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江苗族认为鬼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与己类似的人，需要有好吃的东西，听中听的话，要解脱它们带来的烦扰，最好的方法就是将自己平常爱吃的东西供奉一点给它们，如糍粑、肉菜，并和它们用言语进行沟通。以内外、亲疏、善恶为界线，人们将鬼分成好鬼和恶鬼，与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相对应。山江苗族认为“麻阳鬼”最凶，最难对付，这和现实是有一定对应关系的。麻阳人中一部分汉化程度高的苗人（所谓“熟苗”），过去多在生苗区走动经商，对待生苗区的人特别凶残、奸诈，两者之间发生的冲突也就更多。人们生活中的这种体验，折射到宗教中，就产生了最凶恶的“麻阳鬼”。
山江苗族“鬼”意识受汉族影响不大，在于它一直是被隔离和封闭的生苗区，国家力量一直无法进入这些“生苗”地区苗民的日常生活，对苗族民间宗教的干涉几乎付之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生苗区与外界的交往稍微有所加强，但是在宗教思想上交流不多。并且“破四旧”时期，苗区因为没有家谱、族田和庙宇，受到的打击也小。民间各民族间的互动交往，无疑会使“生苗区”苗人接受一些汉族的宗教元素（称为“客教”），但是它所占的比例不大，并且是与本土的宗教信仰并行不悖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苗区的苗族民众根据自己的经验成功地建构了一个民族宗教体系并使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时至今日，这个思想观念体系，只要它生存的土壤没有变化，就会一直延续下去，在人们的日常实践中有所保留。
另一说法是凤凰沱江通向麻阳锦河时，中间有一段河底，暗礁特别多，行舟至此，常常翻船，民间由此说是“麻阳鬼”作祟，非常凶险。
四、山江苗族的“命”观念
在让人充满了惧感的艰难生活境况下和巫蛊文化处境中，“一切都是命，半点不由人”成了山江苗族老一辈人用以解释人生变故的话语。
因为一切都是“命”造成的，因此大家面对一切厄运、劫难乃至死亡时都很从容、坦然甚至于麻木。“天命”思想使人们得到了一种消极性的乐观，增强了人们抵抗忧患的能力。然而，它同时又限制了人们理性精神的苏醒，使得人们在无常的“命”面前失去自我奋斗的勇气和信念。
前面我们已经提出，山江苗族人观念中特别突出的意识是“蛊”、“鬼”与“命”：某人一天或短暂时间内的身体不适，是由于被“蛊婆”放了蛊；某个人看到怪异现象以及短期内个人病痛不顺，人们认为是有“鬼”在作祟；而对于长时段内个人遭遇的好坏和贫富，他们则用“命”来解读。
芮逸夫、凌纯声两位学者搜集的两则《灶神故事》就折射出了苗族人对命的看法。
从前有一家人，家业很富。主人有一个女儿，年已十七八岁。人来说亲，总是嫌人家穷，不肯将女儿许字。女儿因此对父亲说：“万事都由命中注定。如果我有富贵命，即使把我许给叫花子，也不愁穿不愁吃。”父亲生气之余，就答应了女儿的要求，送了她三百两银子和一匹马。女儿在马上时，心中默祝：“这匹马停站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找丈夫。我的命好命丑，全凭这匹马”。祝罢就加上几鞭，那马便开始飞跑。在天色将晚的时候，马走到一个茅草棚门前站住了。这是一家只有母子俩相依为命的贫穷家庭，儿子天天在外烧炭。
该女子要求做这家的媳妇，老婆婆和儿子都怕养不起她，不敢要她。并且说：“今天晚饭就不够你吃的。”于是女子给了这家儿子一锭银子，嘱咐他去买米。这位烧炭人把银子接到手里看，说：“这不是石头么？”将信将疑之余，用它竟然将米买了回来。于是烧炭人告诉这个女子，他烧炭的地方这种石头多得很，晚饭后两人便去了炭窑，挑了好几挑银子回去。
从此两人结为夫妻，买田买地，成了一家富户。
夫妻两人发了财，便做善事，做道场施饭给叫花子及许多穷人吃。其中一个老年叫花子，连续三天都没有排上队讨到吃的，女主人于是便引他进屋，给了他饭吃。没想到一攀谈，这个老叫花竟然就是这个女主人的亲生父亲。原来自从女儿走了以后，家里便一年不如一年；不到十年，竟弄到穷极潦倒的境地，不得已乞讨为生。女儿没有说明相认，在父亲走的时候，送了她父亲一篓粑粑，里面装了三十锭银子，叫他背回家去再吃。他背到半路肚子饥饿，又不喜欢吃那糯米做的粑粑。看到田里耕作的人在吃饭，便将一篓子粑粑换了一顿饭吃。第二天又讨饭讨到了女儿家里。女儿见父亲又来讨饭，问道：“前次我给你的银子难道都用完了，怎么还要讨饭？”父亲听了，悔恨不已，只怨自己命苦，也不说什么，就爬进灶孔里烧死，后来就成为灶王菩萨。
同书中另一则灶神故事的异文与它情节相似，不同的只是主人公变成了一对夫妻。
