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拿破仑的口授，跟随他多年的首席秘书凡男爵却有一套办法。拿破仑口述时，有时含混不清地自言自语，有时又前言不搭后语地断断续续，杂乱无章。对此，凡男爵的办法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听多少记多少，恰当地留下空白，以跟上说话人的思路，一俟口授中途停止或最后结束，就赶紧整理残缺不全的草稿，绞尽脑汁地反复琢磨皇帝话语的含意，填补空白，组合句子。整理完毕，便交给拿破仑。
此时，他若抖抖纸张，签上名字，把文件往凡男爵的桌子上一扔，说一声“发出去！”那么，口授记录工作便算是大功告成了。
更令秘书叫苦不堪的，是拿破仑那非凡的精力，那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有一次拿破仑想在枫丹白露筹建一所学校，曾一口气口授了共计517项条款的详细计划。平时，拿破仑习惯于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而在每次战役期间，他白天忙个不停地处理军政大事，晚上稍稍休息一会儿，待到凌晨一两点钟，便起床阅读战报和情报，思考问题，并立即就当天的军事行动做出决定。据史载，1806年秋对普鲁士作战期间。有一天，拿破仑除了外事活动外，竟连续口述了102项命令和指示。
拿破仑如此工作，当然忙坏了他身边的秘书们。作为秘书，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他们都必须随时恭候在桌边，等待命令，工作之辛苦是可想而知的。有时累得精疲力竭，即使累得连眼皮都睁不开，也得打起精神支撑住，小心翼翼地干，因为他们深知拿破仑的脾性。一天晚上——那是一场鏖战之后——凡男爵干完活，两眼睡意朦胧，一钻进帐篷就倒下睡着了，自以为躺在行李袋上。醒后才知道，晚上枕的软绵绵的东西，竟是刚刚死去的一具尸体。
有一天，拿破仑的情绪很好，高兴地捏捏秘书的耳朵，对他说：“你也会永垂不朽的。”的确，拿破仑说得不错，那些和他一起生活工作过的人，后来很多都由于他的缘故而名垂青史。当拿破仑的秘书实在是一项可怕的差使，荣誉虽高，但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并且能够干到底的。
尼克松的私人档案
美国国家档案局最近公开一批尼克松担任总统时期白宫储存的档案。这批档案一问世，就颇受瞩目，因为它是尼克松因水门案下台前二年所做的特别档案”，尼克松为了想私人保有这份档案，曾和法院搞争了10余年，直到去年才放弃，而由档案局收归国有。
这份档案的特别之外在于，档里所存的文件不是一般的公文，而是尼克松在白宫给他僚属、阁员、甚至家人的备忘录，其中讨论的事项无奇不有、无所不包，甚为有趣，因此特别选择了精彩部分给读者。
1969年1月25日致：尼克松夫人总统的卧房里急需一个床头柜，上面要有一部电话和二台录音机，一台录下总统对当前大事的指示，另一台录他目前仍不想形诸于笔墨的公文摘要。此外，他需要一张可以晚上工作的大桌子，现在卧房里的那张太小，脚没办法放进去。
1969年2月17日致：罗丝·玛丽·伍德（秘书）我在选举日获得的派克钢笔非常用，我想再要一支完全一样的备用。你能帮我查查看，想办法买吗？
1969年6月16日致：约翰·厄立事曼（国内事务助理）我急需在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前，得到一份参加者名单。我想先请对我们没有敌意的新闻人员发问，不想老叫那些企图令我们上钩的人。齐格勒（新闻秘书）和克莱恩（联络主任）不会同意我的作法，我不希望你和他们商量。这是我的决定，我要付诸实现。我所需要的资料，是参加记者招待会的人名，我得知道哪些人想要扳倒我们，哪些人立场中立，哪些人是朋友。1969年7月9日致：雷克·史考顿（总招待）我不喜欢不论客人是谁，都先侍候总统的传统。因此我订下新规则，希望你们遵守。
1．宴会只有男性参加，没有主客时，先侍候总统。
2．男性餐会中，有主客，主客先，总统第二。
3．男女混合晚宴，没主客，先侍候总统夫人。
4．男女混合晚宴，有主客，主客太太和尼克松夫人一起先侍候，其次是我和主客。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场合，就是男女混合晚宴，有主客，主客没带太太的时候，先侍候尼克松夫人和我的指定女伴，再侍候我和主客。
这些规定，从今以后切实遵守。
1970年1月9日致：法兰克·莎士比亚（新闻总署主任）我们的部分大使馆里有骇人的现代画是怎么回事？我了解我们不能查禁这东西，但是我希望能有一份拥有那些坏画的大使馆名单。
我不在乎喜欢现代画的大使说他在其他方面的工作表现不错，我只是不希望我们驻外大使馆不能代表国家。
