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能源消费构成与世界的差距非常大。世界的消费构成是：石油约40％，煤炭25％，天然气25%，核电和水电约10％。这样就由以煤为主逐步演变为清洁、高效、低碳或无碳的能源系统。而中国是煤炭占70%，天然气和石油占20%多一点。这样一个能源系统在国际市场上是很难竞争的。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石油需求量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石油安全问题已成为国内日益关注的问题。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七，石油消费量2002年首次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据统计，2002年美国能源消费占全球的比重为244%，而中国约为10％。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石油产量的增长明显滞后于需求的增长。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率逐年上升，2002年进口了7 000万吨的石油，比2001年增加了15％，占总需求量的近40%。而来自中东国家的石油，又占了进口总量的大约65％。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石油净进口将增加到49亿吨左右，即目前的7倍。进口占总需求的比例也将激增到82％。
目前，中国最大的油田——大庆油田已进入开发的中后期，2002年原油产量维持在5 000万吨以上，主要还是靠注水、注浆加压的方法完成的，而新开发的塔里木油田的年生产规模只有大约500万吨，与大庆油田相距甚远。未来8至10年之内，中国的石油产量已不可能有大的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石油需求量和国内产量之间的差距，只能靠进口来填补。鉴于这种状况，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发展核电来减少对石油的过度依赖。
再来看看中国的能源效率。现在全世界平均GDP能耗是每100万美元274吨标准油，中国是913吨，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3倍。日本是959吨，是中国的1/9左右。当然这有汇率的影响，即使消除汇率影响，差距也很大。对中国来说，能源资源并不像想象的那么丰富，最近有一些应急的研究，比如世界能源市场出现波动时该怎么应对。可见中国的能源资源并不乐观，通过能源的多样化解决能源安全问题是发展战略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环境保护，因为西部的生态已经非常脆弱。
为何说洁净煤是中国能源的希望
中国能源资源的基本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这就决定了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重要地位。统计表明，中国煤炭资源总量为56万亿吨，其中已探明储量为1万亿吨，占世界总储量的11％，而石油占24％，天然气仅占12％。新中国成立以来，煤炭在全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比例长期占70％以上。即使到2005年，全国一次能源生产量为123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为785亿吨标准煤(折合11亿吨原煤)，仍占638％。
虽然化石燃料的不可再生和引发的生态环境恶性化的后果促使人们努力开发核能、氢能等新的能源技术，然而能耗结构的转化是革命性的变革，需要一段较长的技术准备和过渡时期。专家预测，由于新能源技术成本高，价格昂贵，在21世纪前30年内，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构成中仍将占主体地位。与此同时，社会发展需要电力作支撑。中国对不同的能源发电采取不同的政策：因能源有限，石油发电要压缩；核电只能适度发展；风能发电的装机容量太小，也不合适；近几年发展较快的是水力发电，但也受到水资源分布不均和交通不便等限制，发电主力仍然是煤炭。2000年，中国发电总量为135万亿千瓦时，年均增长率为7％；2001年达到144万亿千瓦时。其中水电占20％，而核电不到1％，剩下的全部是煤炭发电。据统计，中国每年发电用煤要占全国煤炭总量的一半。因此，从中国国情出发，煤炭发电不仅是最现实，而且是最经济的选择。
煤炭燃烧给环境带来的污染，根源不在煤炭本身，而在于燃烧技术不过关以及对燃烧过程治理不力。事实上，很多燃煤电厂并没有因为燃烧煤炭而对环境造成破坏。例如，河北邯郸电厂在设计时安装了先进的电除尘设施，对各种排放物治理得非常彻底，该厂成为当地有名的“花园式单位”。环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煤矿要出产“洁净煤”，燃煤电厂也有治理燃煤污染的责任。实际上，大多数燃煤电厂主要依靠煤炭本身达到环保要求，真正从燃烧过程来达到环保要求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对治理燃煤电厂的烟尘污染进行了研究，目前许多洁净煤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从技术上讲，完全可以使煤炭燃烧造成的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废水排放是解决当前燃煤电厂环境污染的关键。目前中国在这三项技术攻关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20世纪90年代，首次在重庆珞璜电厂两台36万千瓦机组上，安装了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装置，使烟气中含硫量大大降低；神头一电厂改造过的4号机组，烟囱里冒出的白烟，粉尘通过管道用水送到灰场，然后水灰分离，水重新循环回机组，粉尘部分被利用成建筑材料。2001年8月，中国首项烟气脱硫综合利用工程在北京热电厂投入运营，这是利用湿法脱除煤烟气中的二氧化硫，并能生产出优质的石膏板。这一环保工程，经现场实测，烟气脱硫达98％。
