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 而食诸？
这一段南先生讲得很好。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我国历史上极受争议的一段语录。这段语录的本意南先生解得好，比宋儒讲得好，好在没有把君、臣、父、子的概念固定化。
孔子这段话如果用我们现代人的语言翻译过来，应该是这样的：
“部长就应该干好部长的事，干不好就下岗。”
“厅长就应该干好厅长的事，干不好就下岗。”
“父亲应该干好父亲的事，干不好不受尊敬。”
“儿子应该干好儿子该干的事，干不好要自我悔过。”
孔子时代，孔子能如此说，实在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因为那是封建领主时代呀！到了我们今天的时代，就要用体制、机制来确保这个观点的实行。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时代，这一条做不好，国会灭，时会乱，这是不容置疑的。
南先生不是讲“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吗？一个人生下来，他的基本社会地位肯定是相对确定的，但这个地位是可以改变的，也是可以超越的。
这个改变与超越取决于你对“明德”的认识，对“自我”的认知。
迷于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变成一种观念，在瞬息万变的意识活动中，总是被既成的观念所欺骗，以为这种观念是“天意”、“天理”，等待你的只能是客观现实的惩罚。即便有某一个人可以避免惩罚，也会导致“明德”整体的模糊。
真正的超越，只能是既确认自己的社会存在，但又不被其所迷，不使其成为固定的观念。做任何事不是用这种社会存在确定了的观念来抉择，而是面对客观事实不欺骗自己。一句话：
我也不是我。
我是部长，但“部长”只是“生命本质力量”的一种特殊显现方式，而不是我。
我是厅长，但“厅长”只是“生命本质力量”的一种特殊显现方式，而不是我。
我是父亲，但“父亲”只是“生命本质力量”的一种特殊显现方式，而不是我。
我是女人，但“女人”只是“生命本质力量”的一种特殊显现方式，而不是我。
总之，在具体事件中，永远不被既成的一切观念所欺骗。
这里顺便提一句，南老说美国的政治是以“君主独裁为基础的”民主形态，但是南老认为中国古代的言官制度才是真民主，便是无分析的瞎说了。
中国的历史不管怎么说也是封建独裁的历史，但这种独裁完全不同于西方式的独裁，而是以农耕文明为主的村社文化的农业家长制的升华，在温馨的面纱下，要把一切子孙全变成“羔羊”式的后代，这对人的残害不亚于美国的现行制度。
在我们这个时代，奢谈哪一种制度更民主，实在是可笑的。须知，这个时代，人类还不明白自己是“谁”，做什么“主”？即便一个社会貌似民主，不去干涉人们的行为，人们自身也会用各种各样的观念欺骗自己。人类虽然可以不做别人的奴隶，但仍是自己头脑中各种观念的奴隶。人类一天不懂得“决不欺骗自己”的道理，不这样身体力行，不真正实事求是，“民主”永远是一句超级废话。
关于表现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某种“民主”现象，完全是由于东方文化三大家窥透了现象界的假象，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后人在一定程度上照搬了三大圣哲的东西，生吞活剥地用了一点点。例如中国的“士”阶层的“敬天保民”、“为民请命”、“替天行道”，不把皇帝看成宗教式的偶像等等，都说明中国的“士”不同于日本的“士”及西方中世纪的“士”。“士”毕竟还是“士”，完全不同于今日世界的“白领”阶层。
“士”与当权者的关系从“清客门人”到被雇佣，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个人意识上的“清高”是不稳固的，只有当社会整体形成社会机制，“白领”才能相对独立。
一切依赖历史的进步。
南先生的书是二十世纪中叶的作品，他还没有见到今天——网络时代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异，如果他了解网络，不知又该如何说了。
抱着传统理念翻跟头不是东方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