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再加上移民建立“山巅之城”的梦想，逐渐形成了美国人要成为世界各国革命和发展的榜样的思想。伴随着美国的日益强大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思想在美国人脑海中也日益加强。肯尼迪多次在不同场合将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称做是美国革命的翻版，认为有必要调整美国对待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由过去倾向西方的盟国转为支持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这样才能以美国的革命传统去影响亚非国家的民族运动，进而使这些即将独立的国家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他在1960年元旦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并间接地批评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第三世界政策的失误。他说：“如果历史的凭证是有效的，那么走在这个波及全世界的革命的最前列的，应该是我们美国人民，应该由我们指导这个革命，帮助这次革命取得良好的结果。因为每当亚洲、中东或拉丁美洲出现一个能把动乱中的各种力量集中地组织起来的爱国者的时候，这个爱国者总是引用我们一度向世界宣称的那些伟大口号：个人和民族自由，人类的天赋的平等权利，劳工的尊严，共享经济发展的利益。但是，我们竟听任共产党把我们从领导这次革命的合法地位赶了下去。看样子我们竞成了现状的保卫者，而共产党却把自己扮演成革命的急先锋，指出通往更美好、更光明和更勇敢的生活秩序的道路。”
在肯尼迪看来，和平队志愿者就是要向第三世界国家展示美国革命的精神。他在美国独立日致国会的一封信中宣称：“和平队体现了我们今天所庆祝的美国精神……正如杰弗逊所设想的，这是一场不受地域、种族和文化限制的革命，这是一场以争取人类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为目标的运动。今天，在两个世纪之后，在距其发祥地千万里之遥的地方，和平队的男女公民再次证明了这场革命的普遍意义。”
其三，天赋使命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是传播美国文明及价值观念。
美国人认为，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体制是独一无二的、最佳的政治制度，既然上帝选择美国作为所有国家的榜样，美国也就拥有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政治体系的神圣权利和使命。他们可以通过直接兼并领土、控制殖民地或者将美国政治文明作为一种理想模式，展示给其他国家，使其他国家效仿。
传播美国文明及价值观念的思想萌芽于殖民地时期，很多移民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他们来到这里所承担的“使命”，即作为“上帝的选民”，要“致力于把光明和拯救带给世界其他的地区”。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人的这种感觉日趋强烈，如潘恩在《人权论》中所表述的：
“美国的独立如果不曾伴随着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偏离英国这一点来考虑，那就微不足道了。美国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全世界赢得了立足点，并且将目光射向自己所获得的利益的范围以外。”所以，美国外交史学家斯帕尼尔称：“美国从其国家生活刚一开始就坚信它的命运是——以身作则地向一切人传播自由和社会正义，把人类从罪恶之路上引导到人世间‘新的耶路撒冷’。”因此，向外传播“美国梦”就成为体现在美国人身上的一种理想。
在19世纪末以前，美国主要是通过领土扩张，把美国文明和价值观念扩张到北美大陆。早在1787年，约翰·亚当斯就预言，新共和国命中注定要扩展到整个北美大陆，美国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进人权”。在购买路易安娜时，扩张分子强调美国有权拥有这一地区，“人类的利益要求我们行使这一权力”。美墨战争时，扩张主义者也声称：
“美国模式和新英格兰人的组织能力将使墨西哥人享受法律保障的民主。”
19世纪末，随着海外扩张思潮的泛滥，美国将其文明扩张的矛头指向海外。这一时期著名的种族主义理论家约翰·伯吉斯在1890年出版的《政治科学和比较宪法》一书中说：“美国人的祖先条顿民族被特别赋予建立国家组织的能力，它被特意召唤来从事这项事业，所以，他们被授予这样的使命：‘在历史总体系的基础上，创造近代世界的政治文明。’这同时也意味着条顿民族被授予向尚处于原始状态和蒙昧状态的地区和民族传播近代政治文明的责任和义务，这‘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义务’。”美西战争后，麦金莱总统在解释吞并菲律宾群岛的原因时也强调：“只有把它们全部拿过来，教育菲律宾人，提高他们，教化他们，使他们信奉基督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将传播“美国梦”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世三、思想精髓：无形的道德力量，丰富的精神遗产。
本小节的用意是要澄清两种通常对美国的印象：一是认为美国历史很短，没有源远流长的传统；二是认为美国是暴发户，因而只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贫乏。事实并非如此。
