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一不伴随着人们的修辞实践，不同民族的人们的社会语用，不断验证着语用表达的效果，也不断修正着人们的语言评判标准。据《环球时报·生命周刊》报道，英国研究人员发现，如果用优美的词汇来描述一种气味，即使该气味可能难闻，也能使人的大脑对该气味产生好的印象。这一研究意味着，词汇能够影响人们对气味的感受。酒吧老板们似乎早就在实践中发现了这一点，酒单上像什么“天使之吻”“运动健将”“长岛冰茶”等等酒名，可谓名目繁多、色彩纷呈，典雅别致的名称吸引了许多顾客的注意。试想还是这些酒，如果直白地写上“菠萝汁、橙汁加上一种酒的搅拌体”，那么，给人的感觉一定会大打折扣，可见生活中语言表达技巧的功用是绝不能小觑的。
当代许多作家更是善用修辞的高手，著名学者钱钟书创作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围城》，以其随处可见之精妙绝伦的比喻，而被誉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对此我们后面会作详细分析。当代作家们的一些经典轶事，更为修辞的运用加注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注脚。据说著名作家刘绍棠一次应邀到某大学演讲，一位女士递上条子上面写道：“既然文学要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那你为什么总唱赞歌，不唱悲歌呢？难道社会上就没有阴暗面吗？”面对这样尖锐而且颇有难度的问题，刘绍棠想了一下就问那女生：“你喜欢照相吗？”那女生点头，刘接着问道：“你脸上有光滑、漂亮的时候，也有长疤疮或不干净的时候，那你为什么不在脸上生疤疮的时候去照相呢？”这一问让在场的人们都笑了起来。我们看到，作家把文学作品的表达与青年人的照相巧做类比，在简洁明了的片言只语所营造的幽默诙谐氛围里，把自己的观点寓于类比之中，其言语之中透露出的睿智、机巧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北师大于丹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到每个人对人生现实的解读都不会相同的时候，成功“引用”了一个民间故事的意象来形象地加以说明：古代有一书生准备赴京城赶考，临考的前一个晚上作了三个很古怪的梦，一是梦见自己在墙上种白菜，一是梦见自己穿着斗笠还打着伞，第三个梦是与自己爱的人背靠背躺在床上。他很不安就请人给他解梦，解梦人对他说：“看来你命运不济，墙上种白菜那不是白费劲吗？穿着斗笠还打着伞那是多此一举，与自己爱的人都躺在一张床上了还背靠背，那是与你的愿望背道而驰呀！”书生一听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了，旅店老板见状，很是不解，当听说事情的原委后就对书生说自己也会解梦，但说法与前一解梦人刚好相反，他认为墙上种白菜那是“高中”，穿着斗笠还打着伞那是“有备无患”，与自己爱的人已经背靠背躺在床上了，那就意味着很快就会“翻身”。书生听了旅店老板的话去应试，结果中了探花。于丹通过这则故事的引用，以一种非常直观而感性的手法告诉人们：一个人思维的出发点不同，即便面对同一事物，也可能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本来语言的界限就是人的界限、世界的界限，语言的使用必然会深深地打上人性和人格的烙印，透射出不同主体特征及时代人文背景。
兰州市东方红广场旁边一醒目位置上有一则广告牌上书“新地基，领跑兰州幸福生活”。笔者的一名同事就曾惊诧不解地说：“新地基，把兰州的幸福生活都领跑了，谁还会去买他的房子！”我想这则广告的策划者绝想不到竟然有人会产生如此的理解，因为其本意应当是他们“新地基”领先于同行业，倡导幸福生活的意思。由此可见，语言修辞的确是无所不在的，修辞技巧的使用同时会受到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修辞效果的好与坏也不仅仅取决于表达主体单方面的文化素质因素。尽管有人从没有学过修辞学理论，但是人们在不同的场合总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修辞规律来帮助表达。可以说修辞学作为一门实用科学，早已融入了人们的日常表达和审美习惯之中。
修辞学是一门介于多学科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它与很多学科的理论相关联，它是人们在运用语音、词汇、文字、语法因素的基础上产生的，与表达直接关联，修辞现象分布极广，不论文艺语体，还是在公文、政治、科技等语体中，都广泛地存在着，我们这里将修辞与语言表达串在一起，这不是笔者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希望在语言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之中，摸索规律，总结出适于更好地欣赏与表达的方法，培养技能，增强语感，让每个人文工作者都能更多地了解我们伟大的中文，为美丽的汉语添彩。
一、关于修辞概念的界定
“修辞”这个词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易经》上讲“修辞立其诚”，其中的“修辞”为动宾短语，是修饰文辞之意。“修辞”中的“修”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九篇上》中解释说：“修，饰也。”《辞源》对“修”字第一个义项解作“装饰、整治”（商务印书馆，1979年）。这说明古人早就认识到，巧言令色，自会令人难忘。《辞海》对“修”字第一个义项解作“修饰、装饰”（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概括地说，“修”是“修饰”的意思。语言需要加工，修饰，才能做到完美。关于“修辞”的“辞”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十四篇下》解释说：“辞，讼也。”清代朱俊声在《说文通训定声》里说：“按理分争，辩讼之谓辞。”《易·系辞》道：“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荀子·正名》解释为：“辞合于说”，注曰“成文为辞”。《论语·十五卫灵公》则阐述：“辞达而已矣。”《辞源》将“辞”解释为“文辞，言辞”。（商务印书馆，1979年）。《辞海》将“辞”解释为“文辞、言词”（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总之，概括地说，“辞”是“言语文辞”的意思。
