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推移，历史在进步，但在“现象”与“本质”之间始终横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抛开感觉，我们一无所知；但依靠感觉，我们又无法获得真实。
休谟就说，我们的一切认知、一切知识都来自感觉。但是，我们的感觉究竟是否是由相似的外物引起的呢？休谟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是没有能力回答的。因为我们的认识止于感觉，经验之外的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由感觉经验本身推出产生这种经验的外在原因。比如，我们有了一个“苹果”的观念，我们仅仅知道的就是这个观念而已。
除此之外，这个观念是否是由于外在一个叫“苹果”的东西引起的？休谟说，我们既不能像培根、洛克那样说“有”，也不能像贝克莱那样说“没有”，我们只能说：不知道。
七、鸭兔图
心理学家J.贾斯特罗在他的《心理学中的事实与虚构》中画出的一个模糊的图形，它既可以看做是一只鸭子的头，也可以看做是一只兔子的头，虽然人们无法同时看出这两者（如右图）。
实验发现，把这样一个图形放在一群孩子面前，孩子们就会说：“这是鸭头！”过一会儿他们又会说：“这是兔头！”并且会不断在两个图形之间转换。不仅面对这一图形时，而且在许多图形下，孩子们都会将它们看做一个具体的东西，而且会在不同时刻或情境下看做不同的东西。
后来，著名童书作家艾美·罗森豪和插画家汤姆·立顿德将这个“鸭兔图”改编成了一本有趣的童书——《鸭子！兔子！》。故事就由这两个不同的争辩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观看，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小朋友可以学习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谁对谁错，甚至到最后这两个声音也互相妥协，认为对方可能才是对的。
从心理学上讲，“鸭兔图”是格式塔心理学上的典型例证。它在表明：整体决定部分的性质，部分只有依存于整体才有意义。而在哲学上，哲学家却以此来思考感觉与认知的关系。比如，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就借助这个图形来说明：如果同一个对象可以被看成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么就表明知觉并不是纯粹的感觉。我们必须在叙述知觉中注意若干方面。对知觉的报道承受着概念，是对经验与思想的结合。
在这里，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是说：在观察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总是将它看成我们所期望看到的东西。这里的期望，是以往的经验给我们的。而经验，并不是个人内在私有的心理状态或过程，而是由人类文化和教育造就的。它们不是任何心理的或生理的因果联系，而是由人类生活形式所建构的概念联系。例如，对于同一图形，文化和教育背景不同的人，看出的东西也就不同。对于从未见过鸭子的人来说，他就不会将“鸭兔图”看做一只鸭头图。
而且，生活形式已经基本上限定了一个人知觉的范围和方式。一个人没有知觉“方面”的能力，不仅仅是因为他缺少想象力，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没有欣赏深刻的多样生活的文化。比如，讲一个笑话或者幽默，我们中国人听完可能会捧腹大笑，而外国人听完可能会一脸茫然，不知所措。在这里，外国人也许并不是听不懂这个笑话的内容，而是因为不了解我们的文化而无法感知其中的“笑料”。
广受欢迎的科学作家马尔科姆·格拉维尔在写到中国同西方思维的不同之处时就提到，拥有相同年龄和教育背景的一组中国学生同一组非中国学生被安排浏览图片，并在观看后被问到看到了些什么。中国学生基本上将图片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而非中国学生则指出了图片中的某些特定部分。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学生倾向于在全局中看待事物，而非中国学生则更关注他们所感兴趣的画面中的特定事物。
八、休谟难题
在澳大利亚被发现之前，生活在17世纪欧洲的人们都相信一件事——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因为当时所能见到的天鹅的确都是白色的。直到1697年，探险家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黑天鹅，人们才知道以前的结论是片面的——并非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见到第一只黑天鹅，对于鸟类学者而言或许是个很有意思的惊喜，但这并不是发现黑天鹅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之所在。这是一个证明，证明了我们的认知是多么地具有局限性——虽然你是在观察了几百万只天鹅之后才得出了“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结论，但只需要另一个发现就能将它彻底推翻。对，你需要的就是这样一只黑色的鸟，尽管有人说它并不好看。