的确，美利坚合众国在世界主要的大国中是历史最短的。北美大陆从为世人所注意开始就和“新”字连在一起，人们提到它时很少和“悠久的历史文化”相联系。但是有一点人们往往忘记，就是作为实行代议制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是最“老”的，美国独立比法国大革命早十三年。
更何况，在独立以前的殖民时代，欧洲早期移民已经在此繁衍生息了二百多年。因此不能说美国没有自己的传统。美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十分重视，凡到过美国的人都对它的博物馆之遍及全国，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叹为观止；美国人从各种角度写的本国历史研究著述如汗牛充栋，许多已经在中国翻译出版。
美国史在中国也是显学，在历史学科中占一界范围。伍德罗·威尔逊1919年的一段讲话可以看做是这方面的一个体现，他说：“美国人民的心灵是纯洁的。它的人民的心灵是忠实的……他们是历史上伟大的理想主义力量……我相信，美国人民有一种精神能量，这是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贡献给人类自由的……（在以往的战争中）美国具有实现命运和拯救世界的极强的特殊素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也强调：“我们的先辈在这块土地上洒下的自由的种子如果得到适当培育的话，其生长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我们的疆域之内，而应该进入到世界其他地区。”肯尼迪同样笃信美利坚民族的使命，认为美国是一个“立志改变世界的民族……我们的任务是，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使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发生变化……使西方世界、不承担义务的世界、苏维埃帝国以及各大洲都发生变化，从而使更多的人得到更多的自由”。
传播“美国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确立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
美西战争后，由美国领导世界的呼声便已甚嚣尘上。著名的扩张分子贝弗里奇预言：上帝最终选定美国来领导世界再生的大业。1902年，当时还是一位学者的伍德罗·威尔逊就预言：“美国已经发展到足够成熟”，“我们孤立的时代”已成为“过去”，“我们面前的新时代”应该是“我们必须领导这个世界”。
同年，众议员诺顿也提出：“美国的命运就是领导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尽管美国确立世界领导地位的努力暂时受挫，但美国并没有放弃，美国的自信心随着美国对欧洲经济优势扩大而逐步增强。1939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声称：如同罗马对古代世界，大英帝国对19世纪一样，“美国就是世界的明天”，美国已经不再是西方文明的边缘，而是西方文明的中心，如果美国否认这一事实或拒绝它的使命，“在苏联和亚洲崛起的人民包围下的西方文明将会沦落到混乱和衰落的边缘”。
定的地位。对于美国立国的历史条件和人文宗教背景及其对美国发展道路的影响等问题，中外学者于众说纷纭之中大体上也有一定的共识。
从根子上说，美国从立国开始就摈弃了“人治”，亦即依靠领袖魅力的治理，而坚决选择了“法治”。在这点上华盛顿总统厥功甚伟，史有定评。尽管多数来北美洲的欧洲移民，特别是参加独立战争的开国思想家们都信奉立宪政府，不会赞成君主制，但是在独立之初，像一切第一代革命领导人一样，华盛顿威望极高，在人民中也有被神化的倾向。
只有他一人能使分裂的各派心服，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如果他当时有集权的欲望，或经不起权力的诱惑，不知不觉间以自己的意志来治国，也是可以做到的。
另外，由于汉密尔顿和杰弗逊的不和，大家都希望他留任，如果他要当终身领袖，十分顺理成章。但是华盛顿本人碰巧是权欲淡薄的人，这种“淡薄”不同于东方式的消极的个人修养——即使是真诚的，而是出于对代议制和宪政的坚定的信仰。他只利用他的威望促进符合法治原则的宪法和政府机构的建立，然后功成身退，从而建立了健全的领导人更替制度，使得新的国家免于革命以后经常遇到的纠缠不休的接班人问题，从一开始就为整个美国民主制度奠定基础。
当然这与美国没有一个旧制度遗留下来的贵族阶级有关，也是一批当时先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共同的功劳，不完全是华盛顿一人之力，但是他的做法至少使美国在立国之初免去争权夺利的折腾。另一方面，美国的民主不是民粹主义的，从宪法和机构的建立开始，就十分注意尊重少数人的权利；而且，民主权利的普及也是渐进的，这点与法国的传统不同，较少街头民主的传统和群氓政治的可能，这对美国基本上平稳的发展道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于物质文明昌盛而精神文明贫乏之说，首先在理论上就说不通，那等于说一个民族不要精神只要物质就可以达到繁荣富强。美国确实存在相当久远的精神传统和丰富的思想资源。简而言之就是基督教精神和体现在宪法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督教精神对美国人是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在激烈竞争中赖以自律，在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倡导集体合作，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宣扬平等，是物欲横流的浊浪中的净化剂。
