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得正好，恰恰赶上了滑铁卢车站的首班车。一小时后，我们已经来到了沃金的冷杉和石楠树林中。从车站步行，仅用几分钟就到了布里尔布雷大宅里。它孤零零地坐落在一片宽阔的土地上。我们送上名片，被带到了一间很别致的客厅。几分钟后，一个很健壮的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四十岁上下，面色红润，目光中透着兴奋，却总给人一种幼稚的顽童形象。
他与我们握了手，然后说：“很高兴你们能来。整个早晨珀西都在盼着你们。唉，他现在是不会放过任何一根救命稻草的！是他的父母派我来迎候你们的，因为他们一提到这事都会痛苦万分。”
福尔摩斯说：“我们还不了解他的情况，而且我认为你也不是他的家人。”
那人十分惊奇，他低了一下头，然后放声大笑。
“你是看到我项链坠上的字母‘JH’了吧，我还以为你有其他高招呢。我叫约瑟夫·哈里森，珀西很快就要和我妹妹结为夫妻了，因此我也算他的一个姻亲吧。我妹妹安妮一定在珀西房中呢，这两个月以来，她不知疲倦地照料着珀西。我们现在就进去吧，你们不清楚珀西是多么急于见你们。”
珀西的房间与客厅在同一层楼，布置得很雅致，到处都摆着芳香的鲜花，既像卧室，又像起居室。沙发上躺着一个面如土色、十分虚弱的年轻人。沙发在窗户旁边，沁人心脾的花香和着新鲜的空气从窗外飘进来。一个女子坐在年轻人身边，见我们进来，赶忙站了起来。
她问：“我有必要回避吗，珀西？”
珀西拉住了她的手，不让她走。
珀西热情地说：“你好，亲爱的华生！你留了短须，我几乎认不出你了，我肯定，你也认不出我了。至于这位，我想，一定是你那名扬四海的侦探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吧？”
我作了简单的介绍，然后我们一起坐下。那个接我们的人出去了，而他妹妹应病人的要求留了下来。
她很讨人喜欢，只是身材有点矮胖，显得不很匀称，但她的橄榄色面庞非常漂亮，眼睛乌黑，头发黑亮，像意大利人。在她美丽面容的衬托下，苍白的珀西显得更加憔悴。
珀西撑起身子，接着说：“我不愿意浪费你们的时间，所以就直截了当地谈这件事吧。我原来是一个幸福且小有成就的人，福尔摩斯先生，我快要结婚了。但是一件出人意料的祸事却断送了我的前程。”
“华生或许告诉你了，我现在在外交部工作，由于我舅舅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缘故，我即将被提升。我舅舅是本届政府的外交大臣，他常把些重要的事情交付给我，而我也总能出色地完成。总之，我赢得了他对我才能的认可。
“十个星前的一天，确切来讲是五月二十三日，他叫我去他的私人办公室，首先称赞了我的工作能力，接着对我说，他有一件新的重要事情要我去做。”
“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灰色纸卷，然后对我说：‘这是英国和意大利签定的秘密协定的原件，但事情有些麻烦，报纸已经透露了一些细节，重要的是，绝对不能再透漏任何消息。法国与俄国大使馆正在竭尽全力获取这份文件面的内容。如果不是确实需要一个副本，我是绝对不会取出它的。你办公室有保险箱吗？’
“‘有，先生。’
“‘那么，把文件拿去锁在保险箱里吧。但我要提醒你：最好等到下班以后，你留下来认认真真抄一份副本给我，千万不能让别人看到。抄完后，你再把原件与副本一起锁进保险箱，明天一早务必亲自交给我。’
“我拿上原件，就……”
福尔摩斯突然说：“对不起，打扰一下，你们说话时，还有别人在场吗？”
“没有。”
“房间大吗？”
“大约三十英尺。”
“你们是站在房间中央吗？”
“是的，几乎在中央。”
“谈话的声音大吗？”
“不大，我舅舅说话一向声音很低，而我几乎没开口。”
福尔摩斯闭上双眼，又说：“你请继续。”