“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是一个科学命题。康德说，所有的科学命题都应该是全称命题，否则就没有意义。比如，如果我们说“有一部分天鹅是白的”或者“有一些天鹅是白的”，就仅仅是在说明、描述一个事实，而不是在表达一个科学论断。因为，这样的命题不能称之为理论。能称之为理论的，都应该是概括性的，而不应该是限定性的。
我们是如何得出一个全称式的科学论断呢？休谟告诉我们，所谓科学的论断都来自经验的归纳。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在澳大利亚被发现之前，生活在17世纪欧洲的人们之所以认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那是因为他们所见过的天鹅都是白的，没有见过其他颜色的。我们今天看见一只白色的天鹅，明天又见到一只白色的天鹅，久而久之，我们发现所见到的天鹅都是白的。于是，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得出了结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
但问题是，“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论断是得不到验证的。前文我们已提及，尽管我们曾经见过的天鹅都是白的，但这并不能保证以后是否还有其他颜色的天鹅出现。除非我们把世界上所有的天鹅都能找到，而且知道它们都是白色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休谟说，所有的经验归纳都是由有限推导无限，由已知推导未知，根本无法保证我们获得普遍必然的知识。比如，当人们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黑色的天鹅之后，“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就不攻自破了。
后来，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认真研究了休谟的“白天鹅悖论”。他承认，休谟对经验归纳的批判是切中要害的。但他同时又指出，休谟将“证实原则”视为科学理论的标志是错误的，只能将科学的发展引向歧途。其实，科学的理论或命题不可能被经验证实，只能被经验证伪。经验虽不能通过个别命题而证实科学的普遍性理论，但可以通过证伪个别命题而证伪科学的普遍性理论。因为任何个别只要与一般概括不相符，就可以推翻全称命题。例如，经验虽不能证实“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全称的普遍性命题，但却能通过证实“这只天鹅是黑的”或“那只天鹅是黑的”，而证伪“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证实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归纳法不能保证前提的真一定会传递到结论上去；证伪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是一种演绎推理，是一种否定后件的推理，结论的假必定会传递到前提上去。它所采用的是演绎法，用符号来表示就是：如果甲，那么乙；由于非乙，所以非甲。
由此，波普尔认为，科学的任务不在于提出精确的科学论断，而在于建构假说或理论系统，然后再用观察与事实来检验它们。这种检验，不是为了证实理论以提高假说的概率，而是提高假说的可检验性，增加经验内容。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唯物与唯心
无论是唯心，还是唯物，都是一种偏执。这种偏执就好像盲人摸象一样，错误地将真理的某一个环节或者是某一个部分当成了真理本身。正因如此，唯心和唯物，都有着自身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和软肋。
一、给我一个灵魂
德国诗人海涅讲过这样一个传说。
一个英国发明家造出一些最精巧的机器之后，终于想到用人工的方法制造一个人。据说他终于成功了。他所制作的这个作品竟完全能像一个真的人那样举止动作，甚至在它那皮革制造的胸膛里也具备了和通常英国人的感情相差不远的一种人类感情。它能用清晰的英国语音表达自己的情感。
这个“机器人”是一个十足的英国绅士，并且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它除了一个灵魂之外其他什么都不缺少。但这位英国技师却无法给它一个灵魂。而这个可怜的被造物，自从意识到这种缺欠之后，便日日夜夜地折磨它的创造者，要他给它一个灵魂。这位大发明家终于无法忍受那日益迫切的请求，便丢掉它逃走了。但这“机器人”却立即坐上一部特快驿站马车追他，一直追到欧洲大陆，并总是跟在他身后，常常突然抓住他，哼哼唧唧地对他说：Give me a soul（给我一个灵魂）……
在这里，海涅的寓意是明确的。灵魂，才是人成其为人的内在理由。机器人尽管在外表和动作上已经和人一样了，但就因为它没有这个“soul”（灵魂），所以它不是人，而永远是机器。
苏格拉底的一个故事也颇能说明这一点。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法院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处死刑，理由是“败坏青年”。当人们的“民主”将要处决他时，他的弟子劝他逃跑，他却说：“如果没有骨肉，没有身体的其他部分，我是不能实现我的目的的。但是，说心灵的行动方式就是如此，而不是选择最好的事情，那可是非常轻率的、毫无根据的说法。这样说是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原因，什么是使原因起作用的条件。”
