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中华民族虽然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正面战场，却是失败多于胜利。华北、华东大片领土接连沦丧，致使南京政府迁都重庆，进入所谓的西南大后方。
李四光夫妇和地质研究所的成员，也都只能在烽火硝烟之中辗转跋涉。
可惜，社会仍旧是复杂的。国难当头，照例呈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局面。用艺术家的形象语言概括，就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亦即前方的将士流血牺牲，当地民众家破人亡；后方的达官贵人则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
那么，李四光夫妇和地质研究所的成员呢？他们应该属于哪个层面？回答是出奇的，他们是后方的前线战士。历史见证：他们在危难的处境中，迎着敌军的枪林弹雨，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拥抱国土、亲吻课题、辛勤耕耘、拼搏进取，科研汗水洒遍长江两岸西南大地。
1937年8月，他们的办公大楼被南京防空司令部占用，全所迁至庐山。同年11月，他们又途经湖南长沙转移到桂林。接着，又相继奔赴贵阳、重庆等地。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才又返回南京故地。
作为以事业为己任，以科学为生命的李四光，无论走到哪里都视为亲切的家园，都当成心爱的科研阵地，都在当地留下闪光的业绩。
在庐山：他一家3口购买一所小房屋，节俭度日，奋斗不息。人们看到，他常常穿着草鞋，身背地质工具，带领马振图和李淑唐（李四光侄儿）到以前没有考察过的地方进行野外作业。他们往往是清早出发，由家门的芦林启程，顺着王家坡的“U”形沟谷，追索冰川沉积物，直至追到鄱阳湖畔的白石嘴。他们日以继夜地观察地形、发掘岩石、采集标本、分析鉴定、对比研究……直至撰写出《冰期之庐山》的学术专著，为李四光继《中国北部之□科》之后，为两个学说——“中国第四纪冰川”和“地质力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地质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期，这是李四光多年来潜心探究的重大课题。因为它对提东中国地质历史和掌握中国地下矿产资源分布及其蕴藏等很多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般说，在地球的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较大的冰川运动时期。学者们通常把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约在二三百万年之前）称作第四纪冰川的遗迹。中国呢？历经很多外国学者的亲临考察，认为不存在第四纪冰川期。主要理由是：中国广大地区于晚近地质时代是一片干冷的沙漠，温度偏低而降雨量较小，没有第四纪冰川发生的可能性。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则以没有第四纪冰川存在的定论载人世界地质史册。
李四光的观点与之截然相反。早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就没有盲从上述定论，回国之后经过广泛考察和深入研究，认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期。不言而喻，这是向国际地质界的权威进行挑战。但是，真正推翻原有的定论又谈何容易？所以，他这次来庐山就是要再找充分证据丰富自己论点，并非出于单纯的学术争论。而是为了奉还中国地质历史之真貌。
关于地质力学，是李四光在地质理论上的独立建树。他认为，18世纪以前的地质学研究方法，大都停留在直观和猜测的层面上，不仅没能超出矿物学的胚胎阶段，甚至还深深禁锢在神学理念之中。19世纪30年代，英国地质学家赖尔，把传统的地质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一步，出版了一部名著，题为《地质学原理》。这部名著以完善和发展了“化石对比法”和“将今论古法”而被地质界称颂为“现在是了解过去的一把钥匙”。但在李四光看来。赖尔的观点和方法仍然存在严重缺陷。也就是说，这种“将今论古法”的认识基础是机械唯物论，不足以从本质上揭示地壳构造及其运动的规律，还是没有彻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仍旧妨碍地质科学的发展。李四光经过多年的努力，掌握了充分的材料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论证，运用力学观念创建了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命名为“地质力学”。新兴学科的创建，有破有立，建树过程更为艰巨。因此，他才决定在庐山买房安家，在致力于第四纪冰川探研的同时，搭好地质力学的写作框架。可想而知，庐山一行他将付出多少心血。
在桂林。俗话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古往今来，这座城市吸引着数不清的文人墨客和中外观光者。
她幽雅，她秀丽，她闪烁着灿烂多姿的自然美，使人迷恋，令人陶醉。可是，眼下她在蒙难，她在哭泣，她在控诉，她在抗争！
