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孝”，是对上辈人而言；“弟”，应作“悌”，是对平辈人而言的。这种亲爱关系应是人类应有的自然属性，孔子的伟大在于他巧妙地利用了人的这种自然属性，来清除鬼神在人们头脑中的统治地位。在孔子那个时代，孝弟，作为一种不可怀疑的伦理原则，被孔子刻意提倡之后，就彻底避免了中国文化岔入到一神尊崇的西方中世纪式的等级社会。孔子将人类的文明推前了一大步。我们今天时代的人，如果不能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孔子之前的中国人的生命观念，便很难体会到孔子的伟大。
正如我们在“前言”中系统讲到的在东方文化的“天人合一”原则中，生命不只是人，但离了人也找不到生命。我们人类已经经历过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人才是生命最完美的载体。以鬼神为中心的生命观，是生命与它的最完美载体的矛盾性的扭曲表现。要走出这个扭曲，必须首先最充分地肯定人。肯定人，就不能不以人的最基本的自然属性为基础。中国的人文主义是这样干的，西方的人文主义也是这样干的。
中国的人文主义强调的是人的自然属性所构成的“关系”，西方人文主义强调的是人的自然属性规定的个体人的“欲望”。“欲望”与“关系”并不是矛盾的东西，之所以二者在历史的发展中，显示出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矛盾性，这正是人类整体历史进步所必须的，也是生命自身充分展示自己所必须的过程。
也就是说，以人为中心的生命观代替鬼神为中心的生命观是历史的必然，根本不需要什么人事先去设计，人类自己也设计不了。生命在展示自己的全部特征（即东方文化所谓的“至善”）之前，必须全面地肯定自己的最完美的载体——“人”。
生命，作为“逝者如斯夫”的生命，有它自己的路，这是不以个体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生命之路。
孔子作为生存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圣人，不过是适应了这个生命历史的必由之路。如果问孔子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那就是他避免使中国岔入一神尊崇的西方中世纪式的等级社会。
如果不像南先生诸人那样把孔子的思想变成铁定的伦理教条的话，孔子精神是会永远放射着人文主义的伟大光芒的。
以农耕为基础的村社文化中，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细胞，不仅只是亲情伦理的具体体现者，而且是独立的生产经营实体。这个实体能否顺利发展，是早期中国社会文明能否发展的关键。这样，以人的自然属性为基础的“孝弟”伦理关系，就是家庭家族关系稳定的秤砣了。只要这个秤砣不毁坏，中国社会就是稳定的。春秋战国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但经济并未因此而受大的影响，战乱只要稍一平复，生产立即就会恢复起来。“孝弟”精神的作用很大，这样的战乱时代，文化反而相对稳定的原因也正在这里。
对农耕为基础的村社文化来说，最致命的未必是诸侯之间的战祸，而是天灾。早期的人类之所以会经历一个漫长的以鬼神为中心的生命观时代，关键是天灾逼的。据说，在今日的柬埔寨，还有“水王”、“火王”这样的巫师，他们广受供养，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只为求他们在水旱灾害到来时一施神通。在中国，这类巫师也是有的，但社会地位极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他们就已是下九流了，这就得感谢孔子对“孝弟”的提倡了。人际伦理代替了鬼神在人们心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而促进了农耕家庭这样的生产实体的稳定和发展，使中国人的农耕技术得以高度发达，中国人终于具备了战胜一般天灾的能力，这又反回来更进一步稳定了农耕家庭的存在。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道理，符合生命观现状的文化观念，一旦形成，对于社会的进步将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这也说明对生命本来面目的认识的无比重要性。孔子只是在充分认清了生命本来面目的情况下，才能清楚地意识到新的生命观产生的必然性，并且形成了自己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实践思想体系。不然，他也会困在鬼神文化的圈子里摆脱不出来。回顾西方文化，为什么十四世纪以前那么落后？他们好容易从鬼神文化中滚出来，又不得不落入一神尊崇的铁板一块的等级社会，怎么也摆脱不了鬼神——上帝的幽灵。一句话，迄今为止，西方社会的文明已经达到了前人无法想象的水平，但他们对生命的认识，对世界前途的把握仍然存在很大的盲目性，甚至至今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高科技发展，正在否定着他们的文明。西方现代派的哲学家虽然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机，但由于他们对生命的本来面目还是不甚了了，所以西方现代派哲学只能是一团焦虑与困惑。