1970年4月6日致：海德曼我希望不要声张地检查一下内阁室的椅子，绝对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我直觉地认为这些椅子，也许是形状的关系，坐起来非常不舒服。至少我坐的椅子使我的脚不能完全伸进桌子下，而且在开了一个小时以上的会以后，坐起来非常僵硬难过。
我知道换椅子要花一笔钱，但是这个房间里，用很多得重要的政策要制定。而且如果坐过这些椅子的人和我感觉相同，我们就必须赶快静悄悄地解决这件事。我强调“静悄悄”，因为我不希望给新闻界有作文章的机会。
1971年6月15日致：海德曼对于《纽约时报》不负责任的故意泄露机密文件，罔顾国家利益，我决心在白宫里采取行动，对付这类事情。
除非有进一步指示，任何和白宫有关系的人员，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未得我允许，都不可以接受《纽约时报》访问。当然，我希望你不要向他们亮出这份备忘录，只要口头强制他们执行。
基于国家利益，我做了这个决定，这个决定除非我自己提起，否则不可以成为申诉或深入讨论的问题。
1971年7月19日致：基辛格（国务卿，此时正筹划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大陆事）你和新闻界讨论时，可以谈些令他们印象深刻的话题，如尼克松对于他和周恩来的会谈已做了充分的准备，还有如何出乎意料的，他和周恩来的性格、背景有很多相似之处。我列了几条你能够加以强调的：
1．坚强的信念。
2．在逆境中崛起。
3．在危机中，力保不坠。冷静，不动摇。
4．坚毅且大胆的领袖。必要时，敢于冒险。
5．眼光远大，不急功近利，注意长期政策。
6．思考方式富哲学意味。
7．从不照本宣科。
8．了解、旅行、研究过亚洲。
你可以指出大部分尼克松拥有的特点，你在周恩来身上也曾经见到。不过，如果你能够从描述周恩来性格着手，再引出和他相似的尼克松，是更巧妙的方法。
1972年5月18日致：海德曼有一个特别需要清理的部门是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官僚机构，里面充斥了和我们以及联邦调查局不同的长春藤联盟和乔治城大学的毕业生。
我希望立刻研究总统能够调得动多少中情局人员，如果可能，马上裁掉一半管理阶层人员。
再招募时，我要你免掉长春藤大学和反对我们越战的大学的毕业生。我们这样做的理由是长春藤毕业生比起其他大学占的百分比太高了。
1972年7月24日致：翠西亚和茱莉（尼克松女儿）我想到你们可能经常被问起这些年来和政治事件有关的一些轶事……。
私人方面，你们可以提到我在圣诞晚会上，不看谱就能够弹钢琴，而你们在一旁合唱……你们可以说这些事情没有公诸于世，但是你们觉得非常温馨感人。你们还可以指出，当你们举办生日宴会时，我时常演奏一曲《生日快乐》。
另外的私生活话题，可以说我在白宫吃晚饭时，常在饭前打电话给生病的、选举失利的、没有获得升迁的人，或者失去小孩的母亲。
世界上最年轻的画家——毕加索
伟大的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死的时候是91岁。也许你要奇怪，为什么我们要把他叫做“世界上最年轻的画家”呢？这是因为在90岁高龄时，他拿起颜色和画笔开始画一幅新的画时，对世界上的事物好像还是第一次看到一样。
年轻人总是在探索新鲜事物，探索解决新问题的方法。他们热心于试验，欢迎新鲜事物。他们不安于现状，朝气勃勃，从不满足。
老年人总是怕变化，他们知道自己什么最拿手，宁愿把过去的成功之道如法炮制，也不冒失败的风险。
毕加索90岁时，仍然像年轻人一样生活着。不安于现状，寻找新的思路和用新的表现手法来运用他的艺术材料。
大多数画家在创造了一种适合于自己的绘画风格后，就不再改变了，特别是当他们的作品受到人们的欣赏时更是这样。随着艺术家的年岁增长，他们的绘画虽然也在变，可是变化不会很大了。而毕加索却像一位终生没有找到他的特殊艺术风格的画家，千方百计寻找完美的手法来表达他那不平静的心灵。
他身上首先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那双睁大了的眼睛的眼神。美国著名女作家格屈露德·斯特安在毕加索还年轻时就曾提到他那双如饥似渴的眼神，我们现在也可以从毕加索的画像中看到这个眼神。毕加索在1906年给斯特安画了一张像，他是通过自己的记忆画了她的脸的。看过这张画的人对毕加索说：这不像斯特安小姐本人。毕加索总是回答说：太遗憾了，斯特安小姐必须设法使自己长得跟这张画一样才行呢。但是30年之后，斯特安说，在她的画像中，只有毕加索给她画的那张，才把她的真正神貌画出来了。毕加索作画，不仅仅用眼睛，而且用思想。
