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一则的真正注脚是前文的：“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君子已经学了一肚子知识，成见太多，要纠正过来太不容易了，你给他讲的任何一句话都可能成为他的教条、他的成见，结果反是被缠缚了，不如无知。“人之生也直”，“野人”反而可以保留一点最本来的东西，虽然他们可能在有些事上和婴儿一样幼稚，但这正是他们的可爱之处。
南先生在此处，仍讲为道德修养，那是他的事。我们的观点，前文已言明，不再和他纠缠。
正如前文所说，孔子对弟子不仅深知，并且敢于直言，弟子对于老师的评价也没有什么反感。
这里真正值得深究的是孔子对颜回的一段话。
孔子批评颜回从不反驳、批评、置疑自己讲的话。这并不是说颜回的虚伪，也不能因此便如南先生说的那样，这只是“孔子之成为圣人，就在这种地方。他的意思是说颜回认为他说的话都对，但真的都对吗？要多加反省……所以一个领导人，最难处是容纳相反的意见。对于相反的意见我们听了以后，把自己的观点推开，就他的意见想一想，也蛮有道理，然后与自己的意见作正反的中和，这种态度是做人处世的高度修养”。
从孔子一句话中能搜刮出如是的做人处世的真理，真是难为南先生了。
且看李卓吾是如何批的：“喜极之语，有似怒恨，今人多如此。”
再看王阳明的解释：“若颜子胸中了然，如何得问难？故圣人亦寂然不动，无所发挥。”
我以为这正是二人的“野”处、质朴处。南先生并没有细细品味孔颜二人的用心，贸然讲出那么一大套理论，实在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关键是不知“野”为何物，只好作道德修养讲。
一个真明了“道”的人，只注目于生命本体，时时皆是“学而时习之”。其道德修养是副产品，是自然流露出来的，绝不会刻意去修养。如果刻意去修养，就会远离了“道”，而被外在的道德所缚。
颜回是真的没有什么可说、可问难的。这种人不会虚伪得只讲歌功颂德的话，也不会故意做作去“问难”。
这也表现出，颜回与孔子相比仍有不足之处。正如他自己所说，孔子的行为对他来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他是极力在追踪孔子的思绪，每回都追上了，但都差半步。在高人面前，初明道之人常常觉得当下好似是懂了，但转瞬又觉未懂，想问也不知从何问起，只好坐下来舔着伤口，慢慢消化。有时需要把多少天、多少年、多少月听来的，综合在一起消化。在这种孜孜以求的状态下，只好自己先算自己的账，一刻也松不得，哪里有心思旁骛。不是真经历过的人，是无法理解这种心理状态的。自以为全明白了的人，才会在这种时候，海阔天空，胡说八道，逞一时的口舌之能，以欺蒙愚妇愚民为能事。这样的君子最好不要去当，莫过是一团浮躁。
正因为颜回知孔子之“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孔子也知颜回到了真正的得力处，若再跃一级，便坐穿了牢底。这便有了下面的对话：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
曰：子在，回何敢死？
孔子在匡地逃难，颜回没有跟上，后来好不容易赶上来了，孔子惊喜地说：“我以为你（蒙难）死了呢！”颜回回答：“老师还活着，我怎么敢死？”
李卓吾在颜回的话后面批曰：“生死在手”，又批曰：“（此话）谁人说得出？”
后人能说颜回这样的话的，还是大有人在，不过大半是虚言套语，颜回则是出于真情。李卓吾在此批曰“生死在手”，这不仅是过誉了，且是套了佛家的观念，起码颜回尚未到此境界。儒家如果到了这个境界，《论语》这部书便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个问题便与本书的主题无关，且不多说，待他日解《道德经》时再说。
颜回说这番话的实际含义应是：我还未学到家呢！我这一生只见到你一位明道的，我这一生一定要把你的东西学到手，你还在，我怎么会死呢？
儒家弟子到这里便基本是走到头了，再往后的事，与儒家关系便不大了。如果儒家把下面的事都解决了，就不会执着于“有为法”了。
李卓吾在此条下继续批曰道：“毕竟子在回又死了，何故？何故？”
这是要历史来回答的问题，在历史没有完全回答之前，已经有不少人意识到生命本是不生不死的，但那需要极大的心量，尤其要看破肉壳子的虚幻性。在人类历史上，要人人都能意识到，人的肉身莫过是生命的载体，仅凭个别人的开悟，乃至实证，都是不足以说服人的。
