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周锡山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儒道佛三家鼎立、互补、融合的宏伟格局的文化体系的伟大文化。
其中道家和儒家文化是先后产生于中国的本土文化， 儒家文化在政治、社会领域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而先于儒家产生的道家文化， 尤其是道家经典《老子》“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 “柔弱胜刚强”、“功成而不居” 等理论， 则在哲学高度和思想深层， 指导着中国的文化、政治、军事和人生的正确道路和最终走向， 创造了中国数千年的光辉历史。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 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和当今现实中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给当今世界的发展以重大的启示。
一、倡导了一种和善而有效的民族团结、联合和融合的模式
中国本土中的各个民族由于中国文化的凝聚力而牢固地团结在一起， 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悠久的统一国家。这在世界上是唯一的， 为世界历史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与此相关的古代对中国疆域的认识， 当今史学界总结其成功的历史经验是：
司马迁根据《尚书·禹贡》等书的记载， 记叙了夏朝禹平水土， 更制九州， 列天下为甸、侯、绥、要、荒“五服” 的情况。夏朝的五服实际上分为三个层次， 即中央、地方和边疆， 甸服、侯服指中央； 绥服即《国语》、《荀子》等书所说的宾服， 指地方； 要服和荒服指边疆的蛮夷戎狄地区。无论是中央、地方， 还是边疆， 都是当时夏朝疆域的组成部分。
从此， 我国便形成了五服都要服从中央， 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中央贡纳赋役的贡纳制度， 形成了五服之内的是中国疆域的认识， 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夏商周对要服和荒服地区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文教加以约束， 使之称臣纳贡， 这种贡纳制度的管理方式， 到了战国秦汉时期， 进一步发展为直接管理、间接管理和称臣纳贡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在原来的要服、荒服地区像内地一样设置郡县， 进行直接管辖。第二种形式是设置属国， 对内附的少数民族进行间接管理。比如， 西汉为了管理内附的匈奴等族， 设置了西河、北地、上郡、朔方、云中、张掖、五原等属国。东汉为了管理内附的匈奴又增设了广汉等属国。这些属国“不改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 由中央设置的属国都尉等官员管理， 但仍有相对的独立性， 与内地的郡县有所区别。第三种形式是对称臣纳贡的政权及民族采取册封以及文教约束等形式进行管辖。
历史上， 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不仅在政治上存在隶属， 联系紧密， 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存在着“华戎一族” 的思想认识和文化认同， 这也是我们认识中国历史上民族及其疆域问题的一个条件。中国历史上“华戎一族” 或“胡越一家” 思想的源远流长， 反映了中原民族对边疆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家的思想认可， 也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对炎黄文化的心理趋同。孔子曾将“文化” 作为区分华夏和夷狄的标准， 凡是按照“礼” 的要求办事的人， 就是华夏； 凡是违背“礼” 的要求者， 就是夷狄。
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的残暴统治者多次打破这个格局， 大肆南侵， 中原统治者在击败他们的入侵后， 用适当的方式重新组织统一的国家， 并善待被打败的游牧民族。两汉、唐朝在彻底击败匈奴、突厥的入侵后， 都善待和优待其上层俘虏， 善待和优待归附的民众，送其良地， 给予物质资助， 让他们安居乐业。这样对待战败者的优待政策在世界史上也是唯一的。后世的中国统治者也继承了这个传统。
在南下占领中原、江南和全国的少数民族中， 建立北魏的鲜卑和灭亡明朝的满族， 由于接受了汉族先进的儒道文化， 在自身的文化和民族发展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北魏和后继之隋朝为大唐盛世打下了基础， 认真学习汉族优秀文化的满族英明君主康熙为现代统一的中国打下了基础。而蒙古统治者未能积极学习中原文化， 并在社会上肆意推行民族歧视政策， 于是， 立国不久即天下渐乱， 不足百年即被驱回草原。
总之， 自远古时代的华夷一家到孙中山的五族共和，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确而成功的民族团结政策， 中国的民族政策一贯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民族和谐和团结的文化精神。
