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先生说：“汤用彤先生作为杰出的教育家，这不表现在他提出了多少教育理论，而体现在他理解学生，他的课堂讲授、课外指导读书，以及审阅学生写的读书作业，是高度的教学艺术，其中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要学生们养成善于思考的习惯。他教学的一个特点，是引导学生去读第一手资料。他还注意用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去读书。汤先生在教育方面付出的心血和劳绩，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应当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汤先生不是教我们死记硬背，而是教我们如何用脑子，如何去思考。这个教育所起的作用，不仅在我当学生的时代，而且对我离开母校，开始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以后的漫长日子里，都在起着指导和激励的作用。解放后，北大哲学系重视中外哲学史和佛教史的风气仍然得以延续，这一传统及其所达到的水平，可以说是该系的‘家底’。受过相关训练的学生，往往功底扎实，视野开阔，见解不俗，其研究成果多能在严谨中透出较恢宏的文化历史感。此种学术特色或传统之影响面，则不仅限于北大，还向全国辐射。”
上世纪40年代，汤用彤先生在北大教书，校长傅斯年曾请他兼一个办事处的主任，每月发一份薪金。可是当发薪时，他却如数将薪金退回，并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另拿一份。”
钱穆谈起汤用彤便感叹不已，赞叹地说：“纯儒之典型。”钱穆还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评价汤用彤“独立不倚，极高明而道中庸”。胡适在日记中这样形容汤用彤：“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
1947年，汤用彤在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讲授“中国汉隋思想史”一课时，称魏晋时期为“人的发现”的“个人主义时代”，认为玄学家们是通过回归自然的方式来发现真实自我的价值，盛赞他们关于社会道德规范需符合自然之理，必须体现个体价值的思想。此讲义是东学西渐史上的重要篇章。
次年夏，汤先生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返回北大。汤用彤在北大执教34年，教学质量精益求精。他开设的“中国佛教史”课程及其讲稿的出版，直接导致了中国佛教史学科的创立，并带动了整个魏晋南北朝史的学术研究。张岱年先生更认为，汤老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为现代中国学术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旧著重印，不妄加修订
新中国建立后的历次运动中，多有从旧时代过来的名儒硕学，或迫于时势，或主动趋奉，或诚心改造，乃纷纷删削旧作，改易观点，填充新词。而汤用彤则只是旧著重印，不曾妄加修订。现在看来，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等著作，仍是该领域难以超越的高峰。而那些曲学阿世、随人俯仰之作，则已经为时间所淘洗掉了。他花费心血撰写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得了学术最高奖，老先生还满脸不高兴，负气嚷嚷：“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奖！”
1954年先生患脑溢血。卧病期间，仍为北大哲学系师生讲授印度佛教哲学，并编有《印度佛教史料选编》以供参考。在此基础上，汤老曾计划撰写一部《印度佛教史》。汤老的研究生武维琴先生，将所记此课笔记整理发表于《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4期。任继愈先生用朱熹晚年的境遇来形容汤老：“‘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若陈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汤先生只要一谈起学问来，什么医生的嘱咐、家人的劝告全都忘了。”
1963年，汤先生为他的研究生讲授中国佛教，辅导学生如何阅读佛经。这也是他一生中所教授的最后一课。直到多年以后，他的学生仍然保存着他当年亲笔所出的试卷。汤先生在试卷的每道题目下面，都注明考核学生的某种能力。如“略述僧佉学说之变迁发展”一题下注云“此题考我们的理解和综合能力（说理功夫），答案宜简明”等。
据任继愈先生回忆，1964年5月，汤用彤先生病逝前，仍念念不忘他的两个研究生，遗憾自己没有能把他们培养到毕业。
1993年，海内外近百名学者在北京隆重举行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季羡林、任继愈、张岂之等与会代表，通过亲炙师门的经历，怀着崇敬的心情，追忆了汤老在学问、道德各方面的卓越建树和对后学的深刻影响。
自1997年起，“汤用彤学术讲座”在北大已连续举办了8届，均由国际知名学者主讲，如饶宗颐、柳存仁、施舟人、成中英、金忠烈、安乐哲、陈方正、龚鹏程、钱致榕等。每次讲座，旨在引介哲学与宗教学科中一新兴的研究方向，以纪念和传承汤老求实、创新的治学精神。今天缅怀汤老毕生的教育实践，他开课视野的广博与知识的精专、融贯东西的特色、高明的授课艺术、崇高的学术道德风范，尤其是精心培育后学的辉煌成就，都是值得后学永远学习、继承的。总结他的宝贵经验，弘扬他的教育思想，对于我国哲学、宗教学的教学研究、学科建设和杰出人才培养战略，无不有着现实而深远的重要意义。
【大师小传】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中国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人文学者，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
汤用彤毕业于清华学堂。后留学美国，入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深造，获哲学硕士学位，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回国以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9年5月至1951年9月任北大校长、副校长；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梁漱溟：不做北大教授，要搞乡村建设
梁漱溟，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国学大师、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他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曾将自己一生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西方功利派、佛教出世主义、儒学。
破格受聘到北大
1985年，北大临近90周年校庆之际，95岁高龄、作为文革幸存者的梁漱溟，专门撰文《值得感念的岁月》，讲述自己昔日在北大的教育生涯。关于梁漱溟到北大任教的故事，确实是北大历史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则佳话。
民国成立之初，蔡元培即出任第一届教育总长。当时梁漱溟在同盟会的《民国报》工作，以一个青年记者的身份，出入于国会、总统府、国务院及各政党总部，多次接近并采访蔡元培先生。
1917年，蔡元培从欧洲访问归来，出任北大校长。梁漱溟拿着自己的论文《穷元决疑论》登门求教。蔡元培对他说：“我在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
更让梁漱溟没有想到的是，蔡元培接着提出，请他到北大任教并讲授印度哲学。梁漱溟谦虚地表示，自己并不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印度宗派那么多，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呀！”
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是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
蔡先生又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也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