真正要弘扬东方文化，不是用东方文化的传统道德去改造补充西方文化，而是要让西方人也明白生命的本来面目。
稳定与运动
孔子学说的主要内容，虽然大量的是属于稳定中国的农耕经济为基础的村社文化，把它引入进步的人文主义文明，但这绝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他根本的目的，还是希望一切人都能明白他自己已经明白了的生命的本来面目。
他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他曾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正如前文所论证的，他所谓的“仁”，实属于生命本体的范畴，所以他从不轻言哪一个弟子达到了“仁”的境界。
孔子高标“仁”，正说明他是希望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都应该把自己的生命行为和生命的本来面目结合起来思考。
但是，他也知道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他会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他会将人分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这些观点过去曾被不少人批判，其实孔子说的只是现实中随时可见的真实情况。我们不能否定这些我们今人也能看见的事实。至于用阶级斗争的理论硬套孔子，加以所谓的批判，那只是一段笑话。
虽然“明德”、“明心”、“明明德”、“体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孔子仍然坚持“有教无类”。
正因为孔子就是要站在这个高度说话，所以他在确立孝弟为家庭伦理准则时，仍不忘：“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这是孔子为村社文化家庭作出的重要提示，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这对于古代的西方社会来说是不敢想象的。在西方中世纪，知识只是教士与贵族的权利，平民与奴隶是没有学习的权利的。孔子这段语录是指的以“孝弟”为伦理核心的一切家庭，“则以学文”，实是一切人都可以有的权利。虽然由于各个家族的经济环境不一样，不见得真的所有的下层子弟都能“则以学文”，但终是为下层子弟进入上层打开了一个通道。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都会知道，中国广大的农村虽然至今还不是十分富足，但每个家庭的家长只要还有一点点力量都会让自己的子女学文化，实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进入上层社会。这种社会意识的存在便是孔夫子的功劳了。
如果再回忆一下斯汤达的《红与黑》，人们便可了知，于连的悲剧正在于西方社会没有给下层人民留下一条上升通道，最后在西方只能以“革命”的形式来解决上下阶层之间的等级矛盾。在中国却只会出现像《秦香莲》那样的悲剧。陈世美不必为打开上升通道而发愁，却会酿成抛弃糟糠之妻的悲剧。
这一切对今天的人来说，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在二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孔子希望中国每一个家庭的子弟都能“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实在是惊世骇俗的事情。
正如我们在“前言”里所说的那样，儒家为中国文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完全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日本的“士”阶层。这一现象的出现正得益于孔子的这一思想。
孔子在二千五百年前，为什么就会有后他二千年才提出的平等观呢？为什么在二千五百年前就会提出“有教无类”的伟大思想呢？这就不能不感谢东方文化本身了。东方文化对“人”的思考，一开始便超越了人存在的社会表象，不是凭借对一般社会表象的概括来认识人的，而是直捣人的最突出的特点“知”——“明德”，从“知”——“明德”一路杀下去，终于发现了生命的本来面目。孔子正是从这里出发，毫不费力就发现了只有今天人类才能发现的人的基本权利。在生命的本来面目面前，一切必然是平平等等。人作为生命的载体，生命给予每个人的不会多一点，也不会少一点。中国的平等观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和西方的平等观有质的区别，如果孔子不了解生命本质力量的存在，仅凭学识文化，无论如何不可能超越历史，提出二千年后才能提出的观念。
我们已经反复说过，孔子虽然明确认识到人人平等这样的社会原则，但他还是要适应他生存的社会，他不能贸然提出他生存的社会无法接受的东西。如果说孔子有局限性，这正是他不会去超越的局限性。关于这一点在《论语》的后半部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今日的人学孔子，只是要学孔子是怎样认识生命的本来面目的，生命的本来在当前又可能体现为什么样的“生命观”，而不是套用他提出的那些只适用于他那个生存环境的社会道德教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