今天，“修辞”多用作名词讲，相当于英文的Rhetoric，它与“词汇”“语法”等术语一样，属于语言学研究的范畴。对“修辞”一般通行的有两种说法：1.关于它的知识学说。即人们对于它的认识或描述。2.指客观存在的一种语言手段。有时还作动词用，如：（明）顾炎武说：“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鲁迅也曾讲：“正如作文之人，因为不能修辞，于是不能达意。”（见王希杰：《汉语修辞学》，第5页。）英文Rhetoric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新英汉词典》里的解释有：1.修辞学，修辞学书。2.运用语言的技能、辩术。3.花言巧语，（措辞、文体的）浮夸与修饰。4.言语，讲话。由此可见，西方人也认同修辞是一种有关语言表达的艺术。在现当代中国，有许多语言学家为其下过不同的定义，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行为、活动说。以陈望道先生为代表，影响较大，认为“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词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见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第3页），主张“修辞是依据题旨情景，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各种表现手法，恰当的表现写说者所要表达内容的一种活动”（《辞海》，242页）。2002年5月版《现代汉语词典》第1416页对“修辞”词条的解释为：“修饰文字、词句，运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的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也持相同观点。
第二，法则、艺术说。主张“修辞是讲词句艺术加工的法则”（见朱星：《语言学概论》，156页），认为修辞是说话的艺术，“是为了有效的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因素以美化语言”（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第1页）。
第三，技巧、科学说。认为“修辞是运用语文的各种材料的基础上提高表达效果的手段和技巧”（见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语言学名词简释》），而“修辞学者，乃研究词之所以成美之学也”（王易：《修辞学通诠》，第8页），主张“修辞就是使我们能够最有效的运用语言，使语言有说服力的一种艺术和规范的科学”（高明凯：《普通语言学》，下册，80页）。有的学者干脆直接称其为一种技术，即“研究如何修饰文辞，是能充分地美妙地发挥作者情境的一种技术”（徐梗生：《修辞学教程》，第6页）。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以上三种说法实际上都认同修辞是有关语言运用与表达的一门学问。
二、修辞学及其研究的历史沿革
修辞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一般认为它在西方发展得比较繁盛。
古代西方人就十分重视修辞研究。古希腊人的修辞学叫修辞术，指的是演说的艺术，包括立论和词句的修辞。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对后代影响极大，其中许多精辟的论述至今还闪烁着动人的思想光辉，影响着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
其实我国早在先秦典籍中就有了一些关于修辞、风格方面的零星片段的言论。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活动家们，在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方面都下过一番工夫。如：庄子很重视寓言（引证神话式的幻想故事来阐发事理）、重言（引证一些历史故事和古人的话以增强说服力）等修辞手段的使用。上古时期的《爻辞》写道：
贲如，蹯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其中的“贲”（音“必”）为装饰华美的样子；“蹯”（音“凡”），本指兽足横行，这里指马蹄声。这就是运用了摹状的修辞手法，描写抢亲者在途中的情景，人和马都装饰得很华美，马蹄声不住地响着，白马高高地昂着头——他们自称不是去抢亲，而是为了婚姻。
两汉时期的学者曾热烈地讨论过《诗经》最基本的修辞手法，即赋、比、兴（比：比喻、比拟；赋：平实地铺叙事实；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例如《关雎》《蒹葭》等篇目。当代甘肃、青海一带的花儿和陕北地区的信天游，也都是以比、兴手法来传情达意的。如信天游词：
羊肉半斤粉半斤，先交义气后交心。
大陆畔上灵芝草，谁也没有妹妹好。
（这两句从修辞手法上说都既是“比喻”又以“起兴”开头。）
再来看西北花儿词：
梁山上一百单八将，英雄不过的宋江；
为人不在个吃穿上，只说个心好义长。
（首句是“起兴”兼“暗喻”手法。）
青枝绿叶的唐汪川，杏花儿遮严着哩；
坐在尕妹的身跟前，好比是过年着哩。
（此句是“摹状”与“比喻”手法的有机融合。）
尕妹是牡丹岩石上长，阿哥是虚空的凤凰；
千戏万戏戏不上，撞死在牡丹树上。
（“暗喻”和“夸张”的结合运用。）