古代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罕有伦比的强国， 其中央政权在世界上首先创立了国内各政权之间和平、友善的外交和反对强敌入侵、敢于勇猛反击的对立统一模式。两汉为了抵抗和反击同为中国一部分的匈奴的长年、常年猖狂的入侵和残害各国人民的霸权行径， 用外交和军事的双重合作， 联合西域诸国共同对敌， 打开和保持了共同富裕的丝绸之路， 并在这个历史过程中， 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合成一个共同的富强国家。唐朝继承汉朝的这个传统， 也因同样的原因（只是对付的强敌不同———是匈奴的别种或者说后裔突厥）， 西域广大地域与东土合并， 走上共同富裕繁荣的和平发展道路。
我们仍以西域内附为例， 来说明中国的领土发展， 是共同对付凶恶的强敌、争取和平发展的结果， 其结果是合并组成一个更为辽阔、强盛的经济繁荣的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内附的西域是自愿的， 而且争取内附的态度是积极的。例如， 继西汉张骞开拓西域之后，东汉的班超为抵御匈奴的攻势， 在第二次开拓西域的过程中， 永平十八年（75）， 明帝逝世。焉耆（焉耆国离长安7300里， 北与乌孙接界） 以为中国大丧， 于是攻没都护陈睦。班超孤立无援， 而龟兹、姑墨（姑墨国王居南城， 离开长安8150里） 数次发兵攻打疏勒。班超守盘橐城， 与疏勒国王忠前后照应， 手下的官兵单少， 拒守了年余。章帝初即位， 认为陈睦新没， 恐怕班超孤单危险不能自立， 就下诏将他召回。班超出发回国， 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说： “汉使弃我， 我必会再被龟兹所灭。诚不忍见汉使离去。” 因而用刀自刭。
班超回至于阗， 王侯以下都号泣说： “我们依靠汉使犹如父母， 诚不可去。” 互相抱住班超的马脚， 班超不得走动。班超恐怕于阗最终不让他东还， 又欲遂本志， 于是再回到疏勒。
自从班超离开后， 疏勒两城又投降龟兹， 而与尉头（尉头国在尉头谷， 离开长安8650里，南与疏勒国结界） 连兵。班超捕杀反叛者， 击破尉头， 杀600余人， 疏勒又安定下来。在匈奴军事霸权的搅动下， 西域各国连年陷于战乱。民不聊生的西域各国， 随着东汉彻底击败匈奴而获得安定和繁荣发展的局面， 又因西域各民族与汉族的团结和联合， 形成了一个更其繁荣和强盛的中国。这与同时的罗马帝国欺凌、压迫蛮族（当今英法德等欧洲诸民族的祖先）， 造成欧洲战乱和分裂的局面， 适成强烈、鲜明的对照。对此， 拙著《汉匈四千年之战》 已有详书， 兹不赘述。
二、倡导了一种和善而有效的国际关系的互相尊重、和平发展模式
历史上中国政府从不对周边国家发动并吞性的侵略战争， 从未从事过西方列强惯用的种族灭绝、逼良为奴、杀人略地的恶劣行径。
同时， 中国政府在世界上首先开展了海上的和平外交， 建立了历史悠久的海上丝绸之路。早在宋朝以及以前， 中国即与阿拉伯等民族建立海上的友好往来和贸易联系， 而明初郑和下西洋， 更是是和平外交公认的典范。永乐三年（1405）， 明成祖命郑和等人通使西洋， “将士卒27800余人， 多赍金币……其所乘之宝舟， 体势巍然， 巨无与敌， 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至1421年， 经过先后7次远航， 郑和等人最远抵达非洲东岸。（现有英国学者和美籍华人学者认为郑和船队远达美洲。） 这些“特使” 不仅带回了珍禽异兽，贵器珠宝， 也将大量中国货币和精美器皿留在非洲。以至于若干年后， 当葡萄牙的达·伽马抵达莫桑比克， 向当地人送上衣服和食物时， 当地人表现得不以为然， 认为以前有人从东方乘船而来并送给他们过更好的礼物。
郑和远航虽然动用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和庞大的舰队和船队（第一次远航时， 出动大船62艘， 小船255只）， 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各国的官方交往却温馨友好。
英国著名历史学者保罗·肯尼迪不得不感叹， 虽然郑和舰队的规模远胜西班牙无敌舰队， 但中国人却并没有因此张扬跋扈。“中国人从不抢劫和杀戮， 这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欧洲人不同。” 在非洲尚未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六百年前， 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曾率领船队渡过茫茫大海到达非洲， 向非洲人民表达了中国人的友好情意， 并沟通了非洲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直至今天， 在非洲一些国家， 还能发掘到古代中国与非洲交往时所留下的诸多商品物件。
在郑和下西洋之后， 西方国家也开始了海上的探险（哥伦布1492年到达加勒比海； 1513年美国佛罗里达被发现， 同时， 巴波亚横跨美洲大陆到达太平洋海岸） 和外交活动， 但是西方国家在海外都由殖民主义者用及其残暴的种族灭绝手段对付当地的土著， 占领其土地，建立起自己的殖民地国家。南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大洋洲的毛利人都遭到屠杀和种族灭绝、家园被占的悲惨遭遇， 非洲的黑人则在家园被占的同时， 还大批被作为奴隶， 贩卖到北美和欧洲。持续400年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使非洲失去上亿精壮人口， 欧洲列强的瓜分更使非洲从此陷入战乱深渊。
20世纪上半期的现代西方帝国主义国家， 依然故我。针对西方列强这种历史悠久的恶劣行径， 沈善增先生的儿子受到拙著《汉匈四千年之战》的启发， 提出了“工业游牧文化”
的概念， 沈善增先生因此而撰写了《工业游牧文化》， 他在文中指出：