专家指出，在能源结构调整中，不应把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作为追求目标，应该努力降低的是煤炭在终端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换句话说，在煤炭使用中要尽可能少地让人们看到和接触到它的原形，而尽量多地看到和使用它的“化身”。到目前为止，水煤浆是能使煤炭变为最终能源的过程保持清洁的最有效途径。据估计，中国半数以上的原煤可以制成水煤浆。重油有时含硫高达4％，水煤浆的含硫可控制在1％以下。据一家燃油电厂测算，如果改烧水煤浆，每年烟尘排放量可减少3 500吨。而产生同样的热量，用煤的成本是1元钱，用水煤浆是2元钱，用油是4元钱，用气为6元钱。不仅如此，在目前世界石油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煤炭的成本优势更加明显。因此，以煤炭液化生产的液体燃料和用水煤浆替代石油将是必然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煤炭在未来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更为重要。
为何说饮用水质量不得忽视
水是生命之源，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水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水的供需矛盾也日趋尖锐化。特别在城市地区，由于人口高度集中，工业发达，所以城市水资源紧张也更为突出。根据20世纪70年代的统计，中国年总消耗水量为4 4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占88％，工业占10％，生活用水仅占15％。由此可见，农业是最大用水户，其次是工业，而生活用水所占比例最小。90年代中国总用水量已超过5 000亿立方米，生活用水从15％增长到5％。但就全球而言，中国生活用水所占比例仍属最低水平。一般工业城市，工业用水占50％~70％，生活用水及郊区农业分别约占10％和20％。越是发达国家，生活用水所占比例也越大。
就水质要求而言，人类生活饮用水对水质要求最高，工业其次，农业用水要求最低。但就用水的经济效益而言，工业最高，农业次之，生活用水最低。因而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往往把工业用水放在第一位，农业其次，生活饮用水放到最后一位。因此，尽管饮用水用水量所占比例最小，却往往被工业用水所挤掉，甚至被农业用水所挤掉。
“三废”污染是危害人体健康，破坏水资源，造成水资源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2002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达400多亿立方米，80％的污水未经处理就排入江河湖海，大部分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四、五类水占河段的40％~60％，城市沿江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城市生活污水经过净化处理的不足10％，对水资源造成极大威胁。全国有80％的河流水质不符合渔业标准。全国七大江河水系741个监测断面中，41％的监测断面水质劣于五类标准，污染相当严重。全国75％的湖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尤以巢湖、滇池、太湖为重。长江三角洲平原河网密布，分布着很多大中城市，长期以来均以河水、湖水作为供水水源。一些居民因饮用被污染的水，患肠道传染病、病毒性肝炎、伤寒、霍乱及皮肤病等，身体健康受到危害，甚至造成死亡。由于地表水体严重污染，被迫开发地下水，造成严重超采，并形成大面积地面沉降，导致巨大经济损失。
大多数城市的地下水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影响人体健康。就北京而言，三废污染的面积已超过200平方千米，水的硬度升高，水质硬化现象也十分严重，导致部分水厂减产或停产。目前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对水体造成的污染，已普遍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并正在加强污水治理，实现污水资源化。但对固体废物造成的污染，尚未予以足够重视。据统计，全国每年排放的固体废物共达5亿吨，历年积存的垃圾已达720亿吨，成为城市重要的污染源。每年都有大量垃圾污染事故发生，仅1990年就发生严重污染事故100多起。北京市四周就被城市垃圾所包围，被称为垃圾长城。近年来已开始实行人工填埋垃圾，但因不重视填埋场的勘察设计，工程质量不能达到规定要求，垃圾填埋场周围的地下水均严重恶化。此外，由工业废气所形成的酸雨及其造成的酸污染，也不容忽视。中国的酸雨灾害正在迅速蔓延，特别是中南、西南地区尤为严重，不仅导致水质酸化，而且对农作物或水产养殖业等，都造成严重危害。为了保障人体健康，城市生活用水、工业与农业用水，必须统一规划，优先保证把优质水作为饮用水水源，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放在第一位。
为何说中国生态环境令人担忧