上海失守了，南京沦陷了。武汉，广州也面临着危机。当时，桂林是广西省的首府，接连有逃亡难民和转移的机关团体纷纷涌入。因而也就不断惹来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面对这种情况，李四光的心胸也将愤怒得快要爆裂了！
国民党桂系要员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等，对李四光一行的到来表示极大的关注。这是因为桂系派与蒋介石存在内部矛盾。他们不遗余力防范蒋介石的吞并，久闻李四光向来不与蒋介石合作而感到遇有知心者。然而，李四光看透了一切军阀政客的嘴脸，并不想依靠他们的所谓帮助，更不会充当他们的政治工具，全部心身仍旧扑在地质研究的大业上，宁可忍受生活上的一切痛苦。
人们看到，这位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每天吸的是当地草纸卷的土黄烟，穿的是一身灰色旧制服，自然也就更谈不上修饰边幅了。有一天，黄旭初以广西省政府主席的身份来看望李四光，谈话间发现李四光总是用手捂着自己的膝盖，黄旭初好奇地有意拉起李四光的手，原来他是用手捂着裤子上的一个破口子。省主席为此觉得震惊，李四光却幽默地笑了。对比之下，主席大人作何感想？
李四光向来是以苦为乐的，任何生活上的困难都难不倒他。刚到桂林时，房子特别难找，他们暂时与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挤在一座破旧的两层小楼里办公。小楼的大半部分房舍刚被敌机炸毁，研究工作很难开展。不久，他们单独搬了出来，在市内的乐群路租了一个民用房舍，同样是破旧不堪。好在这还是个独门独院，较两家挤在一起办公方便一些。为了给大家创造一个能够施展的工作环境，李四光又像初到北京大学地质系时候那样，亲手丈量院落面积，又领着大家在院内盖起两排木板屋，作为宿舍和办公室，利用原有的房间作研究室、资料室和实验室。院门上除了挂上本所的标牌之外，还缀有一个大红灯笼，上面写着4个大字——抗战到底。这又是多么坚强，多么乐观的革命精神！
一般情况下，他们可以在这种简陋环境中坚持日常工作。但是，日军飞机的轰炸次数越来越多，害得全市防空警报不时拉响，高空炸弹雨点般猛落。老百姓往往在听到防空警报拉响时，争先恐后钻进市区几个较大的岩洞里躲避。空袭过后，男女老少又忙着回家观看状况。有的房屋转眼之间就被炸塌，房主们悲愤疾呼，整个城市乱成一团，哪里还能专心开展学术研究？没有办法，李四光只好借来军用卡车，拉着大家向农村转移。
他们来到一个偏僻的村庄，名叫清平乡。这里安静幽雅，是个从事地质研究的良好环境，只是交通和电讯条件太差。有什么条件就利用什么条件，至少可在这里撰写论文。事实正是如此，他的《二十年经验之回顾》和与地质力学紧密相关的《山字形构造之实践和理论研究》等著名论文就是在这里脱稿的。
他们日常的生活也颇有收获。当地老百姓对他们很热情，把他们称作抗日英雄，主动帮助这些英雄们自力更生改善生活。其中收获最大的是许淑彬。他在当地乡亲们帮助下，学会了种蔬菜、养小鸡、磨黄豆、取豆汁以及做豆腐等，使李四光等得到了充足的美食和营养。一位原是大都市的名门才女和音乐教师，如今能与普通庄稼人打成一片，亲如一家，这该是多大的变化！
战场形势略有好转，他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这里再度进入林林市。比较而言，这时的桂林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战争岁月较为安全的工作环境。但是，由于经费少得可怜，致使一些重要实验项目难以开展。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做出很多有益贡献，特别是为广西省的科学事业建设与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李四光接受广西省政府的聘请，担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的特邀研究员。这个研究会是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共同创办的，3位巨头分别担任正、副会长，由李济深任名誉会长。李四光从广西建设的大局出发，积极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并且发表了题为《建设广西的几个基本问题之商榷》等文章，使广西省政界、经济界和科教界等大为赞赏。
李四光还应广西省政府的邀请，协助创立桂林科学实验馆，并且出任馆长，促进“研究解决广西省建设上实际问题之实验”的有力开展，为当地留下一个长久的科学研究基地。
值得回味的是，他在这里与阔别多年的老同学、老同志马君武重逢了，而且既是生逢又是永别！马君武时任广西大学校长，而且也是策划和参与创立实验馆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如前所述，李四光和马君武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是好朋友，并且同时加入中国同盟会。现在，两个人又以高级知识分子身份合作创建科学研究机构，自然有说不完的话和叙不完的情。想不到第二年马君武居然逝世了，李四光感到异常悲痛。他说：“将近40年来的旧事，和着眼泪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既不能忘，不如借此机会付诸笔墨。”于是，他便提笔撰写和发表了悼念马君武的文章。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闻讯也对马君武的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各自送来挽联。周恩来的挽词书写“壹代宗师”。