某村庄有两兄弟，弟名五子大败，家业富足。有一个算命先生很灵验，替村庄上的人算命，一个个都说得分毫不差。
算命先生也给五子大败算命，觉得他是个穷人，不该有这么富足的家业。若要家业持久，就该娶一个有富贵命的妻子来替他保持。那女子名叫五子大奔，算命先生可以替他查访。
五子大败听了，怕将来穷了受苦，只得答应。找到这个贫苦人家出身的女子五子大奔后，他们两个结婚生子，日子和睦美满。但是他们的儿子满月办酒席时，因为岳父岳母家穷困，因此不很热闹。而不久后，五子大败的哥哥家儿子满月摆酒席时，岳父家很富裕，非常热闹。对比之下，五子大败就不喜欢五子大奔了，后来送了妻子一匹马和五百两银子，让她自己离开。
之后故事情节就和上则相同，五子大奔执意要嫁给她的马停下来的那个茅棚家里，那家人母子相依为命，儿子砍柴为生。这个男人不认识银子，看到五子大奔给的银子真买得了米，便告诉她“这种东西，我们屋旁多得很呢！”于是两人一同出去拾取，此后变成了富翁。而五子大败自从休了妻子五子大奔之后，所有金银不翼而飞，家业一天一天地败落下来；不到十年，家业用完，竟做了叫花子。
后来有一回到了前妻五子大奔家讨饭，前妻认出了他，并和他相认，并送给他二十个里面包了银子的粑粑，嘱咐他下一次要引儿子前来。而五子大败肚饿，在路途中将十八个粑粑换了一顿饭吃，留下的两个交给母亲去烧吃时才知道里面包了银子。过了几天，五子大败引着儿子到来，仍坐到灶门前。五子大奔和他说了许多话，五子大败听了，心如刀割，无颜活着，于是爬进灶孔里面烧死。后来五子大败成了灶王菩萨。
山江苗区的大部分老人都能讲述上面这两个故事，不过他们讲述时更突出人的命运，尤其是贫富，都是上天注定，自己无法作主的那个侧面。
我在田野调查期间曾经遇到一件令我一度很不开心的事情，后来随着对苗族人个性的了解，才终于慢慢释然。
那还是我进入田野调查之初，我跟认识的山江人四处托请，让他们及时通知我参加一次苗族婚礼。但是令我诧异的是，阴历2月17日至18日这两天山江举行的一个盛大传统苗族婚礼，却竟然没有人告知我。当时我就在镇上，而且我认识的好几个人都去喝了喜酒，她们也知道我很想去参加婚礼。这是怎么回事？很长一段时间，我琢磨不清楚她们有意向我隐瞒这场婚礼的动机。直到一两个月之后，在和一个苗族姑娘的闲谈中，我才弄明白她们这么做的苦衷。
结婚的新娘是丰妹的堂姐，但是丰妹有许多顾虑，不愿意我参加这场婚礼。如果我与她同去，她担心被人责备，带了陌生人到堂姐的婚礼上去，所以她甚至也不告诉我婚礼的具体日期，以免我直接去找那家人，要求参加他们的婚礼。一头系着姐姐婚后的幸福，一头是朋友的嘱托，确实让她难为了一阵子。然而阻止我参加婚礼其实也不是她的主要目的，她主要是担心别人问我那句话：“是谁告诉你我们这里有女儿要出嫁的呢？”然后我会回答，“丰妹告诉我的”。之后，人家可能就会对她有看法！
后来她告诉我，一般苗族人举行婚礼，尤其是送新娘的那个晚上，是不喜欢外人加入的。新娘和她的闺中好友在由老司挑选的一个时辰举着长明灯踏着月色上路。那个晚上陪伴新娘和她的伴娘走夜路的那盏长明灯一路上一定得一直明亮，不能被风吹熄或出其他的岔子导致灯熄灭，否则人们认为新娘以后的婚姻生活会很不吉利。新娘以后碰到了离婚、家里折财，甚至于生了女儿被夫家嫌弃，第一个反省的环节就是：是不是出嫁的那天晚上长明灯熄灭过？为什么灭了？是不是因为有外人参加，是那个外人给她带来了不祥？如果找到了确实有这么个外人参加过婚礼，那个外人就会成为罪魁祸首，成了所有不满与怨恨的集中发泄口。丰庆担心我成为这样一个外人，连带她也成为别人怨恨的对象，所以不愿意我、更不愿意带着我一起参加这样的婚礼——万一长明灯灭了怎么办？我追问：“没有外人参加，长明灯灭了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会中途回转，改日再举行婚礼，否则的话，就是以后不出什么事情，两方家庭都会有很大的阴影。一旦果真出了什么不顺的事情，人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上天注定的！这就是命！”
不过有意思的是，在田野后期我参加了一次婚礼。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和新娘一起出门走到夫家去的时候，一路上就看到长明灯灭了很多次。
因为先有了前一次被拒绝的经验，我也接受了他们的思考逻辑。写作民族志的过程中，偶尔我会想：那个长明灯灭了好几次，是不是因为有我在场的缘故呢？这对夫妻以后是否会幸福？他们会如愿以偿地得到一个男孩子么？不会离婚么？假设他们将来万一离婚，首先想到的会是“命”的造化，还是怨愤我，因为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带来了坏运气、导致了灯灭，从而导致了他们离婚呢？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冷汗直流。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想去关注和祝福那一对新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从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山江苗族对外界的恐惧——体现在婚礼和仪式中对外人参与的排斥和对不可知力量的恐惧——表现为对命的恐惧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