目前中国的水、空气、噪声、垃圾污染突出，全国七大水系1/3以上的河段达不到使用功能要求，近一半的城市河段污染严重，大部分湖泊富营养化突出，近岸海域污染呈加重趋势；相当多的城市空气质量超标，酸雨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0％；城市垃圾年产生量14亿吨，无害化处理率较低。此外，生态恶化的趋势未得到有效遏制。一是沙灾严重，强沙尘暴天气由20世纪50年代5次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23次；二是水土流失严重，全国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1万平方千米；三是旱灾严重，年均受旱面积由20世纪50年代12亿亩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的38亿亩；四是水灾严重；五是野生动植物破坏严重；六是森林资源承受的压力加重。生态安全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洪涝灾害的危害和土地沙化加剧。70年代初，罗布泊、居延海等干旱区大型湖泊先后干涸，进入90年代，塔里木河、黑河、黄河断流愈来愈烈。1977~1985年，中国自然湖泊总数减少了1 996个，总面积缩小11%。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情况还在加剧。华北平原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京津冀17条主要河流年均断流335天，产生了10多处地面沉降中心，最大地面沉降近3米，出现了总面积达4万平方千米的地下漏斗。由于生态恶化，中国自然灾害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中国发生大范围较严重的旱灾平均每两年一次，1951~1990年，平均每年出现75次，洪涝灾害平均每年达59次，均高于历史平均水平。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万平方千米，已占国土面积的27％，沙化面积每年以2 460平方千米的速度在发展，相当于一年损失一个中等县的面积。
森林生态功能退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态建设力度逐年加大，森林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6％提高到现在的1055％，并实现了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双增长。但是，历史地看，中国森林破坏形势不容乐观。50年代至90年代间，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消失了1／3，海南岛现有天然林面积只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中国现有退化草地135万平方千米，约占中国可利用草地面积的1／3。由于林草植被遭受破坏，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水力侵蚀面积达179万平方千米，约占国土面积的19％。
矿产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导致一些地区地质灾害频繁发生。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因采矿直接破坏的森林面积累计达106万公顷，累计占用耕地586万公顷，破坏土地157万公顷。同时，中国是地质灾害多发的国家，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点41万处，各类塌陷面积1 500平方千米。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每年造成900多人死亡，有400多个县市、1万多个村庄受到威胁，经济损失数十亿元。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各种地质灾害有1／3左右是人为不合理的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
生物资源破坏形势令人担忧。野生动植物丰富区面积不断减少，珍稀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环境恶化，珍贵野生药用植物数量锐减，生物资源总量下降。大熊猫栖息地被人为经济社会活动分割，千余只国宝仅岛状分布在四川、陕西等地，几近濒危；海南由于森林植被破坏，过去常见的坡鹿、长臂猿成了“濒危”物种。目前，中国濒危或接近濒危的高等植物达4 000~5 000种，占中国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经国家确认的中国珍稀濒危重点保护动、植物已分别达258种和354种。这种生物资源破坏形势令人担忧。
海洋资源环境形势不容乐观。海域渔业资源衰退，珊瑚礁、红树林遭到破坏，海岸侵蚀问题突出。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历史上，中国红树林面积达25万公顷，50年代初有约5万公顷，现仅存15万公顷。海南省周围海域的珊瑚礁生态系统80％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部分地段已濒临枯竭，并引起了严重的海岸侵蚀。自80年代以来，海南省海岸线向陆侧移动了近300米。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已严重制约了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渤海年产对虾已由80年代的3万~4万吨，降至90年代的03万~04万吨。中国海洋渔获物呈低龄化、低质化趋势。资料表明，中国85％的湖泊富营养化问题严重，其中非点源污染占中国东部湖泊污染负荷的50％以上。非点源污染主要是通过雨水径流产生的，一般都在自然条件恶劣，水土流失严重的农作区最为严重。据观测，安徽巢湖北岸交叉河小流域内，98％的磷是通过水土流失进入水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