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军入甘，是杨虎城奉蒋介石之命派参谋长孙蔚如率军入甘平叛的，标志着南京政府开始主导甘肃事务。这期间及以后，甘肃和全国都发生了许多事，而以全国的眼光看去，甘肃政局无论多么风云变幻，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改变民族命运和各界人士态度的大事件是，在“雷马事变”期间，日寇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吞并整个中国东北，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挑战，而在南方中国工农红军，在经受了蒋介石的四次大规模围剿后，第五次再也坚持不住了，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西北的陕甘宁，此后，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然后，便是抗战全面爆发，八年以后，中国人民以三千五百万人的牺牲和五千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以受害国开始，以战胜国结束抗战，一跃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外寇赶走，内战开始，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彭德怀率大军进入兰州城，兰州从此始至今五十多年无战事。
曾经高大坚固的兰州城墙如今已无影无踪，城墙是旧时代的象征，兰州从此不再有城门了。如果单从军事观点说，在现代战争面前，再高大坚固的城墙，其抵御作用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即使完全用钢铁浇筑，在现代科技手段那里，与豆腐究竟有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没有城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向全体国民开放的城市，没有城门，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可以自由通行的地方。最有效的防御，最大的安全，来源于国力的充分强大。旧时代的大门关闭起来虽然万分困难，但毕竟关上了，新时代的大门开启起来一波三折，但还是开启了。虽然，开门声显得太过沉重和苍凉。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七月一日，兰州正式设市。兰州第一次以一个城市的名义诞生。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为扩建甘新公路，金城关被炸毁。设关是为了守卫黄河浮桥，保障交通；毁关，也是为了保障交通。时代变了，关防概念也在变。
兰州上空的雄鹰
一架日机飞临兰州
从一八四○年开始，中国似乎一夜之间从天朝大国的位置上跌了下来，巨人的跌倒，发出来的声响是惊世骇俗的，而巨人的重新站起所耗费的气力是小个头的人所难以想象的，中国的重新站起，整整花费了一百一十年的时间。在此，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祷告：中国，千万别再跌倒啊！
你、我、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但我们都看见过战后的土地，战争留下的废墟，从战争中逃出来的受难者。
这一切，都让我们触目惊心。
这一切，都让我们卧不安席。
这一切，都让我们铭心不忘。
不忘历史，才有可能阻止历史的重演；不忘历史，我们才有可能走向明天。让我们再次回头，看看巨人跌倒以后，在兰州发生的一件事情吧。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二月二十九日，正是中国继东北沦陷后，华北又处在危亡关头的时间，这天，在遥远的大西北腹地兰州，在万里晴空中，突然窜出一架飞机，机翼上涂着牛血一样的太阳旗。日机飞临上空，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当时，兰州市民对飞机的认识还很有限，分不清什么是轰炸机，什么是侦察机或战斗机，但涂着膏药旗的，无疑是日本飞机。虽然，战争还没有全面爆发，但东北义勇军的抗战、华北的长城抗战、上海的十九路军抗战，说明战争早已开始了。日寇还在步步紧逼，中日必有一战，全中国人心里清楚，兰州人心里也清楚。而今，上空突然出现一架日机，胆小的市民到处躲避，胆大的市民看见如入无人之境的日机怒火万丈，却也无可奈何。
当时驻防兰州的是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是于学忠，他还兼着甘肃省政府主席。东北军几十万大军，装备超过了日军，人数更是日军的十倍以上，却一枪不放，把家乡丢了，如今，寄身兰州，日机又追来了。谁也无法想象当时东北军将士见到日机后是什么心情，能看见的是，日机在兰州上空，悠闲自得地盘旋了几圈，大模大样地降落在东郊机场，飞机上下来六个大模大样的日本军人，其神情好像是兰州请来的贵宾，其中领头的便是羽田嘉郎。守卫机场的中国士兵围了上去，面对愤怒的中国士兵，羽田嘉郎全不放在眼里，他打着哈哈，嬉皮笑脸，说是来兰州游历的，要见于学忠长官。