关于自由主义，如果只理解为提倡个人自由竞争，而忽视其包含平等的原则，未免失之片面。事实上，所谓“天赋人权”，其前提是人生而平等，拥有某些与生俱来的不可转让的权利。首先是思想、信仰、言论、集会结社四大自由，在美国还特别强调机会平等，它是在平等的机会中个人凭才能和努力获得成功的自由。这种包含个人自由和公平两个方面的自由主义在美国深入人心，成为美国人的共同理想，甚至是普遍信仰，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族裔凝聚成为一个国族的胶合剂，是在最大的差异中求同的共同标准，也是一切改良的动力和指针。
毋庸赘言，美国的思想资源来自欧洲，特别是英国，英国文明是整个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源远流长。不过欧洲的思想传到美国之后，在“新大陆”的土壤中经过了选种、变种，生根、开花、结果，就带有了“美国特色”。美国的主流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通过个人的才智和力量在创造财富中得到充分发挥以达到全社会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和道德的标准。这是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也是其结果。由于没有欧洲的封建残余和贵族势力，在美国早期建国过程中，这种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释放出了巨大的创造力。
到19世纪中叶，欧洲出现了两大对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新思潮，一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后来发展成以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两种思潮在欧洲的命运姑且不论，进化论对美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遍及哲学、教育学、社会学乃至心理学。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宣扬的自由竞争，适者生存，在美国找到了最适宜的繁衍的土壤，出现了一批热心的鼓吹者和传播者。但是到了20世纪，弱肉强食的法则已经弊端百出，社会不平等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且所谓的“起点平等”、“机会平等”日益暴露出虚伪性。
此时在理论界出现了对立面，为社会弱势集团说话，主张政府干预，对缓解社会不平有所作为，形成一种平衡的力量，促成了一系列的改良。有人认为美国的许多福利制度也含有社会主义因素，即使如此，分量也很少，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事实上美国最激进的改良也没有脱出自由主义的框架，这个框架弹性较大，右边界是法西斯主义，左边界是共产主义，在这个框架内左右摆动，不断调整，是美国的改良的特色之一。
总的说来，美国社会实践的主线还是自由竞争，相对而言，因平等而妨碍效率的程度比欧洲国家要轻得多。于是就出现在语义学上令人困惑的美国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词在美国一反其原义：“保守主义”指倾向于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因为这是美国的传统，“自由主义”（狭义的）反而指主张政府干预，多一些规章制度，抑强扶弱。简单地说，前者主要着眼于刺激投资者的积极性，让资本家先赚了钱，然后向下渗透，泽被全民；后者着眼于保护底层人民的基本利益，强调平等。
这两种思潮归根到底都属于广义的“自由主义”，是一个核桃的两半。正因为美国的实践主线是自由经济，其自然倾向是贫富差距扩大，所以知识分子和社会舆论的主流在多数时间内是“自由派”声音较高，即为弱势群体说话，放手批判现状。有时越是处于边缘的少数主张，越以引人注目的姿态出现，这往往给外人以错觉，以为美国思想界主流出现左倾。事实上美国思想界的重心比多数欧洲国家要靠右。
因此，美国从19世纪接受了一大堆严重的问题，同时又拥有一笔历史遗留的丰富的精神财富，足以促成20世纪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渐进的改良。
心灵的解剖心理的探索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个方面在美国比在其他国家研究得更为突出。首先是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用刺激一反应的公式来研究人的心理，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按照实用的原则，行为主义心理学在管理学方面获得成功，行为科学就是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
美国就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发源地，它与现代的许多哲学（如实用主义）都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现代美国最有影响的心理哲学是新精神分析学派，这些学者们直接继承并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精神分析不仅是医治精神病的一种手段，而且是20世纪流行的哲学思潮和文艺批评方法，甚至还是教育学生的方法。因此，研究这一派哲学便显得极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