这时，李四光又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范长江。范长江以新闻记者身份向李四光详细介绍了西竞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从而使李四光对共产党的博大胸怀和周恩来的崇高人格表示由衷的敬佩。
在贵阳，1944年春季，日本侵略军大举向广西进犯，桂林危在旦夕。李四光于当年的6月27日，率领全班人马撤离桂林向大西南的贵阳转移，开始了有生以来最为痛苦的旅途奔波。
当时，黔桂铁路只由桂林通到独山，还得再上公路乘坐汽车才能到达贵阳。火车里到处是难民，每个车厢都挤得水泄不通。气候闷热，脏味扑鼻，什么教授、所长和研究员等一律成为无人顺及的逃难流民。疲劳过度的李四光已经抗不住折腾了，存车厢里染上了痢疾病。幸亏许淑彬心细，临出发前给他备足_，各种应急的药品，加上一路的体贴照料，才使李四光没有倒下来。李四光略有好转，又担心许淑彬的身体，生怕她为了照料自己而累垮了。
爱，是纯真的，高尚的，灼热的。她所进发的火花就是巨大的精神力量。李四光与许淑彬在情感、事业乃至整个生命都融为一体了。
他们经过铁路接公路的艰难辗转终于来到了贵阳城。
这时的贵阳城也与当年的桂林市一样，难民蜂拥，人满为患。李四光暂时住在城里，拖着刚刚病愈的身体出席中国地质学会第2（J次年会。接着又不辞劳苦地带领有关人员到野外调查第四纪冰川遗迹。他们来到距城30多里，一个名叫乐湾万松阁的地方。李四光觉得这里的环境很好，既有冰川遗迹可考，又非常适合案头写作，决定把研究所搬到这里来。
他们搬来了，经过联系，研究所设在万松阁附近的一座古庙里。
李四光似乎与古庙有不解之缘。他在家乡读私塾的时候，学堂就设在古庙里；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地质系也设在古庙里；而今处于战乱奔波岁月，他的研究所又设在古庙里，这是多么巧妙的安排啊。
万松阁，顾名思义，置身于青松丛林的环抱中。占庙庄严肃穆，飞檐垂挂的风铃随风摇动，不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这响声与隐约的木鱼敲击和喃喃的诵经声彼此呼应，穿过窗棂传人人们的耳鼓，显得格外幽静与祥和。李四光有时听得入神，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此前的烽火硝烟和旅途疲劳，一时间都消逝得无影无踪。
心情好则精力旺，尽管他的身体仍然显得虚弱。但他还是日出登山岭，日落采石归。夜深人静他伏案著书，写得乏困时，嗅到一股扑鼻的馨香，眼前是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他回过头来，那是许淑彬的倩影……
恬淡，祥和，温润，纯真，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但是，战火还在燃烧，硝烟仍在蔓延，贵阳陷入日寇的重重包围之中。走，还得走。哪里去？眼前只有踏上崎岖的山路奔赴四川。
在重庆，这里虽然是国民党的大本营，但也不断拉起防空警报。地质研究所暂时寄居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内。李四光夫妇经朋友帮助，在沙坪坝租了一栋小楼，算是有了安身之处。
应该想到，但没料到，刚进新居，许淑彬就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她患了高血压症。
李四光急得团团转，他知道许淑彬的重病由何引起。还用说吗？长年积劳、缺乏营养、艰难奔波、关照自己……
他多么需要许淑彬！多么希望还像往常那样夫唱妇和共创大业！许淑彬，你怎么能病倒呢？告诉女儿吗？不，孩子远在成都工作，不能让爱女分心啊！靠自己，靠这相依为命的一片至诚！他守护她，他侍候她，他给她亲自做饭、亲自烧水、亲自喂饭、亲自服药……一言以蔽之，凡是他能做到的都完全做到了。
爱的力量是无穷的。许淑彬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转。她不忍心牵扯丈夫那无人取代的创造任务。她劝李四光专心著书，那是全国乃是全世界关注的重大课题。她劝李四光不要谢绝出席学术会议，因为地质和科教界的同仁需要聆听李教授的讲演。
李四光也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家庭和事业都需要他全力以赴。他流泪了，流出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滚滚泪水。是的。这些天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无论他想见还是不愿见的都接踵登门拜访，都看到了这位大科学家留在眼角上的鲜明泪痕。
李四光桃李满天下，无论走到哪里，哪里都有他的学生和至交，凡李四光提出的要求，大家都能尽力做到。为了加速让四纪冰川和地质力学的完善，经他提议和众人赞同，地质研究所的所长职务暂时由俞建章代理，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不过，蒋介石还是没有忘掉他，又派宋子文亲临拜访，劝他出任中华民国驻英大使。无需赘述，李四光还是一口拒绝，照例埋头著书，发誓一生不与蒋介石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