“我完全照他的话去做了。下班以后，只有查尔斯·戈罗特因一点公事没做完呆在办公室，于是我就先去吃饭，希望回来时他已离开办公室。吃完饭，他果然已离开了。我急忙去做我该做的事，因为我知道约瑟夫——就是刚才接待你们的哈里森先生——也在本城，要乘十一点钟的火车去沃金，我也想赶这趟车。
“我一看这份协议，发现果然非同小可，舅舅说的一点不夸张。无需细看，我已基本知晓了它的内容。它确定了大不列颠王国对三国同盟的立场，预定了一旦法国海军对意大利海军在地中海完全占优势时，英国海军将采取的措施。总之，协定内容是关于海军方面的。协定最后是双方高级官员的签字。我简单浏览了一遍后急忙开始抄写。
“这份文件很长，是用法文写的，总共有二十六项条款。我虽然刻意加快了速度，但直到晚上九点，我才抄了九条。如此看来，赶十一点的火车无望了。工作了一整天，晚饭又没吃好，此时我的头脑已很不清醒，直打瞌睡，于是就想喝杯咖啡提提神。楼下有门房，一个看门人整夜都会呆在那里，为值夜班的人用酒精灯煮咖啡。我按铃叫了他。
“使我吃惊的是，进来的竟是一个十分高大粗俗的老妇人。她系着一条围裙，说是守门人的妻子，在这里做杂役。我就吩咐她去煮咖啡。
“我又抄了两条，脑袋更加胀痛，只好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动，活动一下双腿。但是咖啡还没送进来，我想知道为什么，便沿着走廊向门房走去。从我办公室出来是一条很直的走廊，里面灯光很暗。走廊的一头是我办公室的唯一出口，另一头则是曲折的楼梯，门房就在楼梯下的走廊旁。楼梯中间有个平台，平台可以通向另一条走廊，呈丁字形。另一条走廊的尽头也有一段楼梯，该楼梯通向旁门，专供仆人们出入，也是去查尔斯街的捷径。办公室的地形大致如此。”
福尔摩斯说：“谢谢你，我已经听明白你所讲的事了。”
“请注意，下面是最紧要的时候了。我走下楼梯，守门人在门房中睡得正香，酒精灯上的咖啡剧烈沸腾着，还溢到了地板上一些。我取下壶，熄灭酒精灯，正要叫醒他。突然，他头顶上的铃声大作，他一下醒来了。
“他迷迷糊糊地看着我说：‘费尔普斯先生！’
“‘我来取咖啡的。’
“他看了看我，又望了望仍然响着的电铃，说道：‘我正在煮，可不知怎么睡着了。’说完，他忽然更加惊奇。
“他问：‘先生，既然您在这里，那谁在按铃呢？’
“我大惊道：‘按铃？按什么铃？’
“‘这铃是在您的办公室里按的。’
“我的心立即揪了起来。这么说，我办公室一定还有人，而我那份重要文件就放在桌子上。福尔摩斯先生，你能想到，当时我像发疯一样冲上楼梯，跑向走廊，可是走廊里并没有人，屋里也没人。一切都和原来一样，只是我刚刚抄的那份原件不见了，桌上仅剩下抄到一半的副本。”
福尔摩斯笔直地坐在那里，双手不停地搓着，看来这案子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他低声问：“请原谅，那时你做了什么？”
“我马上想到，那贼一定是从旁边进来的，因为如果他从正门进来，一定会遇到我。”
“你确定他没有在屋里或走廊里藏着？你说过走廊十分昏暗。”
“这不可能，因为，不管是室内还是走廊里，都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
“谢谢，请继续。”
“看门人看见我慌张失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赶忙跟着我上来了。后来，我们二人顺着走廊跑向与查尔斯街相通的楼梯，楼下旁门关着却没上锁。我们立即推开门冲出去。我记得十分清楚，当时钟正好敲了三下，是九点四十五分。”
福尔摩斯在衬衣袖口上写了些东西，然后说：“这是很重要的线索。”
“那天夜里下着小雨，天色很暗，查尔斯街上空无一人，但大街尽头的白厅路却人头攒动，好不热闹。我们连帽子也没来得及戴，一起顺着小路跑，结果在右边的拐弯处遇到了一个警察。
“我喘着粗气说：‘发生了盗窃案，有人偷走了外交部的一份重要文件，你看到什么人路过这里吗？’