士兵将这六个日本军人带到省府门口，还未通报，他们便硬闯了进去。见了于学忠，照样嬉皮笑脸，种种无状。有的将腿架在办公桌，有的乱翻东西，有的呢，出言不逊，脏话粗话混账话说个不停。
那个年月，日本人一直在给中国找茬，或浪人，或军人，或商人，到处在寻衅闹事，如果中国人吃了亏忍气吞声，日本便白占一次便宜；如果中国人忍无可忍起而反抗，日本人吃了亏，日本政府就出面了，以发动战争相要挟，中国政府不是赔礼道歉，就是赔款“惩凶”，一开战，便是丧师失地。日本人尝到甜头了，一样的伎俩三番五次地施展，几乎没有不得手的。伊利阿斯·卡内蒂在《群体和权力》一书中，用猎犬群原理论述了战争发动者所惯用的这一招数，他说：
“战争的内在的或者猎犬群般的原动力，最初的本源看来是这样：从围绕一个死者周围的悲号猎犬群形成了应当为死者复仇的战争猎犬群。从取得了胜利的战争猎犬群形成了凯旋的增多的猎犬群。
正是第一个死者把受到威胁的感觉传染给了大家——想要发动战争的掌权者很清楚地懂得，他必须搞到或者创造第一个死者。关键并不在于他在其团体内的重要性，涉及的可能是某个没有特殊影响的人，有时甚至是一位不相识的人。关键在于他的死而不在于其他；人们必须相信：敌人应对此负责。可能导致他死亡的一切原因都被隐瞒，除了一点，即他是作为人们自己所属的这个团体的成员而丧命的。
迅速产生的悲号猎犬群起的作用就像大群晶体，他可谓自动裂开：一切都悬着，由于同样原因而感觉受到威胁。这个悲号猎犬群的意识转变成为战争猎犬群的意识。”
真是看透人心惊破胆啊！优秀学者之所以优秀，完全依赖于他对现象后面本质的揭示。所谓禽兽无言，而高明的兽医照样可查出它的病因。日寇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借口几乎无一例外，要么是士兵丢失，要么是谁谁被杀，“九一八”如此、“一二·八”如此、“七七”如此。日本人的胆大妄为，在于中国政府的怯战。于学忠是一个身怀家仇国恨的将军，在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时，他毫不犹豫地在兰州发动了兰州事变，敢于向党国领袖发难的人，还不至于怕眼前这几个日本小飞贼。
但，他忍住了，因为民国政府一直在忍让着。
次日一大早，日机升空，扬长而去。
以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而言，以中国人所遭受的空前灾难而言，民国二十五年，日机侵犯兰州领空，自由来去，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插曲，算是一个没造成灾难后果的恶作剧，甚至还有些好玩，但可看出，中国当时的防空力量是多么地单薄。
一年以后，日机飞临兰州上空，这次，不是恶作剧了。当然，兰州人也不允许其自由来去了。
兰州城里的张网人
抗战全面爆发，这是对全体中国人生存意志生存能力和国民精神的一次全面检阅，麦克阿塞有一句话说得残酷但无比实在：怕死的人，就不配活着！我们只能在道义上谴责日本军阀正义缺失和人性沦丧，可冷静一想，我们又能说什么呢：落后是注定要挨打的。
谁让我们落后了呢。
人穷志不短，这个人是有救的，是有未来的；如果人穷志短，靠别人的同情过日子，那是最致命的。何况，谁又能保证一定有人会同情你呢，唯一可靠的是自己也强大起来。我们实在无法想象，抗战的第一年，中国人是怎样撑下来的，双方国力战力上巨大的悬殊，似乎真会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一座座城市说陷落也就陷落了；一支支在内战中战绩辉煌的军队像被赶绵羊一样到处乱跑乱窜；一支支勇敢的军队投入战场转眼间七零八落，一寸山河一寸血啊。血，刺疼了中国人的眼睛；血，洗亮了中国人的眼睛；血，使中国人血管里的民族血也奔涌了，燃烧了。
三个月，中国没有灭亡，八个月，中国没有灭亡，三年，中国人让日寇认识了什么是中国人，八年，一颗颗曾经凶残的头颅在中国人面前低下了。
抗战，教会了中国人怎样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抗战，让世界对中国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抗战军兴，中国人在孤军奋战，通向世界的各个通道都被掐断了，唯有大西北的万里驿路成为一条救命的输血管，来自苏联的援华物资成为抗战初期中国军队不可或缺的后勤保障。以我中华之辽阔，成千上万辆汽车并排行驶也绰绰有余，可通往苏联的道路必须由兰州黄河铁桥一力承担，一时，全世界无数双关心中国的眼睛都投向了这座由外国工程师设计的、建于大清灭亡前夕的万里黄河第一桥，似乎只要桥在，中国人还能坚持一阵，桥垮了，中国离垮也不远了。
三个月过去了，日寇战争狂人夸下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海口成为对自己的讽刺，平型关、淞沪、台儿庄，几番较量下来，三个月只是一个自己给自己讲的笑话。他们发现，还有一条输血管在向中国源源不断地输着血。彻底困死中国人！战争狂人又一次狂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寇的飞机便开始空袭兰州。也就在当月，甘肃省会防空司令部也成立了，地点设在五泉山。时任甘肃省代理主席的贺耀祖兼任司令，新一军军长邓宝珊、第十八军军长孔会恂兼任副司令，第一九一师师长杨德亮兼任参谋长。不久，由于人事变动，改由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兼任甘肃省会防空司令。朱绍良上任后，因其地位特殊，筹拨了大批资金投入兰州防空建设，为方便于疏散人员，增辟城门八个；在郊区修防空洞壕数百处；在兰州以东数百里外的华家岭设高空监测站，尽早报告日机动态。到了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中国空军又在兰州设立了空军第四路司令部，由张有谷司令统一指挥保卫兰州领空作战。司令部下辖轰炸机第八大队，驱逐机第六队、第十七队、第二十五队；还有苏联援华空军一个大队。
