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说，“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为了更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内心世界，也征得汪老师的同意，在这里我尽量原汁原味地记录了这次对话的部分内容。坦率说，在听到汪老师的这些话时，我都觉得十分震惊——这些翻江倒海的心事完全颠覆了过去他在我心目中的冷静、安宁的形象。由此我也在想，这样一个国家，在每一张貌似平静的面孔下面，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报复与危险？又是怎样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凝聚、消解、卷土重来？
谁来通缉在逃的正义？
为什么三成被通缉的命案逃犯都是年轻人，甚至是未成年人？为什么他们大多数都来自农村？2009年11月16日，广东警方公开悬赏通缉50个命案逃犯，大多数人都来自农村。为此，我写了一篇相关评论发表在上海的《东方早报》上。随后，我看到的是数以千计的留言：
我记得九七年我与兄长去东莞打工，到了才知道，到处在抓暂住证，我们刚到的那天晚上就在山里的坟堆里睡觉的。第二天就被抓了，罚了三百块，可我们身上只有一百多块了，没办法，工还没找到就欠了二百块。像这样的事，在那以后的很多年经常发生，我听比我们早去打工的同学说过，当年他们都抢过钱的。为了什么？只为了吃一饭而已。我三天没吃饭的时候都有，那时候很横的……（网友甲）
犯罪并不是他们的本意，谁喜欢杀人，谁喜欢贫苦，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所造成的各种因素，导致了他们走上这一步。有的人家里父母都到外打工，而自己在生活上、学习上遇到的问题都没人可以商量，不知道怎么解决，缺少父母的关心呵护。80，90后并不像我们的父辈那样能吃苦，也不像父母辈想的那样，坚强。希望人们都来关心、关爱、关注我们农村的孩子，让这种悲剧别再重演。一个孤独的儿童彷徨无知地长大，那是什么样的心路历程。（网友乙）
我是一个80后农民的孩子，自幼丧父，高中没读完就辍学，我无论在家人还是老师的眼里都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出来打工老板拖欠工资那是家常便饭，睡过马路饿过肚子，可我从没想过去偷抢，我现在年薪拿到五万五以上，想混好确实很难……（网友丙）
农村孩子也有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向往。或许，有极少数的孩子被都市的繁华，外面世界的纸迷金醉所迷惑所驱使。但谁又能明白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对生活的无限向往，对知识的不懈渴望呢？我们不能以以偏概全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乃至社会、世界。我们需要给予的，哪怕只是那浅浅的微笑，只有那善意的提醒，就足够他人这一冬天的温暖。（网友丁）
……
无数留言，让人看到的是无尽悲悯、感动以及挥之不去的无奈。“别人与我比父母，我与别人比明天。”这句话感动过无数人，更让许多有志气“贫二代”少年意气风发、抖擞精神。然而，与此同时，你又不得不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孩子是既与别人比不了父母，也与别人比不了明天。尤其是那些没有机会读到大学，甚至早早辍学了的从农村出来的孩子。
“逃犯多是农村孩子”，这样的结论虽然令人震惊，却也并不意外。广州大学一项基于广东三大监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调查最新数据的研究显示：八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被留守农村无人看管，近六成属于“盲目流入城市犯罪”。 据全国妇联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已经达5800万。
写到这里，我不禁回想起小堡村附近三位犯案的少年，是乡下的孩子变坏了，还是外面的世界变坏了？这些孩子在去城里之前与到城市之后，究竟遭遇了什么？什么样的际遇使他们敢于铤而走险，仓皇间以死相搏？为什么他们在农村没有杀人，而到了城里却杀人了，而且，杀人的动机往往不值一提？
如此残酷多变的际遇真让人感慨！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乡下孩子听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的后半句时，虽惆怅总还是心有所安，想着有来自故乡的声音——“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而现在，初出故乡的少年，怎么成了杀人犯？是外面的世界不够开阔，还是因为故乡回不去，内心已经坍塌？抑或兼而有之？
