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洛伊德看来，正是由于随文明发展而产生的罪恶感，特别是这种罪恶感的强化，人类文明的未来命运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乐观了。这不仅是因为在“文明的本性”里有一些内在的困难，它不会屈从于任何“改革”的努力，而且还因为人类的攻击性本能，总是会导致社会生活的混乱。
4. 幸福决不是文化的价值标准
文明的辩证法是精神分析学社会文化观的精髓。它一方面认为文明以抑制本能为出发点、以征服本能为基础；一方面又认为文明推动了社会进步，使更多的人的更多需要得到满足。弗洛伊德关于社会文化的这种辩证观念，出自他对本能和文明的矛盾关系的深入探索。
（1）爱与文明的对抗
当对社会文化的研究由性学理论出发，随即转入本能理论的角度之时，弗洛伊德就已经发现了本能与文明之间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他在肯定本能的升华对文明的创建和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的同时，明确指出了本能与文明相对抗的一面，并从此着重对它作了研究。在研究中，他分别探讨了爱的本能和死亡本能跟文明的对抗关系的构成。就爱的本能而言，弗洛伊德把它与文明的对抗形式归纳为：家庭与社会群体的冲突，妇女的爱欲与男子的文明职责的冲突，性欲本能的自由满足与文明的限制、约束的冲突等等。
爱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了它的明确性。一方面，爱反对文明的利益，另一方面，文明用难以忍受的限制来威胁爱。它首先表现为家庭和个人所属的大团体之间的一种冲突。我们已经发现，文明的主要努力之一是使人们结合成更大的统一体。但是，家庭不会抛弃每一个个体。家庭成员之间联系得越紧密，他们就往往和别人越疏远，实际上他们就越难进入更广泛的生活圈。
女人代表家庭的利益和性生活的利益。建设文明的工作越来越成为男人的事，男人们面临着更艰难的任务，迫使他们把本能升华，这是女人所无法做到的。既然男人没有可供他支配的无限数量的心理能量，他就必须通过最有利地分配他的里比多来完成他的任务。男人在很大程度上把用于文明目的的东西，从女人和他的性生活里撤出来；他和其他男人的不断联系及其对这种联系的依赖，甚至使他疏远了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女人发现自己被逼入这样的背景中，因而对文明采取了一种敌视的态度。
限制性生活的文明倾向，和扩展其文化联合体的其他倾向一样明显。禁忌、法律和习惯给性生活加上了更多的限制，这些限制既对男人有影响，又对女人有影响。
至于跟爱的本能呈现对应状态的死亡本能，它的攻击性倾向和破坏性倾向则与文明构成了更为尖锐激烈的冲突。弗洛伊德论述道：死亡本能在有机体之内，向着它的崩溃而默默地工作着，部分本能指向外部世界，然后作为一种攻击性和破坏性本能而表现出来。这个本能自身将会以这种方式为爱欲服务，有机体将毁灭一些在它之外的生物或无生物，来代替自身的毁灭。
原始时代移民的暴行，匈奴人的侵略暴行，在成吉思汗和帖木尔统治下的所谓蒙古人的暴行，虔诚的十字军东征对耶路撒冷的劫掠，甚至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等等，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原始的相互敌意，文明社会不断地受到分裂的威胁。显而易见，要使人们放弃对攻击性倾向的满足是很不容易的。
（2）文明是人类生存的关键
在对于本能与文明的辩证关系的论证中，弗洛伊德首先强调的是，文明保证了人类生存。在他看来，文明是人类为了保护自身的存活与发展而迫使本能做出的一种妥协，所以，文明使本能受到压抑的目的，实际上是在于保存本能。
