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14日，国民党军令部拟定了《黄河以南剿灭共匪作战计划》，规定第三、第五战区的国民党军主力避免与日寇作战，集中力量分两步迫使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2月底以前撤至黄河以北。12月3日，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又策划了消灭皖南新四军的作战部署，规定皖南新四军不得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国民党另行规定北渡路线。国民党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借机消灭皖南新四军。根据上述“计划”和“部署”，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皖南集结了7个师和1个旅，共8万多人，任命上官云相为总指挥，设置了袋形阵地准备歼灭北渡的皖南新四军。
中共中央为了顾全大局，同意了将皖南新四军北移的要求，电令项英加紧北移的工作，并及时通报了国民党在皖南集结重兵的情况。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冒雨踏上了北上的征途。当时全军共约9000余人，编成3个纵队。6日拂晓，新四军老3团的一个便衣班在云岭脚下与国民党第40师第120团的一个搜索连遭遇，发生激战。
事变的枪声打响后，国民党军队凭借优势兵力步步紧逼，高岭、铜山、高坦等战区炮火纷飞。6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会攻星潭，然后冲出包围圈。正当新四军在7日晚攻克星潭，准备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时，项英突然下令将部队撤回，将刚用血肉夺来的星潭，又还给敌军。12日下午，在形势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新四军召开了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叶挺军长决定立即分散突围，确定了突围后的汇合地点。13日凌晨，新四军军部首长率精干人员分两路突围。叶挺、饶漱石为一路；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为一路。这时候，上官云相又发起了第三次总攻击，为了保存力量，叶挺军长决定深入敌营，与顾祝同谈判，结果被卑鄙地扣留。项英带领的一路在大观山中隐蔽了一个多月，后来，项英的副官刘厚总叛变，打死了项英、周子昆，向国民党邀功去了。在皖南事变中，皖南新四军9000余人与国民党军8万之众英勇拼杀了7昼夜，除约2000余人突围外，3000余人壮烈牺牲，3600余人被俘或失散。
事变后，蒋介石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为了回击国民党反动派，周恩来愤然在《新华日报》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词，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几天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全军扩编为7个师。
皖南事变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应，美、苏等盟国纷纷指责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国民党内部的部分将领也极为不满，全国人民更是同声谴责，蒋介石在政治上陷入了空前的孤立。
中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共计755名，代表全国121万党员。
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接着，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5月14日至15日，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党章的特点。新党章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由幼年走向成熟。周恩来、陈毅、博古、康生、陈云等都结合自己的工作做了专题发言。大会于6月9日至10日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在6月19日中共中央举行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13人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为中央主席。至此，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结束。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指明了抗战的前途和任务，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大会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实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
抗日战争的胜利
从1943年起，中国由战略守势逐渐转为战略攻势，取得了对日战争的陆上主动权。美国自中途岛海战以来也取得了海上主动权，日本在军事上陷于被动的地位。194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向盟军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战事结束。在太平洋战场上，6月23日，美军攻占冲绳。在中国内陆，中国军队在桂林方面发起追击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也发展到能够集中行动的大兵团，具备了对日反攻的作战能力。日本帝国主义灭亡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第一枚原子弹，并声明，使用原子弹是为了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迅速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8月8日，苏联召见日本驻苏大使，通告苏联参加《波茨坦公告》，并宣布对日作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并率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向日本侵略军发动全面大反攻。与此同时，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动了强大攻势；美国亦于9日向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弹；朝鲜人民军和越南人民军也转入了总反攻。
日本侵略者在四面楚歌的形势下，不得不于8月10日召开御前会议，在会议上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当日，日本政府通过瑞士和瑞典两个中立国向中、美、英、苏4国发出“乞降照会”。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的形式下达了《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美、英、苏四国同意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统帅接受日本投降，并负责占领日本本土。9月2日，参加对日作战的同盟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军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上午9时，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9时零8分，麦克阿瑟以盟国最高司令官的身份签字，接受日本投降，然后是接受投降的中、美、英、苏等9个盟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依次签字。中国代表徐永昌参加了签字仪式。
在中国战区，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岗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国代表何应钦递交了投降书。南京受降后，中国战区除东北地区由苏军受降外，共划分了16个受降区，分别接受日军的投降。根据盟军总部规定，法属印度支那16度纬线以北地区也由中国受降。随着最后一个受降区受降完毕，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由此落下了帷幕。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人民也为战胜世界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在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承受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付出了无比高昂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民伤亡3500万人，中国军队伤亡380多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大约6000多亿美元。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极大的牺牲，胜利来之不易！8年艰苦的抗战，终于迎来了这扬眉吐气的一天。