有人对我说， 现代西方文化， 不应称之为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 而应该叫“工业游牧文化” 或“后工业游牧文化”。
这是因为， 现代西方文化， 与历史上的游牧文化， 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历史上的游牧民族， 是逐草而生； 现代西方民族， 则是逐资源而生。历史上的游牧民族， 因为战争攻略是生活的常态， 随时有生命危险， 所以挥霍浪费掠夺得来的资源与消费品， 今日有酒今日醉， 不重细水长流与积累， 也自然而然的成了他们的生活价值观； 这种生活价值观，今天突出表现在现代西方民族对自然资源的竭泽而渔式的发掘与开采， 与滚雪球式的依靠高消费来刺激的经济发展模式上。从文化上说， “逐草而生” 和“无度消费”， 历史上游牧民族的最根本的两条特征， 现代西方民族全盘继承，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与之相比较， 20世纪下半期至今的中国， 刚脱离长年战乱即在自身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帮助非洲国家兴建工厂、农场、水利、能源、交通、电信和文教卫生等各类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 其中包括被非洲人民誉为“自由之路” 的坦赞铁路。中国长期致力于与非洲共同发展， 即使在自己最困难的时期， 也曾向非洲派出工程技术人员， 帮助非洲人民开展国家建设。中国与非洲的共同发展、患难与共， 在半世纪间结出了累累硕果， 不仅彼此提高了国家建设水平， 也改变了世界政治生态， 使非西方世界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显著提升。经历半个世纪的紧密合作， 今日的中国与非洲已经进入“全天候” 的伙伴关系。不同于欧美张扬的经济、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对非洲援助无关种族， 没有殖民主义阴影， 更不附加任何条件。塞拉利昂驻华大使约翰尼对此解释说， 中国之所以受到非洲青睐， 是因为中国的援助总是纯粹而迅捷。当然， 中非的支援是互利的， 非洲也给中国以很大的帮助。进入新世纪以来， 在变动的时空背景下， 中国与非洲推陈出新， 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个领域全面合作， 实现大规模互通往来， 乃是近百年来世界政治权力转移在当下的新表现， 体现了这些前殖民地国家自主掌握自身命运的能力与意愿， 和对人类政治生态的某种理想与愿望。时光跨越几个世纪后， 中国与非洲不仅重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 也形成了政治上的互信互助的默契。这是世界政治权力生态改善的标志， 它不仅有利于非洲与中国， 也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和谐与发展。
再以中国的近邻日本为例， 日本受到中国文化的千年哺育， 民族得到兴旺发展， 可是日本在晚明即有大批海盗即“倭寇” 掳掠中国沿海地区， 自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还屡次发动对华战争， 并趁中国战败之际， 鲸吞朝鲜半岛、琉球群岛和宝岛台湾， 乃至大规模侵略中国， 罪恶滔天。中国政府在取得最终胜利后， 在正确处置战犯的同时依旧善待和遣返日军俘虏， 甚至为了中日人民的友谊和日本的和平发展， 放弃战争赔款， 以德报怨，对日本做到了罕有伦比的仁至义尽。
对此， 中国著名政论家和文学家金庸先生与日本权威学者、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对话时， 金庸先生说：
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 由于过去交通不便， 除了文化和宗教（锡山按： 宗教也是文化先生继与汤因比、基辛格和戈尔巴乔夫对话之后出版的第4本与国际名人的《对话录》。请注意参看注[12]池田大作与汤因比对话的引文。
的一种， 而且通过中国传过去的是以慈悲为本或者说大慈大悲的极其珍贵的佛教文化） 上的片面交流之外， 相互关系中可一提的只是片面的侵略。中国以文化、文明交给日本， 日本却以倭刀和枪炮加诸中国。
池田先生回答：
真是一针见血。这是令人耻于提起的“恩将仇报” 的历史。
池田大作先生还一再称呼中国为“恩人之国”、“大恩之国”， 他的这种观点代表着有良知的受惠国精英阶层的公正态度。
中国文化所指导下的中国强盛时期的历史表现， 也可有力说明， 中国今后建成现代化的强国之后， 也不会走扩张、霸权的道路。中国人民具有热爱和平友谊、善待异族， 既坚持民族和国际团结， 又敢于战胜任何入侵的强敌的民族精神。
对此， 西方有识之士一贯予以充分的肯定， 例如罗素赞扬中国说：
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 还不如说是一个文明实体———一个惟一幸存至今的文明。孔子以来， 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 包括罗马帝国， 都消亡了， 但是中国以持续的进化生存下来了。它受到了外国的影响———最先是佛教， 现在是西方的科学。……西方不好的东西———兽性、不知足、随时准备压迫弱者、贪婪———
他们明白， 因而并不打算吸取。他们希望吸取西方好的东西， 尤其是科学。
作为文化大国的礼仪之邦， 中国在世界上倡导的国际友好和互助精神， 在今后世界和平发展的历程中， 必定会得到有力的发扬。
三、倡导了一种极为和善而有效的文化接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