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从字面上解释这段语录是很容易的。
教授们是这样翻成汉语的：“说话巧妙，脸面好看，仁就少了。”
这一译文的最后一句译得不对，“仁”，无所谓多少。应译成“远离了仁”，似乎更确切一些。
如果不作深入的解释，仅从字面上这么译，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反而少了误解。
麻烦出在专家们，如南先生这样的大师的解释上。南先生是这样讲的：“什么是‘巧言’？现在的是会吹、会盖。孔子说有些人很会盖，讲仁讲义比任何人讲得都头头是道，但却不脚踏实地。‘令色’是态度上好像很认真，但是假的，这些与学问都不相干。‘鲜矣仁’——很少真能做到‘仁’这个学问的境界，因为那是假的。”
不用我们分析，人们一眼便可以看出，南先生的全部讲解，全落在道德圈子里了。好似孔子这段语录，莫过是教育人们，做学问要脚踏实地？！
我们要明白这段话，必须弄明白孔子“仁”这个范畴到底说的是什么。
《吕氏春秋》里说“孔子贵仁”，“仁”在孔子那里不只是简单的道德概念，而是一个深刻的有浓厚东方文化色彩的哲学范畴。东方文化拒绝一切抽象思维，在研究讨论东方文化时，我们轻易不使用“哲学”这个词，怕引起误会。依我们的观点，也可将“仁”称之为孔子的“大学”范畴。“仁”之一字，在《论语》中，出现了一百零几处，可见孔子对“仁”的重视与钟爱。详细论证孔子的“仁”这个范畴的全部含义，必须讲完全部《论语》，否则便可能出偏。
有耐心的读者可以在细细读完本书之后，再看我们讲得对与不对。
关于“仁”这个范畴，简单概括一下：
本体之“仁”，用东方文化的话说，“仁”是“体”。“体”本身是不可说的。只有将体用结合在一起，从用中见体，“体”才是可说的。
依当代一些学者的说法，中国历代经学（国学）史上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一是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学者的看法。董仲舒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复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
这种观点自有其深刻性，但也极易取消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变成了宇宙中可有可无的东西。
这种观点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的以鬼神为中心的生命观的束缚，稍不注意，便可能退回到“自然神论”、“万物有灵”的错误观念上去。
与董仲舒的观点相对立的观念，据说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观念。
荀子曾说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进而有一个叫王充的，把“仁”只看成是个人品质，“忠者，厚也；厚人，仁矣”。这恐怕是中国文人中，对“仁”的最浅薄的认识。
进入宋代，理学家们已经可以将“仁”当做“体”来理解了，他们提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程颢《识仁篇》）程颐则说：“仁者天下之正理。”这些提法都无大错。到了朱熹，则将“克己复礼为仁”解释为“言能克去己私，复乎天理”，视“仁”为孤立独存的“天理”，要人们人为地去“复”天理，这便大错而特错了。
“仁”既然是“体”。在具体的“用”中，不管是“仁”，还是“不仁”，皆当是“仁”，皆是“仁之用”。
上述这些阐释，使我们看到了“仁”的本体的历史运动。汉人没有完全脱离以鬼神为中心的生命观，当然会认为“仁”是至高无上的“天之德”，人只可以模仿、仿效、遵从。到了唐代，以人为中心的生命观得以确立，唐人做梦都是要建立丰功伟业，所以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诸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人自身的作用，与此同时，却又把人天分了家，认为天是自然，不会干预人事。就在这个时候，佛学大行于中国，禅宗大兴于世，这便大大影响了人们对“仁”的体用关系，即“人天关系”的看法。可惜的是，在中国人刚刚真正了解一点人天辩证统一的关系时，中国的现实历史却走了一条下坡路，国力越来越衰弱，国事越来越混乱，这就逼得朱熹这类人，不得不急于用东方文化的一些基本范畴去规范人的行为，当然也就错得一干二净了。
事实上，程颢的观点是对的，对于“仁”，应是“以诚敬存之而已”，不可凭主观愿望，随愿去“用”。随意的用，即像朱熹说的那样去“克去己私，存乎天理”，那就会大错特错。
在今天的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对此更容易理解了，天道与人道，“仁”的“体”与“用”，根本不存在凭人的主观意识人为地去统一的问题，“天人合一”的命题应是“天人本一”，不管你的主观意图合与不合，是否刻意去“克去己私”，都是合于“仁”的，没有不合的。
用我们当代人的话说，“仁”的“体”与“用”，天道与人道是在历史的实践运动中，自然而然统一的。任何人为的统一，只能是割裂“仁”的体与用，割裂天道与人道。
到底该如何“用”？在王阳明那里讲得十分清楚：王阳明讲到“孝”的道理，他认为，自己感到天冷了，就给父母添衣加被；自己感到天热了，就想办法给父母解热。这本身便是“孝”，不要另立一个“孝”字。
孔子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他平日根本不去给弟子们讲抽象的理论概念，“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的后学孟子讲得更清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知了社会民心，也就知了“天心”，也就知了“仁”。
对此说得最清楚的是老子，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过去人们解释老子这段话，都是说老子不主张人们“为学”，因为“为学”会“损道”。其实老子的主张正与此相反，老子就是希望人们不要去“为道”，最好是“损之又损之”，干脆不要去谈“道”，就达到了“无为”。也就说不要去为“道”干什么，这个时候就“无为而无不为了”。也就是说，你只要明白有一个“道”在，有一个本体的“仁”在，就行了，也就是程颢说的：“以诚敬存之而已。”如果用我们的话说，你把什么“道”呀，“仁”呀，“体用”呀，“佛”呀，“菩萨”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忘了更好。明白了，又忘了，又不管了，“道”、“仁”便自然而然突现出来了，“无为而无不为”。近一二百年来，没有什么人再去看重“道”、“仁”这些东西，大家都努力发展科学、经济、政治，也就是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实际局面已经出现了，社会历史反而依“道”依“仁”而大踏步前进了，“无为而无不为”。
当我们把这一切都弄明白之后，再来看孔子所说的“巧言令色鲜矣仁”，其中的道理便自然明白了。不管你是真诚的，还是虚妄的，把“仁”挂在嘴上（巧言），把“仁”落实在行为中（令色），都是“鲜矣仁”。什么是“仁”？我饿了，我要吃，想到我四周的人也要吃；我冷了，想到别的人也会冷。想办法去帮他们一下也是很好的，帮不了也没办法，能做到的尽量做，做不到的，也不刻意去做。当兵的打好仗，种田的多打粮，做工的多生产，上学的读好书。这便已经是“仁”了，不要另找一个“仁”。反回来说，如果现实生活需要我不给某些人以“仁义”，我却强行非给不可，恰恰就不是仁。用我们今日的话说，一切都要以“实事”来求是，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不要在“实事”之外，去立一大堆的标准，什么“仁”，什么“德”，什么“慈悲”，有了这些先入为主的标准，就是“鲜矣仁”，有了这些先入为主的标准，离“仁”便远了。
南先生对这段语录的解释，正好是真正的“鲜矣仁”。读者一查对他的原书，便会明白了。他讲的是：不要巧言令色也就是不要花言巧语，要老老实实。这样的解释，不单是把儒学道德化了，同时也把孔子的观点简单庸俗化了，这本身已是“鲜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