“‘我在这里仅站了十五分钟，先生。这段时间只有一个老妇人经过，她个子很高，披着佩兹利花头巾。’
“守门人大声说：‘那是我妻子，还有别人吗？’
“‘没有。’
“守门人拉着我的袖子说：‘这样说来，小偷一定是从左边拐弯处逃跑了。’
“但是我并没有相信他，他试图将我引开的举动却加深了我对他的怀疑。
“‘那个女人从哪里走了？’
“‘我不知道，先生。我只看见她急急忙忙地从这里走过去，但没太在意她。’
“‘她走了多长时间？’
“‘啊，不是很长。’
“‘有五分钟吗？’
“‘不到五分钟。’
“‘现在时间很宝贵，但是，先生，你在浪费时间！’看门人大声说道，‘请相信我，这事与她没有关系，快到街对面找找吧！你不去，我去！’说完，他跑向左边。
“我马上追过去，拉住他问道：
“‘你家在哪里？’
“‘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十六号，’他回答道，‘不过，您不要被假相迷惑，费尔普斯先生，我们最好到这条街的左边去找找，看是否可以找到点线索。’
“我一想，或许他说的也有道理，于是我们三人又匆忙跑到对面，可街上的人都忙着赶路，人人都想赶快回家避雨，没有谁肯停下来跟我们搭腔。
“我们只好又回到外交部，搜查了楼梯和走廊，但一无所获。在通向办公室的走廊上铺着一种漆布，颜色很浅，有脚印就会被发现，我们认认真真地检查了几遍，却没有发现任何脚印。’”
“那天晚上一直下雨吗？”
“是的。”
“那么，那个女人大约九点进入办公室，她的鞋应该带泥，怎么会没有脚印？”
“我很高兴您也考虑到了这点。这个女杂役工有个习惯，在楼下进门时要脱鞋，然后换上布拖鞋。”
“知道了。这就是说，那天晚上虽然下了雨，但却没有脚印留下，是吗？这是很重要的信息。后来你们又做了什么？”
“我们又检查了一遍房间。这房间没有暗门，窗户离地大约三十英尺。两扇窗户都从里面插了插销。地板上铺着地毯，不会有地道，天花板是用普通的白灰漆的。我敢拿性命担保，无论谁偷走了文件，也只能从房门出去。”
“壁炉呢？”
“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我的写字台右边是电铃，谁想按铃都必须走过去。但是窃贼为什么要按铃呢？这个问题很难解释。”
“是很奇怪。接下来你们做了什么？我想，你们搜查了屋子，难道没有找到任何窃贼留下的痕迹，像烟头、手套、发夹等小东西吗？”
“没有。”
“没有闻到什么特殊气味吗？”
“哦，这我们倒没注意。”
“在案件调查中，即使很淡的烟草气味对我们也是有用的。”
“我从来不吸烟，所以如果当时房间里有烟草味，我一定能闻出来。的确没有一点烟草味。唯一的线索就是守门人的妻子坦盖尔太太，她选择那个时间慌慌张张跑出去，就连看门人自己都无法做出解释。他只是说他妻子通常都在这时候回家。我和警察都认为，如果确实是那女人偷走了文件，那么最好在文件转手前逮捕她。
“这时，苏格兰场接到了我们的报案，侦探伍波斯先生马上赶到了，并当即投入到侦破中。我们雇了一辆双轮马车，半小时后就到了守门人的家。坦盖尔太太的大女儿给我们开的门。她说她母亲还未到家，让我们在客厅等一会儿。
“过了十分钟，有人敲门，当时我们做错了一件事，就是没有亲自开门。这只能怪我们自己。姑娘开门时说：‘妈妈，客厅有两个人，他们想见你。’接着我们听见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在过道响起。伍波斯一把拉开门，我们跑向后屋，可是那女人已先于我们进去了。她用敌意的目光看着我们，但认出是我时，又露出了惊异的表情。
“‘您是费尔普斯先生吧？’
“我的同伴问她：‘喂！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为什么要跑？’
“她说：‘我以为是和我们有纠纷的旧货商呢。’
“‘这借口不够好。’伍波斯说，‘我们有证据证明你是偷走外交部文件的人，你急忙跑进来是想处理掉它。你必须跟我们回趟苏格兰警场。’