关于这条新闻，我同样关心的是相关报道的结尾。据说警方已经承诺，对举报有功的群众，将给予5000元人民币奖励。维克多?雨果曾经说过：“多建一所学校，就少建一座监狱。”5000元赏金虽然不多，但如果提前用到这些孩子身上，该有多好！
可怜这些孩子，在城里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河流，却发现自己像是乡下许多农田，成了被抛荒的一代，发现这繁华城池不过是个比农村更荒芜的地方。想着这些农村孩子如何在被社会抛弃后自弃，从逻辑上讲，当下最应通缉的不是犯罪的孩子，而是在逃的正义。
老农的愤怒
今日中国社会，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以死相搏，是因为绝望，还是因为勇气？为什么会有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为什么在骚乱中“无相关利益人”会卷入其中，并朝着警察扔石块？如果只是说社会矛盾比过去激烈了，显然是不够的。过去不是没有矛盾，只不过在过去很多人都被掏空了权利观念，且学会了忍气吞声。而现在，随着社会的开放与分化，当人们接受了越来越多的平等观念，他们就越发容易体会到不公正。如果官员不能平等地对待这些人，久而久之，他们也会不平等地对待官员，视官员为异类。也难怪有人甚至会简单地将中国分为两类人：一类人在体制内，一类人在体制外，利益水火不容。
2009年年初，我在思想国网站上搞了一个小活动，希望网友们能够在回乡探亲时带回一点见闻。有个老家在安徽农村的网友讲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大年三十那天，一位70多岁的老人站在我家的门口说：“我身上有两颗子弹，一颗留着保卫我自己，另一颗留着参加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虽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告别文革的时间”（艾晓明），但老人在过年时的这番表白，难免让人觉得毛骨悚然。这“第二颗子弹”再一次表明，走向托克维尔所寄予厚望的温良社会并非人类的必然。在中国尤其如此。长久以来，中国人虽然饱受臣民意识之苦，但是“不患寡，患不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平等意识却从来没有彻底磨灭。在我看来，中国并不缺少自由与平等的传统，而是自始至终没有建立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制度以确立这种自由与平等；而能保障这种平等、自由不得而复失的制度必须是基于权利观念。
现在有些人怀念“文革”并非因为“‘文革’好”，而是因为“现实坏”，又无力改变，以至于他们一相情愿地认为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年代里自己将被赋予颠覆强者的力量。回想这位安徽老农的愤怒，你也许会说他失于偏激，但你又不得不承认，只有在一个崇尚并保障自由、平等权利的世界，这“第二颗子弹”才有可能在人们的心底消逝。人生中的幸与不幸，很多时候就在于有的人温良一生，日子看似平静如水；有的人终于忍无可忍，将自己当作“第二颗子弹”射了出去。最不幸的是唐福珍与陶兴尧这样的抗争者，他们没有保卫自己的“第一颗子弹”，又将“第二颗子弹”射向了自己。
当我重新整理上述这段文字的时候，网上正在热议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在此我想补充的是，一个枪手，射出了自己的子弹，说“让子弹飞一会儿”，那是淡定与从容；但如果是一个即将迎接子弹的人这样说，那他不是死于麻木就是甘于被杀。
4. 故乡之斯巴达
科学家与政治家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对于这样一个开放的问题，世人一定有无穷多的答案。而我的回答是，科学家是拿动物做实验，而政治家是拿人做实验。前者把动物解剖了，不会说这是为了动物的利益；而后者，甚至在发生了大屠杀之后，可能还会标榜这一切只是为了使自己的国家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至于思想家，只要他不与暴力合流，总还是要显得慈悲些。对于动物，他们会在想象中完成自己的实验。
比如说鱼便是思想家们常用的道具。从庄子的“濠梁之辩”开始，中国书生早就体会到了“子非鱼”的思维之乐。透过“鱼肉百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鱼游釜中”等成语亦不难发现，自古以来中国人便是习惯于以鱼之困境来观照自己的命运的。同样，西方人也十分善于运用鱼这一道具。英国人威廉?申斯通在论及法律时从鱼与渔网的搏斗中获得灵感：“法律就像是一张网，触犯法律的小的可以穿网而过，大的可以破网而出，只有中等大小的才会束手就擒。”寥寥数语，道出了这人世间的许多真相。
人对人是斗鱼
1983年，美国著名导演、《教父》之父弗朗西斯?科波拉拍过一部名为《斗鱼》的电影。
也许你还不了解什么是斗鱼，斗鱼或许可以称得上是这世界上最好斗的物种了。这是一种小型热带鱼，它主要生活在东南亚泰国等地，雄鱼之间常常会为抢占领地、争夺雌鱼等进行激烈搏斗。而且，交配期间，如果不是两情相悦，雌鱼都可能受不了雄鱼的激烈撞击而导致死亡。有一种说法是，假如你养了一条斗鱼，并且将一面镜子镜面朝里放在鱼缸壁上，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这条斗鱼像是一位莽撞的泰拳高手，向镜子一次次冲锋，直到撞死为止——要不怎么说它“莽撞”呢！