在抗战初期，很多抗日战场都活跃着苏联空军的身影，尤其在武汉会战中，苏联空军在中国一战成名，苏联人一时成为中国军民心目中的空中保护神。苏联援华物资能否安全运抵兰州并转运各抗日战场，苏联空军能否顺利参战，兰州成为生死线，因为，苏联飞机通过漫长的空中之旅，必须依靠位于正中间的兰州基地的修整，才可飞往抗日前线。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十月二十五日，苏联第一批援华轰炸机飞抵兰州。那一天丽日高照，九只巨大的铁鸟在地上洒出九片黑影，被日机骚扰过多次的兰州人听见飞机的轰鸣声，不再惊慌，而是冲出屋子，向空中纵情欢呼。九架飞机上的九颗巨大的红五星在阳光的照射下光耀九天。九架轰炸机在空中盘旋几圈，向兰州人致意毕，发出惊天动地的嘶鸣，缓缓降落。
一批又一批，轰炸机，战斗机，驱逐机，一批苏联战机加盟兰州。至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七日，已有五十多架苏联战机落户兰州，志愿参战的苏联空勤人员达一百五十多人。不仅如此，兰州还成为中国空军重要的训练基地之一，一批批中国空军飞行员在这里接受训练后飞往各抗日战场。
中国军民在兰州布下了天罗地网。
独有英雄驱虎豹
抗战时期，中国有两座桥注定要载入抗战史册，早期为兰州黄河铁桥，后期为滇缅路怒江上的通惠桥，通惠桥曾被日军炸断过，而黄河铁桥则一直巍然横跨于黄河激流之上，把苏联与中国的抗日战场连接在一起。诺大中华，一时几乎是命悬一线，日寇处心积虑要掐断它，中苏健儿壮志凌云要让它畅通无阻。
一场生死较量在兰州的天空展开。
日寇离中国西部最近的机场在山西运城。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十一月五日下午三时，日机第一次轰炸兰州。七架敌机绕行兰州西南部入城，因中苏空军正处在创建期，许多防空设施还未设置就绪，无法对全城市民发布防空警报。日机进城了，轰鸣声震碎了兰州的上空。但他们再也不敢像一年前羽田嘉郎那几个狂徒那样，把兰州当成来去自由的空中游乐场了。日机在兰州上空盘旋了一会儿，也许是找不着目标，又飞往拱星墩空军机场，投下几枚炸弹，匆匆返航。
十二月四日中午，日机又来了，这次是十一架。这次与上次不一样了，日机一进入兰州上空，全城警报声大作，中苏空军立即起飞迎敌。日机见势不妙，在东郊机场一带匆忙投下九枚炸弹逃走。
十二月六日，又来了七架日机，这次不等敌机进城，中苏空军火速起飞迎敌，将其拦截于榆中甘草店上空，迫其逃走。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春，抗日正面战场激战正酣，中国数十万军队在徐州一带与日寇展开规模空前的大会战，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粉碎了日寇合围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日军为了断绝中国一切外援，对兰州的轰炸也大幅升级。一月二十一日出动五架，二月二十日出动十八架，二月二十三日出动三十六架，频频袭击兰州机场等重要目标。中苏空军没有在敌机的疯狂面前缩手，该出手时就出手，或将其拦截于城外，或迫使其匆忙投弹无法击中目标，很多次，日机在慌忙中，把炸弹撂在了郊外的荒滩里，除了掀起一堆堆枯枝烂叶，什么也没炸着。
到了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日寇虽占领了中国大部分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但退居重庆的民国政府还在坚持抗战，广大的山区、农村仍在中国军队手中，国民党军队虽损失巨大，但主力犹在，而华北敌后的八路军正在发展壮大，广泛的敌后游击战让入侵者疲于奔命。日寇为了迫降蒋介石政府，消灭八路军，制定了所谓的“第一次大规模内陆攻势”作战计划，企图一举彻底打垮中国军队，而要实现这个战略企图，必须瘫痪兰州交通线，彻底隔断中国外援。而此时的兰州，防空能力又得到很大加强，全城四百多口报警钟，在防空司令部拉响防空汽笛后同时在五泉山、四墩坪、广武门城墙、省政府门前、白塔山等响起，兰州所有的制高点，几乎都安置了防空设施，防空部队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好迎敌准备，市民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疏散隐蔽。
真正考验兰州防空能力的日子无情地来到了。
二月十二日，兰州人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准备过年，这时，全城警报声响成一片，各制高点的红灯一齐亮了，人们撂下手中的活儿，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急忙往各种防空设施里躲避。一会儿，只见五十四架涂着膏药旗的日机飞临兰州上空，大好的晴天一时阴云翻滚。中苏防空部队一齐开火，日机在兰州和靖远共投弹九十余枚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