心”。正如他所说：“最高的善就是不作任何判断，随着这种态度而来的就是灵魂的安宁，就像影子随着形体一样。”据说，有一次他的老师跌入泥潭，他径自走过而没去拉一把。别人都谴责他，老师则赞扬他的冷漠和无动于衷。还有一次，他同他的同伴们一起乘船出海，遇到了风暴。同伴们都惊慌失措，他却若无其事，指着船上一头正在吃食的小猪说：聪明的人应该像猪一样不动心。
在我们中国文化中，“不动心”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指人的心智不被外在的诱惑所牵制，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但这种“不动心”不是让人们去逃避，与外世隔绝，而是经过修炼达到的“无执”。“不动心”不但不逃避，相反还要积极地与外世接触。只有这样，才能锻炼自己的修为。正如庄子所说：“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林。”要想归隐，未必非要跑到深山老林去，以显示自己的清高。修为高的人即使在闹市和朝庭仍然能做到“无执无求”，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这才是真正的大隐。禅宗也讲，要想成佛，未必非要整天吃斋念佛，关键要做到“物来则应，应不以心”“心若明镜，应而不藏”。如果能做到这些，就算吃肉喝汤也能成佛，因为这已经做到了“心中无一物”，那又“何处染尘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