“她抗议了半天，但还是被带走了。我们雇了一辆四轮马车，三个人都坐在里面。临走以前，我们认真检查了那个后屋，尤其是里面的灶火，想知道她是否将文件烧了。然而，我们没有发现纸灰。一到苏格兰警场，我们就马上把她交给了女搜查员。我们很着急，等了好久才得到女搜查员的报告，但报告却说一无所获。
“至此，我才彻底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可怕。之前只顾找文件了，没来得及考虑这点。起初我总认为能找到那份协定，所以根本没有想到什么后果。但现在一看搜察工作毫无结果，这才担心起自己的处境来。后果实在很严重。华生或许跟你说过，我上学的时候就特别敏感、胆小，这就是我的性格。一想到舅舅还有那些内容中被提到的官员，想到我给他们带来的羞耻，以及给亲友们带来的羞耻，我简直无法承受。而且我个人的命运倒也无所谓，重要的是这给国家带来的损失与耻辱。我被可耻地毁掉了。之后我不清楚自己干了什么，只觉得迷迷糊糊有好多人围着我，安慰我。我想我是出尽了风头。有一位同事陪我去了滑铁卢，然后把我送上了回家的火车。我相信，如果不是当时巧遇了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同事肯定会送我回家。那位医生十分细心地照料着我，也多亏了他的照顾，因为我在车站就昏倒了一次。总之到家时，我已完全成了胡言乱语的疯子。
“你可以想象，当医生按铃叫醒我的家人，他们看见我的模样时，可怜的母亲与安妮伤心成什么样子。费里尔医生将在车站听侦探讲的事告诉了我的家人。大家都清楚，看来我的病短期内很难治好了。于是约瑟夫搬出了他心爱的卧室，将它作为我的病房。福尔摩斯先生，我在这儿睡了九个星期，整日昏迷，脑神经完全错乱。如果没有安妮小姐精心照料和医生的持续治疗，我恐怕早已死了。白天是安妮小姐陪着我，晚上则另有一位护士来照料。因为我的病发作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直到最近三天，我才慢慢苏醒，记忆力也渐渐恢复了，但却更加心事重重。我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负责此案的伍波斯警官发了一封电报。他接到电报就赶来了，介绍了我昏迷以后的情况。他们虽然已竭尽全力，却始终没有发现一点儿线索。守门人和他的妻子也被反复审查过数次，没有迹象显示他们与这个案子有关。后来，他们又将年轻的戈罗特作为疑犯，因为那天他呆在办公室的时间最长。他身上的确有两个疑点：一是那天他走得最迟，二是他的法国名字。但是，实际上在他离开之前，我还没有取出那份文件。另外，他的祖先是法国新教徒胡格诺派教徒。不过作为英国人，他的生活习性与情感取向都跟我们一样。所以无论怎么看都没有确实证据怀疑他。案子就此搁置了。福尔摩斯先生，您是我最后的希望，如果您也使我失望，那我的一切就全完了。”
由于谈得时间过长，病人有些累了，便斜靠在垫子上。护士为他送来一杯镇静剂。福尔摩斯仰起头，闭起双眼，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别人也许会认为他是在养神，但我知道，他正在紧张地思考。
终于，他开口道：“讲得很清楚了，因此我要问的问题不多。但是，有个最重要的问题一定要弄清楚，你抄写这份文件的事有其他人知道吗？”
“没有。”
“比如说，连安妮小姐也不知道？”
“是的。在我接受命令和执行任务这段时间，根本没有回来过。”
“你的亲朋好友中没有谁恰巧去拜访过你吗？”
“没有。”
“那亲朋好友中有人清楚怎么去你办公室吗？”
“有，这个他们都知道。”
“如果你没有把有关文件的事告诉过其他人，那么这些询问就毫无意义。”
“我对谁都未曾说过。”
“你对看门人了解吗？”
“我只知道他是个老兵。”
“哪个部队的？”
“据说是科尔特里斯警卫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