在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看来，灵魂才是一个人行动的原因，而人的骨肉躯体，不过是心灵展现自身的载体而已。正因如此，苏格拉底没有逃跑，而是坦然就死，尽管他的躯体不断地“提醒”他逃跑。
按照哲学的思维，一个事物要现实地存在，既要具备“条件”，也要具备“原因”。前者是载体，是前提，后者是本质，是理由，缺一不可。而且，这两者在现实中是不可分离的。但在哲学家看来，这二者必须思辨地加以区分，因为“条件”是经验的，我们可以实实在在地看见，而“原因”是超越经验的，并不在我们感觉的范围内。而以“形而上学”自居的哲学，就是要研究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原因”。
比如，人的灵魂和身体必须结合在一起，人才能现实地存在。没有身体，就是孤魂野鬼；没有灵魂，就是行尸走肉。所以苏格拉底说，如果没有骨肉，人的想法、愿望都无法实现。但是，骨肉是人存在的前提，并不意味着骨肉决定了人的本质，是人行动的理由。恰恰相反，骨肉是靠心灵支配的。心灵才是人成其为人的原因和理由。正因如此，苏格拉底没有逃跑，尽管他的身体有着对死亡的本能恐惧。也正因如此，海涅笔下的那个机器人永远都不能成为人。
所以说，在哲学的视野中，一个事物的“原因”总是逻辑在先的。比如，永动机之所以制造不出来，并不是因为我们缺少制造永动机的材料（条件），而是因为永动机根本就不具有存在的理由（原因）。同样，我们之所以画不出“方的圆”，也并不是我们没有直尺和圆规。再比如，一个印章之所以成为印章，与它是什么材料刻制的并没有多少关系，关键是它的花纹。无论是铜章还是萝卜章，对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同样，象棋中的棋子之所以是一个棋子，与这个棋子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并没有多少关系，而是与它在整个棋盘上的位置与走棋的规则有着本质的关联。有时候，一个棋子丢失了，我们完全可以找一个东西来替代它。
但反过来说，材料这个“前提”也是很重要的。印章的花纹并不能单独存在，刻制印章的材料虽然不重要，但没有它，却是万万不行的。象棋的棋子用什么材料制成也不重要，我们完全可以用不同的东西来代替。但是，我们却必须要有一个东西。如果没有棋子，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下棋的。
二、象棋的故事
《象棋的故事》是德国著名作家茨威格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中篇小说，也是他最为著名的一篇小说。
这篇小说的主人公B博士，在德国法西斯吞并奥地利时，被错当成特务关押在了一个大旅馆徒有四壁的单间里，每天都要接受审讯。按理说，他没有被投进监狱，而是住进了旅馆，算是比较幸运了。B博士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了德国法西斯的险恶用心。他们是要在精神上击垮他。在那个令人窒息单间里，他每天面对的对象不过是四面墙、一张床以及那一个微微能投进点阳光的窗户。于是，他每天都在打量这个小屋里的物品，尽量地让自己的意识充实起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不再新鲜了，因为就连洗脸盆上有几道花纹，他都数清楚了。
他意识到了空虚对他造成的压力，但又无能为力。除非自己违心地交待有罪，恢复自由。但那样是万万不行的。过了几天，偶然有了一个机会。他在放风的时候，意外地得到了一本书。这本书不是文学，不是诗歌，而是一本棋谱。虽然有些失望，但是有总比没有强。以后的一段日子，他终于有事情干了，那就是研究这个棋谱。但在他将棋谱背诵了上千遍以后，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空虚。于是，他不得不“自己同自己下棋”，从一天有计划的几盘开始，一直到后来的一盘接一盘发疯似的互相挑战。最后，他精神分裂了。
精神分裂的B博士失去了利用的价值，随即被送出监狱治疗。而后，他飘荡江湖，偶然一个机会，才接触了真正的棋盘和真正的棋子。在别人眼里，他已经是顶级的象棋大师了。但是，他却固执地认为，他二十多年来从未下过棋。
《象棋的故事》提出了哲学上的一个根本问题：人的意识能否独立、纯粹地存在？《象棋的故事》否定了这一哲学论断，继而摧毁了唯心主义的根基。正如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所说：思，总是思某物了。世界上绝对不存在“没有思想内容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意识就是虚无，就是寄生虫，它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自己的“无”，而必须冲出自身，像吸血虫一样粘缠在外在物质上，获得自身的存在。
在象棋的故事中，法西斯分子就是要将B博士置于了一片虚无的空间与时间中，让彻头彻尾的空虚包围他。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让他处于“无聊”的状态。无聊，无聊，就是心灵处于了空虚寂寥的状态，没有寄托，没有着落，找不到出口。这估计是对人最大的惩罚了。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人就会抓狂，变得烦躁不安。故事中的B博士，为了自救，不得不寻找各种各样的新奇来充实自己的虚无意识。他不断地背诵诗歌，回忆往事，背法典条文、演算算术等。但就像他说的，“在空虚中，我的记忆力什么也抓不住。我已不能把思想集中在任何事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