国共举行重庆谈判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阻止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并抢占胜利果实，对解放区发动了局部进攻，内战爆发在即。但是，由于解放区的迅速发展，正义的力量不断壮大，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厌战情绪，以及国民党尚不具备发动内战的条件，在这种大背景下，蒋介石便采取了“假和平、真内战”的惯用伎俩，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商“和平建国”的方针。国民党的意图是：如果谈判成功，则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和军队，不费吹灰之力把共产党吃掉；如果谈不成，则借此宣扬共产党没有和平的诚意，为发动内战寻找借口。
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3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由王若飞、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
8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美国驻华大使）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向国内外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毛泽东等到达重庆，受到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但当时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的会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和方案。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谈判围绕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为争取和平，中共代表团作出让步，在普遍裁减全国军队的条件下，将人民解放军减少为24个师，并自动退出广东、湖南等8个解放区。但国民党方面执意不作任何让步，使谈判一度陷于僵局。蒋介石还试图用武力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代表在谈判桌上屈服。他们恣意发动了上党战役，我英勇的解放区军民对破坏和谈的国民党反动派予以了迎头痛击，一举歼灭入侵的阎锡山所部3万余人。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在重庆的其他代表借此利用谈判间隙，积极同各界人士交往，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的两面派嘴脸，使中共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普遍的同情和支持。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在赫尔利的陪同下，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9次商谈。有关问题的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9月3日，中共代表提出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11项提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但国民党方面则表示“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将解放区斥之为“封建割据”。使争论最激烈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谈判几度陷于停顿。
为使谈判获得进展，中共方面先后作出多次让步。但是，国民党方面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所谓“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执意要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放弃地盘”。周恩来、王若飞根据事实给予有力驳斥，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完全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
经过艰苦的努力，在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同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签署《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的见解。
《会谈纪要》的发表，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完全不顾人民期盼和平的呼声，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大肆进攻我解放区，把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再一次推入战火之中。1946年6月，撕下伪装的蒋介石终于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旋即又被湮灭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日军投降，中国收复台湾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接收台湾计划进入实施阶段。1945年8月29日，中国方面决定由陈仪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司令，主持接受当地日军16.9万人的投降。9月4日，国民政府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10月2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警备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在台北成立，处理日军集中及受降事宜。17日至22日，中国陆军第70军、第62军分别在基隆港和高雄港登陆。
1945年10月25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进行。日本原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向台湾受降主官陈仪递呈投降书。然后，陈仪发表广播演说，宣布从今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至此，日本侵略者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正式结束。这块饱受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的国土终于获得了宁静，并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辽沈战役解放全东北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比前两年有了加强，并建立了炮兵及五大野战部队，基本形成了野战军、地方军和游击部队三者结合的完整体系。而蒋军却下降为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人，用于第一线者174万人，在战略上正被解放军分割成五大孤立集团。
1948年5月至6月间，解放军发动了冀热察战役、豫东战役、兖州战役，先后歼敌20万，使各地敌军进一步孤立。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统观战争全局，果断地作出了战略决战的英明决策。
战略决战是从济南战役开始的。济南是支撑华北的战略要地，蒋介石以其嫡系部队重点防守。在华东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敌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领所部3个旅约2万人起义，济南迅速被攻克，使华北和华中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在全国的五大战场中，东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上我军占优势，而且东北敌军孤立分散的态势突出。东北人民解放军经过艰苦的转战，到1948年夏秋，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局。东北97％的土地面积和86％的人口已获解放。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发展到100余万人，装备改善，士气高涨。而此时被迫困守于长春、沈阳、锦州的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却只有14个军55万人。根据战场的敌我态势，毛泽东从有利于全国战局的发展出发，决定首先在东北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确定了首先南下北宁线，切断敌人退缩关内的通路，把作战重心放在锦州，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由沈阳来援之敌，把敌人关在东北就地歼灭的战略决策。并号召东北人民解放军，要有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沈阳敌军全军来援时敢于同他们作战，将其就地歼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