在本能理论中，弗洛伊德曾经指出，现实原则不仅没有“废弃”而是“捍卫”，不仅没有否定而是“修正”了快乐原则。而随着现实原则的确立，人类所追求的是，有用的并且是在不伤及自身及生存环境的前提下，能够获得的东西。他又认为，“持续至今的原始而永恒的生存斗争”造成并维持了本能在现实原则支配下的压抑性变化，使人们懂得不可能自由地满足其本能冲动，不可能按照快乐原则生活。于是本能就不得不屈从于经济动机的驱使，“如果社会成员不去工作，社会就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生活资料。因此社会必须努力限制其成员的数目，并把他们的能量从性生活转移到工作上去”。由于弗洛伊德把“原始的生存斗争”看成是“永恒的”，所以他相信，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对立也是永恒的。这就形成了他对文明与本能的关系的一个基本观点——不可能存在非压抑性文明。
就文明对本能的压抑，弗洛伊德指出，我们的文化的构成以性的冲动的牺牲为代价，这个冲动为社会所禁止，便半被压抑，半被用以完成新的目的。这就性本能说固属如此，就攻击本能说或更加如此。攻击本能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困难，并威胁它的持久性。对攻击本能的限制是社会所要求于个人的第一种最难忍受的牺牲。
那么，“文明是用什么方法来控制攻击本能，使它变得无害，或者把它摆脱掉的呢”？弗洛伊德于是深入探讨了“负罪感”的问题。他认为，负罪感是个体攻击本能的内在化。攻击性被送回到它所起源的地方——意即指向了自我。
在自我中攻击性被一部分自我所接受，自我把自己作为一个超我而和自我的其他方面对立起来，现在又以良心的形式，准备对自我实行同样严厉的攻击，这样自我就会享受到攻击别人的快乐。在严厉的超我和附属的自我之间的这种紧张，我们称之为负罪感；它作为一种惩罚的需要而表现出来。
（3）负罪感是文化中最重要的问题
弗洛伊德认为，负罪感在文明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文明的进步和负罪感的增强有关。“由于文化受制于内在的爱欲冲动，而这种爱欲冲动又要求文化把人类组织成一个紧密结合的团体，文化就必须留心使负罪感不断地得到增强，惟有这样，它才能如愿以偿。”同时，弗洛伊德还列举了种种当代文明中的严重弊端和缺憾来证实这一观点。被提到的事例有：一系列的战事、司空见惯的迫害、反犹太主义、种族灭绝、偏执狂以及随财富和知识的增长而加剧的“幻觉”、疾病和痛苦等等。
弗洛伊德又探讨了文明与本能的情感指向——自由和幸福之间的关系。他一方面指出： “在任何文明产生之前，个人具有最大的自由”；“本能的满足就是幸福”。另一方面他认为，人的自由和幸福受制于和取决于肉体与精神、自然与文明共同卷入的本能的生死斗争，这种斗争既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又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有机体的机能中，只有性这一种才超出个体之外和物种相联系。这个机能的行使，不像其他种种活动那样常有利于个体，而且为了得到性的高度的快乐，或不免使生命陷于危险或灭亡。
如果本我完全无视巨大的外部力量，而盲目地追求本能满足，它就难免灭顶之灾。现代文明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性关系只有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最后的持久结合基础上才是被容许的；性欲作为一种为自己寻求快乐的根源，是文明所不能接受的；文明的意图只是把性欲作为使人类成倍增加的迄今无法替代的手段来忍受的。
文明也努力用里比多的联系把社会的成员互相结合起来，为了这一目的，它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使强大的认同作用能在社会成员中确立起来；为了用成员之间友谊的关系去加强社会团体的结合力，文明急需大量的受目的制约的里比多。要达到这些目的，就不可避免地要对性生活加以限制。
在与爱因斯坦合著的《为什么有战争》中，弗洛伊德对文明与本能的关系作了这样的归结：“人类业已经历了无数时代的文明进化过程。我们把一切幸福生活以及我们所遭受的大量痛苦都归因于这一过程。在文明的心理特征中，有两个特征是最重要的：即理智的增加，以及攻击性冲动的内在化，及其随之而来的一切好处和危险。”
文明即要求压抑本能。让性本能的欲望来适应文明的要求是完全不可能的。随着文明的发展而来的禁忌与苦难，以及在最遥远的未来的灭绝的危险，都是人类所不能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