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何谓之“德”？
对这段语录的解释，南先生没有完全掉在他一再宣扬的“做人的道德”的圈子里，这是值得庆幸的。
一般人理解这段语录，极易用我们今人的语言习惯，把为政以德的“德”解为“道德”、“德性”之类。这便把孔子说得太迂腐了。
毛泽东曾骂宋襄公是蠢猪式的道德，这个故事是人们所熟知的，在与敌人对阵打仗时，还讲什么仁义道德？那不是一头蠢猪又是什么？
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应该说是一位很有德性的皇帝，《明史》对他的“赞”是：“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又道：“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
但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崇祯不得称为有“德”之帝，后人给他的谥号只是“庄烈帝”。
何谓“德”？
《礼记·聘义》是这样讲的：“勇敢强有力者。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用之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义，则顺治。外无敌，内顺治，此之谓盛德。”
《易·系辞传》则更明确地说：“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在儒学中，“德”，本义是“得”。“德”、“得”是不可分离的，但“德”又不只是“得”。当代一些哲学家把“德”的实际含义分为孔子之前与孔子之后两类，认为在孔子手中，“德”已经偏向了“品质”、“品德”之类的道德概念了。这是对孔子学说缺乏深入研究的缘故。
在孔子时代，“德”与“道”已经紧密相连了。何谓“道”？在前文我们已反复说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种“修身”，这种有“道”与无“道”，其最根本的检验在于，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成功与不成功。成功者称之为“德”，不成功者不仅不能称“德”，他那个“道”也是无意义的。东方文化决不能是空谈之“道”。
如果用我们今人的观念去解释，有“德”与无“德”的标准，是要用千百万人的整体的社会历史实践去检验的。关于这一点下文我们会详谈。这里只是告诉大家：东方文化所谓的“德”就是《大学》所说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种“得”才是东方文化所谓的“德”的本义。
真正有“道”者，必有“德”。
许多人读《孟子》读偏了，以为孟轲提倡的“仁治”，就是讲空洞的道德品质。其实，孟子不过是在孔子之后，进一步高扬了“民本主义”。在那个时代，高扬“民本主义”，正是由于社会需要进一步清除以“鬼神”为中心的生命观，进一步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生命观。
“生命观”已走到这个地步，不符合“生命观”的进步，就不可能成功，也就无所谓“有德”。后人不理解孔孟所处的时代，把“民本主义”的“仁”，当做了一成不变的东西，尤其是在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在中国露头的时候，也就是说，社会应从“民本主义”向“民主主义”转化的时候，还要大讲孔孟时代的那个“仁治”，例如清朝的康、雍、乾时代就是如此，那就不能不大大落后于时代了。“康乾盛世”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盛德之世”，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康乾”之时，中国已经开始落后于西方了。
再比如现今的时代，由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尤其是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一般意义的“民主主义”，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东西了（不是说它不对）。有些人还要用民主主义重新包装“儒学”，使之成为“新儒学”，那离东方文化便太远了，根本不懂孔子关于“损益”的道理。老实说，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提醒人们，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式的民主主义，已经受到了潜在的却也是具有根本意义的挑战，世界文明要进入一个新的否定之否定的伟大过程。“为政”者，如果忽略了这个变化，盲从于一般的“民主主义”，是要犯大错误的。
人类现有的生命观，以“人”为中心的“生命观”，本身受到了挑战，围绕这种“生命观”形成的全部文化也必然受到挑战，如何适应一种新的“生命观”，实在是“为政”者的大课题。
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不知道人类即将产生的新的生命观将会具体导致一种什么样的全新的社会观念、社会文化的变化。但在这时，全面回应东方文化三大家关于生命的本来面目的观点，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将会有无法估量的现实意义。
为政者如果这样思考问题，就是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北斗星永居北方，它看似是不动的，但由于它适应了现实的变迁，历史的变化，尤其是新的生命观的变迁，众星必然围绕它的变化而变化。
众星（民心）自然拱北辰（天心），而天心自我民心，民心自我天心。
中国的古人，早把话说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