苗族人对“命”的笃信，还体现在他们的医学观念上。山江苗区的人们认为，一个人的“命”由他生下来的时辰“五行”决定，这个五行同时决定了他的身体状况。每个日子的每个时辰的五行都会和人有相冲或相克的可能性，从而导致身体每个部位先天性的缺陷。同时，后天的时辰能对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有所补益，所以做任何大事情时，山江的苗乡人会找人看日子、看时辰，避凶就吉。
山江人们最常用的几句口头语也体现出人们认为对事件过程和结果无法主宰的一致意见。当一个人的成绩好或者事情得到意外的成功时，人们认为他“若米若典”，“若”是“好”之意，“米”指的是“命”，“典”指“手气”或“点子”。这个词语翻译过来就是“命好”，“手气好”或者“点子好”。一桩生意或者家庭经营得很成功，人们会说这个人“若参斗”，即“兆头好”，或者“若黛表”即“屋场好、风水好”。不拘是“命”、“手气”、“点子”、“兆头”还是“屋场”、“风水”都是外在于自身努力的掌控力量。而这些事情在另外一个文化系统里的人看来，可能主要不在于运气或者命运使然，而在于个体自身为这个成功付出了许多努力。
山江苗族还认为：一个人的命是预先注定的，被操持在各种各样的鬼手中。人们可以改变“命”，但得通过延请算命的人预先知道，并通过仪式与鬼商谈、恳求、满足其愿望而进行禳解，从而“改命”。这就是人为此能做出的主要行动。在对“鬼”的力量及其或为福或为祸的功能这一信仰与人自身的努力这一辨证关系中，毫无疑问前者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人作出的种种努力，本身又表达出一种侥幸心态。
那么，山江苗族在多大范围内，多深程度上信“命”呢？我访谈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前生命定是主要的，但也不能忽略个人的努力而招来的“运”。命是先天的，运则是后天的，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己把握，去改变命。运与命的组合，构成了某人生命轨迹的抛物线。只是在强大的“命”面前，个人可以改变的东西微乎其微。
风险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惧感，人们为了克服惧感作出种种努力，力图获得确定性、索求安全感。而这种努力本身又表达出一种侥幸心态和不自信。对“命”的信奉和巫术的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获得一种精神保险，其文化独特性在于强调神秘力量的破坏力和实用价值。
信息提供人晓飞出生在山江的苗族，现在是吉首一所高校教中国文学的老师。他对苗族的算命、有无神秘现象有如下的一番理解：命有无以及算命是否灵验这些东西不好说。我在华中师大念书时听过一堂讲座让我记忆犹存。一个专门到中国来研究易经的德国学者自认为参悟出算命的要诀：一在于察言观色，成功的算命大师首先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学者；其二是熟练运用模糊语言。我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
我相信世界上确实是有神异现象比如说命这些东西以及算命这种行当的合理性。我外婆过世时，一个算命先生竟然算出了我外婆身上藏了多少钱，藏在哪个地方！这是谁都不知道的。我现在还想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离奇的事情另外还有一桩，还在我父亲（指玉伯）处境最不好的时候，有一个眼瞎的算命先生给我父亲算过一个命，说他的运马上要会转了，还马上会成为人上人，职位大过一校之长，也说了他的三个孩子的个性和将来发展趋势，他的预言后来全部被事实验证了。有时候你还真得信这些东西。
两年前离婚还未嫁的芳现在也特别信命，自从离婚后她去算过很多回命，都说自己是命里没有那个福气跟着前夫到城市里去生活。其实，如果一个人将生活中出现的一切好的、坏的事情、幸福或者不幸，都认为是“命”的造化，又有什么不可以理解、接受并且安之若素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