在东方的文化历史中，确实存在着某些人可以控制转世的事例。这些事例在很长时间里被人们神化了。正是由于这种神化，把大量的人引入了迷恋“修行”的死路，使东方文化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有某些个别人可以控制转世，这和“灵魂说”无关，表面上看是“修行”的作用，但这是个严重的错觉。这不过是“宇宙—生命”系统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里，通过某些个别人，向人们显示了一下生命的奥秘。这说明生命与肉体人的确不可画一个绝对的等号。既然有这个“偶然”，这个偶然后面必隐藏着“必然”。既然是必然，生命总有一天会令它的真实面目大白于世，只是社会历史还没有达到这一步，这种“生命观”早晚是会主宰人类社会的。这只能依赖历史的进步、科技的发展。
人们可能不相信这种推断，我讲两个事实来证明我们的观念，在宇宙中还没有“生命”的个体出现之时，有关生命的一切因缘条件、一切因素，包括有机生命体和生命的本来面目的“知”、“明德”的全部因缘条件、全部因素肯定是存在于宇宙中的，不然不会无中生有。只是由于因缘不熟，有机体还不成为有机体，“知”还不成其为“知”。以我们今人的观念，尤其是以西方现代派人文哲学的观念，人出现在地球上，只是一个偶然，但任何人都不能否定，这“偶然”的背后，必有“必然”在。宇宙中能出现“知”、“明德”，就必然出现“明明德”，即自己认识自己。今天的人类虽然获得了伟大的进步，但我们这世界并不安宁，社会生活中的污泥浊水不去说它，不值一提，就以宇宙本身来说，我们还无法断定，在哪一个早上“生命”——“明德”可能全军覆没，会不会再出现一个冰河期，使“知”再变成“隐在”状态。既然“宇宙”与“生命”是共在的，生命就不应该泯灭，“明德”早晚有一天要使自己从宇宙中解放出来。东方文化真正关心的就是这一件事。东方文化的三大家，尤其是释道两家坚定地认为，“明德”绝不会再泯灭了。
南先生不明白这一点，也没有这么大的心量，总在社会问题上绕圈子，绕来绕去便绕到个人修养与道德上了。对于关系到宇宙中“明德”会不会泯灭这样的大问题来说，具体的个人修养、东西方文化谁是谁非，又算得了什么？
西方现代派哲学家，如萨特、海德格尔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的结论是“无奈、无奈，无限的无奈”，最后堕入悲观主义。
东方文化是充满积极精神的唯物主义。
我们再举第二个例子，在原始人那里，在我们中国人乃至世界人类的历史上，人类无不幻想自己的感官，眼耳鼻舌身意无限延长。历史上曾有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他心通、宿命通的说法，佛学还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之说。千百年来，东方也好，西方也好，不知有多少人希望达到这种水平。有的人走了修炼的路子，希望自己成为神，现代叫特异功能；有的走了幻想的路子，这便是神话、童话作品产生的原因；还有的人成了神经病和巫婆神汉。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说明别的，只说明：第一，生命确有此特点；第二，这个特点必在历史的进步过程中成为一切生命个体的特点。人们如果不囿于成见，今日人类的一切文明是不是直指这个方向？天耳、天眼、神足，乃至他心通，怕已经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由于信息科学与生命科学的发展，生命恐怕不会只局限于有机体一种载体了，它可以是有机，也可以是无机，也可以是介乎于有机无机之间。其实，自人类产生的那一天，生命便已经突破了有机存在，向着无机、有机无机之间的状态发展。只是人们僵化地认为只有肉体才是生命，所以不知整个人化了的自然，全是生命的载体。人们总是把自己的肉体与自己创造的工具与社会文化分成两截。西方文化中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马克思，提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样一个伟大的命题。生命本身无形无相，它依万物之相为相为形，人是它的载体，人化了的自然也是它的载体。“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便是“生命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社会、自然全是生命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人，只有当人不再局限于生命只是人自身的肉体时，才能真正获得解放，但这并不是仅凭个人的意识就能解决的，必须借助历史的进步，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才可以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