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获得快乐这一目的，应当被看做是诙谐工作足够的动机。但一方面不能排除别的动机，也参与了诙谐产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考虑到某些众所周知的经验，必须提出诙谐的主观决定因素这个普遍问题。
有两个事实特别促使我们这样做。虽然诙谐工作是从心理过程中得到快乐的绝妙方法，但是很明显，并非所有的人都能使用这一方法，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诙谐。一般说来，只有极少数人是诙谐的，而且他们都以“机智”著称。在这里，更确切地说在原来的心理“技能”领域里，“机智”似乎是一种特殊的能力。同时它仿佛完全不依赖于诸如智力、想象力和记忆等其他技能就能出现。所以，在这些“机智的”人们身上，必须假定有一种特殊的遗传的质，或者有一种允许或喜爱诙谐活动的心理决定因素。
我们只能问或从理解某一诙谐开始，再成功地发展到了解诙谐创造者内心的主观决定因素。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我们开始用来研究诙谐技巧的诙谐事例，才会使我们了解它的主观决定因素。
任何熟悉诗人传记的人都会记得，在汉堡海涅有一位名叫赫尔·海厄辛斯的叔叔。作为这个家族中最富有的人，他对海涅的一生影响很大。毕竟，他也是这个家族的一员，同时我们也知道他非常想和这位叔叔的一个女儿结婚，虽然他的堂妹拒绝了他的求婚，但是他的叔叔也总是视他为亲戚，对他相当的客气，他在汉堡的那些有钱的老表们还从未正眼看过他。我还记得一个嫁进海涅家族的老姑妈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当她年轻漂亮时，在一次家宴上，她发现坐在自己身旁的是一个令人讨厌，而且其他人也都鄙视的人。她也觉得毫无理由要对他亲近友好些。只是在多年以后，她才知道那位不拘小节，为大家所忽视了的堂兄弟就是诗人赫恩里奇·海涅。有很多证据可以表明，在他的青年时代和以后的许多年里，海涅忍受了阔亲戚们的许多冷遇。这个诙谐正是从这种主观感受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
人们或许会猜想，在这个伟大的嘲弄者的其他诙谐中，也有类似的主观决定因素，但据我所知，再也没有另一个例子能如此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一点。因此，更想对这些个人决定因素的性质，进行明确的解释并非易事。的确，大体说来，我们一开始就无意于给每一个诙谐的起源都规定如此复杂的决定因素。而且其他名流们创作的诙谐，也很难阐述这些个人主观决定因素的性质。事实上，我们的印象是：诙谐工作的主观决定因素与神经症疾患的主观决定因素，并非没有关系。绝大多数诙谐，特别是那些新产生的与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有关的诙谐，都是在不知作者姓名的情况下流传开的。人们都想知道这些诙谐究竟是由什么样的人创造的。如果医生有机会结识这些尽管在其他方面并不很出色，但只有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却以诙谐闻名而且被公认是创造了许多绝妙的诙谐的人之一，那么，他也许会惊奇地发现此人是一个人格分裂者，并有神经症的倾向。不过，由于文字证据不足，我们当然无法假设，这种神经症的素质是否是诙谐形成的一个常见或必要的主观条件。
诙谐的创造者发现很难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批评或攻击，因此，他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迂回的途径。决定或偏爱诙谐工作的其他主观决定因素，则非常明显。产生单纯性诙谐的动机往往是显示一个人的聪明，表现自己的一种强烈冲动——一种与性领域里的露阴癖几近相同的本能。存在着许多其抑制均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中的遗传这一事实，这为有倾向性诙谐的产生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因此，一个人性欲结构中的某些单个成分，可能表现为诙谐建构的动机。所以一切淫秽诙谐都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这些诙谐创造者身上，隐匿着一种裸露癖的倾向。他们的那些性欲里，明显存在着强烈的施虐狂成分，但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抑制的人们，才最富有攻击性的有倾向性的诙谐。
使研究诙谐的主观决定因素成为必要的第二个事实是，没有人满足于仅自己讲诙谐，把诙谐讲给他人听的这种冲动与诙谐工作密不可分。实际上，这种冲动非常强烈，以至于它常常无视重重疑虑而成功地传达了诙谐。在滑稽当中，虽然也给人带来乐趣，但却不是强制的。如果一个人碰巧看到了某个滑稽性的东西，他也可以独自欣赏它，然而，诙谐却必须传达。显然，当一个人想起一个诙谐时，构造该诙谐的心理过程并没有结束：这里还存在着某个试图通过传达这个诙谐来结束建构该诙谐有未知过程的东西。
在第一种情况下，无法推测出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我们传达诙谐的冲动。但在诙谐中，我们却能看出它的另一个区别于滑稽的特性。倘若看到了某个很滑稽的东西，我就会因为它而开怀大笑。不过，如果我把它传达给另一个人而使他发笑，那我也会感到高兴。事实的确如此。但我却不会因自己想起、自己创造的诙谐而发笑，尽管该诙谐肯定会给我明显的乐趣。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我想传达该诙谐的这种需要某种方式与由此产生的笑有关。这种笑没有在我身上出现，但在别人身上却是相当明显的。
