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
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莫错解“德”字
从颜渊第十二至此，《论语》的编排是很讲究的。从“克己复礼”的纲往下推，依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一节一又一节细细推下，是希望给后人一层又一层的启示。这种做法正体现了儒家强调“有为法”的精神，但这样做的一大弊端是，言行说得太细了，容易使学习者忘了根本。事实上，后世曲解孔子，正是由于《论语》是语录体的，同样一句话怎么解释都行，最后是越解越离根本。
儒家经典最易歪曲成道德训条，而佛家经典则最易歪曲成神话迷信。我劝诸君在读东方文化的原典时，参考一点现代哲学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作品，以扩大眼界，同时还要多结合自己的最平凡的生活实际想一想，不要过高推赞古人，似乎他们都是神，好似他们的言行是只有神才能达到的。记住，他们都是最普通不过的平常人。
读东方文化原典，必本着一颗平常心。
你看孔子讲的“仁”、“德”这些概念多么玄妙啊！
国家有道之时，贪俸禄是错的；国家无道时，贪俸禄也是错的。那什么是对的呢？只好去隐居了。南先生便是这样讲的。这么说来，孔子的“有为法”的核心，便和《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背离了？那如果是当了皇帝又该如何？也去退隐吗？人人都退隐，这个国家该由什么人来管呢？
“克、伐、怨、欲”全都没有的人也不能算是“仁者”，那什么人才能算是“仁者”呢？南先生在此解释说：“由此可知孔子所称的仁，中国文化所标榜的仁的道体，就像道家、佛家的‘得道’那样，不可知，不可测，是非常高，不可思议的一种境界。”
正是由于此，“道”被神化了，“仁”被神化了，“佛”被神化了，“德”之一字也被神化了。这些概念的内容被神化到了所有的人都无法达到的地步，但又非想达到不可，这就为“假道学”、“伪君子”留下了通道。许多人就是在这种完全不自觉的情况下，成为伪君子的。
其实，孔子所说的“德”、“仁”这些概念是非常平实的概念。第一，一定要离了相、破了相说话。第二，回归自心，只要做到了不自欺、不自谦，就是还了生命本质力量的原来面目。千万不要神化生命的本质力量。你虽然找不到它，但你感官所触之处无非是它，真善美是它，假恶丑也是它。舍了它，在与不在，有与没有，都是不可讨论的，也就是说不要以为只有人间称为高尚美好的东西才是它。越是神化，越是玄化，越是找不到生命的本质力量。
什么是“仁”？正是生命的本质力量使众生成为生命、成为“生”之物，所以它是“仁”。
什么是“道”？正是生命的本质力量从隐在到显在，直达到大放光明的过程。
什么是“佛”？正是生命的本质力量，明白人，明白一切，最后明白（即觉悟）生命本质力量自己的存在，并令一切众生明白你就是生命本质力量的化身，你就是“佛”。
什么是“德”？一切令众生“明”（觉悟），令众生“明”自己的一切莫过是“德”，越“明”越有“德”，越明越是“德”的一切行为都是“德”。并非人间所谓的“道德”才是德，非道德、亚道德、准道德全是“德”。一句话，生命本质力量从隐在到显在，从显在到大光明所表现的一切无非是德。“明”便是德之母。
《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善”便是“德”，生命本质力量所了知的一切无非是“德”，因为它本身就是“至善”，可惜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德”也就不是德了。本来，识与不识，它都是德，只因你不识，对于你，它不是德，你也就无德可言。凡在表面现象上追求的，哪怕是人们称之为真善美的东西，也不是德，而是德之幻。
仅仅只是“怀居”者，无德，所以不是士。
有德者必是审时度势者，但也必是“质直好义”者，所以邦有道时，危言危行；邦无道时，危行言逊。
真正的德者，必知德之从来，而有言。有言者，未必知德之从来，所以说无德。仁者无所惧，因为一切无非至善，无非亲民，何惧之有？勇者不知勇之所以然，匹夫之义气耳。羿、有勇，但不知亲民，不知勇是至善所赐，匹夫耳。禹、稷虽未必知“仁”，但竭力亲民，所以是“仁”是“德”。南宫不以一孔之见观人，见亲民之人便赞，正是其“尚德”之处。
君子不仁，此“仁”乃表象之仁，君子不断杀戮，但未必是不仁。周武王伐纣正是以“不仁”显示“仁”。小人生活于幻象之中，认贼为父，认假为真，即便如朱熹之“仁”，也是“伪善”、“假道学”。
“爱之，能勿劳乎”一节今人解为“真爱一个人，如爱自己的孩子，不能溺爱，太宠爱了就害了他。”（见南怀瑾《论语别裁》647页）这种解法实是太随意了。孔子在这段话中的代词“之”、“焉”是有区别的，“之”是他，“焉”是我。这是极深刻的一段孔子自己的独白，对于“明明德”没有切身体验的人是很难一下明白的，仅从字面讲，往往会搞得人啼笑皆非。任何一个头脑清晰的人，都不可能将第一个“之”当小孩子讲。对自己所爱的人，却偏要他操劳，这讲得过去吗？南先生无法自圆其说，只好引申出一个“孩子”的比喻，其牵强是明显的。这里的“爱之，能勿劳乎”，其正解正是前文的子路问政，孔子所说的“先之劳之”。而第二句“忠，焉能勿诲乎”的解正在子张问政，子曰“行之以忠”一句。这两段前文已解，不重复。此处孔子错开用了两个不同的代词，实是“毋我”之意。生命，我爱你，所以我要无倦地操劳“你”，这“你”就是自己。正由于此，才有了下文“忠焉，能勿诲乎？”李卓吾解“忠焉”为“自忠”，是极有见地的。正因我爱，所以我自忠，既然自忠，就绝不允许自己骗自己，“我怎么能不揭开自己心头自欺的迷雾呢？”真明了德的人，永远是无倦地“劳”自己的“心”的。
我者非我，非我正是我，这正是孔子提倡的“毋意、毋固、毋必、毋我”的本义。宋理学正是不明白“我”的二重性、矛盾性，没有将生物的“我”与生命的“我”分开，所以才会给人们加上了一道道的道德枷锁，生怕人家做了“坏事”。他们哪里知道真正做好做坏的皆不是我又不离我的道理。于是，“德”之一字便成了套在中国人头上的神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