科波拉的影片将观众拉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美国小镇，好勇斗狠的暴力文化在这里得到继承与发酵。受上一代人的熏陶，年轻一代很快像斗鱼一样加入到这种好战而混乱的生活中来。主人公是一对亲兄弟，哥哥“摩托小子”曾是镇上人见人怕的风云人物，不过，自从在外面的世界有过一番闯荡之后，他显然十分厌恶了这种生活。为了启发弟弟不要重蹈他过去的那种打打杀杀的人生，有一天，早已经“金盆洗手”的哥哥站在一只养着斗鱼的鱼缸边上，给弟弟讲了这样一段话：“在鱼缸里的两只斗鱼会斗到一只死了为止，如果在河里它们就不会这样残杀，因为它们都有足够的空间生存。”这位忧郁而敏感的“摩托小子”似乎过早地理解了这个封闭的世界给年轻人带来的伤害，决意在心理与地理上为弟弟打开一扇自救之门——“我希望你骑着摩托车离开这里，沿着这条河一直到大海边。”
影片的结尾令人哀伤，不过个中道理却被说得非常透彻。科波拉的哲学是，在一个封闭社会中，人们像生活在鱼缸中的斗鱼一样，为一些无谓的事情争执不休。没有开放，只有封闭；没有江河，只有鱼缸。或许，这才是一个人遇到的最为真实的困境，是许多悲剧之所以发生的根源。那拥挤、阴森的监狱，成为罪恶的渊薮，又何尝没有这个原因？正如中国政法大学何兵先生所说，如果把监狱修得像地狱，它就会培养魔鬼。
大村崛起
回想过去的乡村生活，从小学一直到中学，我算是见证了不少混战。有时候，因为一些不三不四的“罗汉”的挑衅，也难免卷入其中。只是因为心有外面的世界，自觉来日方长，“将有所为也”，通常都不会有过多纠缠。我在县城读书时，清晨偶尔还能在大街上看到一条条长长的血迹，想必是头天晚上发生了激烈的殴斗。然而，如果你真正了解农村生活，就会发现，这帮“流氓赤膊鬼”的小打小闹，和中国农民的“打大阵”相比，着实是上不了台面。
说到械斗，这些“打人命”的蠢事，通常都是发生在较大的单姓村落之间。至于小堡村，因为小，人数未过百，又买不起核武器，实在经不起打，做不了“大村崛起”的梦，不但不会挑事，遇事通常也是忍气吞声，以和为贵，因此少了些血腥的场面。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煤气还未普及之时，每逢邻近大村庄的人到小堡村的禁山上偷砍柴火，村民们通常也只是简单追赶，像赶鸟一样轻描淡写地吆喝几声，绝不会越界引发冲突。
乡下并非只有田园牧歌，大村庄欺侮小村庄的事情时有发生。在当地，曾经有段时间，一些大村庄的人甚至会组成“秋收小分队”去其他村的地里偷花生或摘棉花。如果被抓着，你去质问他，他还会开导你要通情达理：“我说你这个人啊，我只是摘了比较差的棉花，好的不是都给你留下了么？”也是这个原因，一旦花生、棉花熟在地里了，农民们会立即将它们收进屋内，以防不测。
而小村落若真想与大村庄在武力上一争高下，难免会吃亏，甚至要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举例说，在小堡村东北的鄱阳县有个夏家村，这是个大村庄，它的边上有一个姜姓小村庄，寥寥落落就几户人家。1996年春节前后，两村庄有两人因为看电影发生了一点纠纷，结果大姓的人吃了亏。翌日，这吃了亏的夏姓人在村里一吆喝，说看电影时受了小姓人的欺侮，很快就有人附和，“那还得了，我们大姓的人竟然受到小姓人的欺侮！”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夏家村的几十个人直接杀到那小村庄，将那一家三口活活打死在房里，然后点一把火把房子也烧掉，权当焚尸。这个夏姓村庄也并非所向披靡，早在一百多年前，因为被误传欺负了一位太平军战士，数千村民几乎被闻讯赶来的太平军荼毒殆尽。
环顾小堡村方圆两三百里的地方，由于靠近鄱阳湖，聚集了不少同姓的大村落，械斗之场面，可谓惊天动地。仅以解放后为例，1953年，某县因为祭祖引发械斗，有六万人卷入骚乱，历时一个月才得以平息。因为部分区、乡人民政府受到冲击，这次械斗最后被定性为“反革命械斗”。“反革命械斗”尚且如此，更别说“文革”期间发生的“革命械斗”了。类似械斗不唯“文革”才有。毕竟，如前所述，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里，整个国家有如一座军营，理论上人人都应该成为“斯巴达战士”。至于“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妇女解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暗合了“斯巴达精神”的。既然人人都是战士，性别自然不再重要。关于这一点，只需看看那个年代的宣传画就可略知一二了。不用你细心，就会发现那时候的战斗英雄与劳模，多是女性面孔。
救村保种
在乡下，械斗大多都是因为土地、山林、水利等争执所引发，而且多在两个不同的县、乡之间。1980年，永修与邻县两地农民因水利纠纷发生严重恶性械斗，参与者不仅有公社党委成员，而且还动用了民兵枪支、手榴弹。有如此阵容，流血伤亡自然在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