那么，我为什么不为自己的诙谐而发笑呢？另一个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让我们首先考虑后一个问题。在滑稽中，通常涉及到两个人：除自我之外，还有一个我可以在其身上发现某种滑稽东西的人。如果无生命的事物对我来说是滑稽的，那是因为在我们的观念生活中，常常出现一种拟人化的缘故。这个滑稽过程就因为这两个人——自我和作为对象的那个人——而得到了满足。除此之外，第三者也可以参与进来，但他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作为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的诙谐，一开始就没有人充当对象，但在俏皮话的预备阶段，假如它成功地保护了游戏和胡说免遭理智的反对，那么，它就需要另一个人来传达其结果。可是，诙谐中的第二个人并不和作为对象的那个人相对应，而是和第三者，即滑稽中的“另一个”人相对应。在俏皮话中，诙谐工作能否完成自己的任务，似乎是由另一个人来决定的，仿佛自我不敢确信自己在这个观点上所作的判断是否正确，单纯性诙谐，即那些用来加强一种思想的诙谐，也需要另一个人来检验它们，是否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假如诙谐已经开始为暴露目的或敌意目的服务，正如在滑稽中那样，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三个人之间的心理过程，不过第三者在此起的作用有所不同。诙谐的这种心理过程，是在第一个人（自我）和第三者（局外人）之间完成的，不像在滑稽中那样是在自我和作为对象的那个人之间完成的。
也是在有第三者的情况下，诙谐遇到了可能会使产生乐趣刺激这个目的无法达到的种种主观因素。恰似莎士比亚在《爱的徒劳》中所说的那样：
一个俏皮话的成功在于听者的耳朵，而绝不是说者的舌头……
一个思想严肃的人，不大会证实俏皮话富有成效地帮助他，获得过言语方面的快乐这一事实。作为俏皮话的第三者，他本人必须是快乐的或至少是超然的。虽然在单纯性诙谐和倾向性诙谐中均存在着同一种障碍，但在后者中，还有一个与诙谐正在尽力达到的目的相反的障碍。倘若所暴露的是第三者非常尊敬的亲戚，那么他不可能因听了一则极精彩的淫秽诙谐而发笑。在一群牧师和教长面前，没有人敢冒昧地把海涅的那个比喻讲出来，即把天主教和新教牧师比作是零售商和经营批发贸易的雇员。如果听众有“我”的反对者的忠实朋友，那么“我”用来攻击他的最诙谐的痛骂就不会被认为是诙谐，而会被看成是辱骂。同时在听众的头脑中，这些最诙谐的痛骂所产生的将不是乐趣，而是愤怒。某种程度的善意或保持中立地位，即没有任何能够引起反对诙谐目的的情感因素，是第三者参与完成整个诙谐过程必须具备的条件。
只要诙谐操作过程中没有这些障碍，就会出现一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现象：诙谐产生的快乐在第三者身上要比在诙谐创作者身上更为明显，而我们必须满足于说更“明显”。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往往会说听者所获得的快乐，也许并不比诙谐创造者所获得的快乐“大”，这自然是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还缺乏测量和比较手段。但我们还发现，通常在第一个人以一种紧张严肃的神态讲完诙谐之后，听者常用哗然大笑来证明他的快乐。倘若我重复一个我曾听到过的诙谐，要是不想破坏其效果的话，我就得在行为举止方面跟原来说的诙谐话的人一模一样，现在的问题是，是否能够从因诙谐而笑这个因素中，给建构诙谐的心理过程下一个结论。
现在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已经提出过和发表过的关于笑的性质的文章都考虑进来。另一方面，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一种与我们的思想方法相一致的笑的机制的观点。我记得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笑的生理学》一文中曾试图对此观点加以解释。据斯宾塞说，笑是一种心理兴奋的释放现象，同时也是这种兴奋的心理释放突然遇到一种障碍的证明。他用下面的话来描述以笑告终的心理状态。
只有当意识不知不觉由大事转向小事时——只有还存在着我们称之为下降的不协调时，人们才会自然而然地发笑。
从某种极其类似的意义上讲，法国作家们（比如，迪加）把笑说成是“放松”，即一种紧张感松弛的现象。所以，在我看来，培根提出的那个准则——“笑是紧张感的一种解除”——比某些权威们的观点更接近于斯宾塞的观点。
然而，我们觉得有必要修正斯宾塞的这种观点，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给其观点中的某些思想，下一个更为确切的定义，同时也是为了改变它们。我们应该说，如果先前为特殊精神道路，贯注所运用的那些心理能量的配额变得毫无用处，以至于它可以自由地释放时，笑才会出现。我们知道做出这种假设会招致什么样的“憎恶的面孔”，但为了捍卫自己，我们将冒险引用李普斯的专著《滑稽与幽默》中的一句很贴切的话，从该书中可以得到除滑稽和幽默以外的许多问题的启示。他说：
最后，特殊的心理学问题，总是不偏不倚地引导我们深入到心理学中去，因此，从根本上说，人们不能孤立地处理任何心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