其实，不仅是赋、比、兴，汉朝时期的许多民歌，还大量地使用了双关、夸张等等其他修辞手法，有一首叫做《城中谣》的民歌唱道：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这首民歌曾经在西汉的京城流行过，他用极端夸张的手法，讽刺了当时四方都市模仿京城的装饰打扮，说京城长安人喜欢高髻，四方的人就把高髻梳到一尺高；京城长安人喜欢画得很阔的眉毛，四方的人就把眉毛画得几乎要占到半个额头；京城长安人喜欢大袖子，四方的人就用整匹的绸料作袖子。我们一看便知，这显然是在夸饰，用以说明一切不良的社会风气都是受到荒淫腐化的统治者的影响而形成的。
魏晋以后，出现了许多有关修辞学、风格学、文章学的专论和专著，有代表性的如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任昉的《文章缘起》，（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宋）陈骙的《文则》（一般认为是第一部汉语修辞学的专著）。另外，（元）王均的《修辞鉴衡》、（明）高琦的《文章一贯》、（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及刘熙载的《艺概·文概》、薛福成的《论文集要》等，这些著作虽不是专讲修辞的，但比较系统地接触到了大量的修辞问题。除此之外，历代的诗话、词话、文论中也有不少修辞方面的论述。
除了修辞学的基本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题材的作品里，作家们的修辞实践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人们对“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双关用法可谓耳熟能详，其实，谐音双关的修辞手法，自古就有，而第一个繁茂期应当说是六朝的乐府民歌。例如：
衔碑（谐悲）不得语，夜夜得莲（谐怜）子，昼夜常悬丝（谐思），藕（谐偶）异心无异。
——郭茂倩《乐府诗集》
明朝时期，嘉靖皇帝被世人讽为“家净”，崇祯被人们说成“重征”，其实就是“谐音双关”在当时民间口语中的具体运用。在清朝，有两首在南方流行很广的民歌：
思想妹，蝴蝶思想也为花。
蝴蝶思花不思草，兄思情妹不思家。
这首民歌采用很直白比喻来表露真情，文风泼辣，语感鲜明。而另一首因其采用了“双关”辞格来表达，相比之下就显得比较含蓄委婉。
妹相思，妹有真心弟也知。
蜘蛛结网三江口，水推不断是真丝。
这里的“真丝”实为“真思”，是典型的语音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
现实生活中，双关的修辞手法可谓无所不在，应用极广，例如：某单位一把手乃“小国之君”，但是任用干部的原则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于是人们故意问答：“为什么那个‘不倒翁’始终吃香呢？”“人家有见面礼——‘好马快刀’。”“马是什么马？”“溜须拍马。”“刀是什么刀？”“两面三刀。”这段文字看似简单，但其讽刺意味浓郁，语言简洁又不失谐趣，其婉曲手法的功能发挥极其准确到位。
总的说起来修辞学又是一门年青的学科。从古代到今天它早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全新面貌。
80年前，法国人巴意就提出建立以表现手段为研究对象的风格学，大大开拓了修辞学的疆界。现代语言学中，出现了社会语言学、话语语言学、模糊语言学等新的分支，也大大促进了修辞学的发展。
我国早就有了修辞学的研究，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出现了一批修辞学专著。如马叔伦的《修辞九论》、黎锦熙的《修辞比兴篇》、王易的《修辞学》和《修辞学通诠》等。修辞学已从文学批评的范围解脱出来，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时的修辞学研究有两种倾向：
一种是以模仿西方修辞学为主，以唐钺为代表，其《修辞格》（1925年）模仿了讷斯菲的《高级英文作文法》。
一种是以辑录古人的说法为主，以郑奠为代表，其《中国修辞学研究法》辑录了大量的古代资料。这一期间的修辞学专著，有专门以古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如：杨树达的《中国修辞学》；还有专门以现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如：汪震的《国语修辞学》（1935年）。当今大多数修辞学著作是将古今修辞现象融为一体进行分析。
最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出版的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有一定实用价值的修辞学体系，把汉语修辞学研究从修辞格这一狭窄范围中解放出来，放置在较为科学的基础上，所以影响深远。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一些有新意的修辞学著作，如：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郭绍虞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等著作注意联系实际，解决实际语言问题，影响都是比较大的。当然，近一二十年来，许多学者对修辞学的研究现状不满，力求寻找新的方法，创造新的体系，开拓新的领域，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可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修辞学的专门刊物，只有《修辞学习》这一种，全国从事修辞学研究的专门人才也相对较少，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门学科的发展。
三、修辞学的任务、范围及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