蔡先生的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梁漱溟。于是，他便应承了下来。
那时，梁漱溟年仅25岁，没有任何学历，只是司法部的一个小秘书。蔡元培却有这样的眼光和魄力，竟当即拍板，将其延聘到北大担任教职。后来，梁漱溟动情地回忆了自己在北大7年的生活：“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
另一方面，梁漱溟也对北大早期的哲学教育贡献良多。他虽然年轻，所授之课在北大却是独一无二的，也颇受学生欢迎，听课者多达200多人，由小教室换为大教室，学生中有冯友兰、朱自清等后来名动一时的学者。
故梁漱溟感叹地说：“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之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听课者之踊跃，更可想而知了。于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且影响及于社会。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现代新儒学先驱
作为民盟的创始人之一，梁先生曾担任民盟的秘书长，又是现代中国“新儒学”的代表。虽然在解放后近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被误解与批判中度过，但他那种“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刚直风骨和“义不苟合”、“独立特行”，独寻真知的凛然正气，却是掷地可作金石声。梁老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可谓大矣，但他却谦虚地说：“我曾多次自白，我未始曾有意乎讲求学问，而只不过是生来好用心思；假如说我今天亦有些学问的话，那都是近六七十年间从好用心思而误打误撞出来的。”
1916年，梁漱溟发表《究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第5、6、7月号上）。1917年10月，梁漱溟受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担任讲师，主讲印度哲学。7年之久的北大教学，促使他最终完成了出佛入儒的思想转变。梁漱溟曾说：“在北大一住7年，增长了我内心的争名好胜，是我摆脱出家意念的重要原因之一。”
1920年，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始于课外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首创东西文化比较研究法。他针对当时有人认为“东方化是未进的文化，西方化是既进的文化”，“未进文化大可不必提起，单采用既进的文化好了”，以及中外人士中又有要“将东西文化调和融通，另开一种局面作为世界的新文化”的论调，指出这些“全然不对”。先生说：“依我的看法，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世界的文化，中国为东方文化之发源地。”“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先生第一次提出并阐明世界文化分3大体系：一个是西洋的，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印度的；西洋是人对物，中国是人对人，印度是人对自己。
“五四运动”前后，梁漱溟在北大发起东方学及孔子哲学的研究，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由此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在这本书中，梁漱溟“批评东西文化各家学说，而独发挥孔子哲学”，“并指出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使他成为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新儒学的开启者。
1921年暑假，梁漱溟应山东省教育厅邀请，在济南市讲授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连讲了40天，最后由陈政、罗常培将记录整理成文，不久即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此书1921年印刷第1版，至1929年印刷第8版，可见其为学术界人士、广大读者所重视。此书的出版，把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也标志着一种新的治学方向——现代新儒家哲学的产生。熊十力先生说：“在‘五四运动’那个时期，在反对孔学、反对中国古老文化那么厉害的气氛中，梁先生提出未来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话，是很有胆识的。”
辞退北大教席，致力乡村建设
1924年，梁漱溟为实践自己对教育的人士和设想，因而辞退北大教席，赴山东办学。1年后，因山东政局变化，先生回到北京。熊十力和一些学生随行，在北京什刹海东煤场租房，师生10人共住共学，“朝会”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进行的。
梁漱溟后来回忆说：“大家互勉互进，讲求策励，极为认真。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寂静；唯间闻更鸡喔喔作啼。身处此境，顿觉心地清明、精神振奋，且有众睡而我独醒之感，并由此而倍感自身于世人于社会责任之重大。”朝会制度从此开始。以后，他在山东主办乡村建设研究院时仍坚持不懈。后来还将朝会所讲辑成《朝话》一书出版。
1927年1月，梁漱溟在《北京晨报》发表于1926年5月写成的《人心与人生》一书的《自序》。同年5月，为北京学术讲演会主讲《人心和人生》3个月，约全书之半。此年8月，梁漱溟受友人李济深（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邀，赴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1928年筹办乡治讲习所，并任省立一中校长，首次明确提出并阐述自己的乡治理论，主张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简而言之，就是“以农立国”。
1929年，梁漱溟写出《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用中、西对比方法，阐明在当时何以主张从村治入手，达到民族自救、振兴中国的目的。1930年1月，由他参与筹办的河南村治学院开学，梁担任教务主任并主讲“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是年暑假，梁又应邀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作题为《中国问题之解决》的讲演，阐述他的“村治主义”。
1931年，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之邀，梁漱溟带领部分同仁，赴山东筹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即实验如何可以实现理想的新社会，将教育和行政合一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为贯彻这种救国理念，从1931年到1937年，梁漱溟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山东邹平实践着他们的理想。
在这期间，他还先后写作并出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年）、《乡村建设文集》（1934年）、《乡村建设大意》（1936年）、《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1937年）等著作，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乡村建设的理论及其具体实践方案，明确提出“欧洲近代民主的路”是行不通的；取法于“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也是行不通的；只有乡村建设的道路，才是中国民族自救的唯一道路。
最后一次演讲
1988年初，在香港举行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正在筹备。作为主持人，时任民盟中央主席的费孝通先生很想邀请梁漱溟参加。因为会议主题是“中国宗教伦理与现代化”，正是梁先生感兴趣的问题。可当时梁先生已95岁高龄，实在无法承受旅途跋涉之劳。然而为表示对会议的支持，他决定做个录像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