毕加索的画，有些色彩丰富、柔和、非常美丽，有些用黑色勾画出鲜明的轮廓，显得难看、凶狠、古怪，但是这些画启发我们的想象力，使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更深刻。面对这些画，我们不禁要问，毕加索看到了什么，使他画出这样的画来？我们开始观察在这些画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毕加索一生创作了成千上万种风格不同的画，有时他画事物的本来面貌，有时他似乎把所画的事物掰成一块块的，并把碎片向你脸上扔来。他要求着一种权力，不仅把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表现出来，而且把我们的思想所感受到的也表现出来。
他一生始终抱着对世界十分好奇的心情，就像年轻时一样。
假如你喜欢欣赏画，不妨找些毕加索的画册，看看从他的画中你能得到什么启示。
金融巨鳄索罗斯
1944年，欧洲各地的犹太社区大多已被纳粹扫平，乔治·索罗斯一家躲在布达佩斯的地窖之中，他们持有非犹太人的假身份证明。索罗斯称，1944年是他生活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从生死危难中学会了生存的技巧，这其中的两条经验对他此后的投机生涯很有帮助，第一是不要害怕冒险，第二是冒险时不要押上全部家当。
1956年，26岁的索罗斯结束了他在伦敦一家银行的工作，揣着5000美元来到了美国的华尔街。他先后做过套利交易员和金融分析师。1969年，索罗斯与杰姆·罗杰斯合伙以25万美元起家创立了“双鹰基金”，专门经营证券的投资与管理。1979年，他把“双鹰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以纪念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海森伯发现了量子物理中的“测不准原理”，而索罗斯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就是“测不准”。这位曾苦苦研读哲学、想当个大知识分子的商人认为在金融市场中毫无理性可言。
70年代后期，索罗斯的基金操作得十分出色。他说：“我和基金融为一体，它因我而生，我和它生活在一起，睡在一起，它是我的情妇。”有了这样的情人，索罗斯的婚姻自然就出现了裂痕。1978年，他与妻子分居，与孩子的关系也日趋冷淡。
1980年，他最初的合伙人杰姆·罗杰斯离开了“量子基金”，骑着摩托车去周游世界。他带走了公司20％的股份，价值1400万美元。索罗斯80％的股份价值为5600万美元。索罗斯由此创立了他的第一家慈善基金会。
索罗斯对英镑的狙击成为国际金融投机领域的传奇。9月15日下午5时许，索罗斯坐在曼哈顿中区一栋俯瞰中央公园的摩天大楼的33层办公室里，他在一周之内调动了100亿美元，赌英镑下跌。他的专用办公室外是员工办公室，那里贴着一幅用计算机打出来的条幅：“我生而贫穷，但不会穷死。”
9月16日，英国金融界将之称为“黑色星期三”，财务大臣拉蒙特在一天内两次宣布提高利率。但对索罗斯来说，那个星期三是阳光明媚的。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杜肯米勒打电话叫醒了睡梦中的索罗斯：“乔治，你刚赚了9.58亿美元。”后来表明，索罗斯在那个“黑色星期三”开始发生的种种事情中赚得将近20亿美元，其中10亿来自英镑，另有10亿来自意大利里拉的动荡和东京股票市场。整个市场卖出英镑的投机行为击败了英格兰银行，索罗斯是其中一股较大的力量。
80年代后期，索罗斯试图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面以讨论一项援助苏联的计划。他将这个设想中的计划命名为“撒切尔计划”。遗憾的是，撒切尔夫人直到下台之后才与索罗斯通过一次电话。1989年，索罗斯又想与美国总统布什谈一谈应付苏联的新策略，虽然他要见一见戈尔巴乔夫的想法未能如愿，索罗斯还是用1亿美元建立了国际科学基金会来向俄罗斯的科学家们提供帮助，使3万多名科学家每人能拿到500美元的救助。索罗斯资助欧洲的行为赢得了“一人马歇尔计划”的赞誉。
索罗斯曾把他的投资理论写成一本书，那本书有一个诱人的名字叫《金融炼金术》。他在书中阐述了他关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对射理论”和“盛衰理论”。简而言之，他认为参与市场者的知觉已影响了他们参与的市场，市场的动向又影响他们的知觉，因此他们无法得到关于市场的完整的知识。但市场有自我强化的本领，繁盛之中有衰落的前奏。遗憾的是没多少人能说他读懂了那本书，就连一些与索罗斯共事多年的金融专家也称该书不知所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