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初，臧克家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曾随部队参加讨伐杨森、夏斗寅的战斗。他的诗集《自由的写照》，就是描写武汉大革命生活的。
大革命失败后，臧克家回到故乡。不久，因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他只得逃亡东北。诗人用诗歌给我们记录了他在东北的生活：
八月的朔风飘来雪花，
八月的身子摸不到棉花！
脱下清晨，披超黄昏，
一个影子随我的身。
对外人说自己这里有家。
到了家，自己却成了外人！
就读国立青岛大学
1929年，臧克家回到山东，进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次年，他报考青岛大学。不久，青岛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发布，20多岁的臧克家数学分数为零分，作文也只写了3句杂感：“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按说，这回是铁定无法录取的。不过，臧克家却碰上了一位识才的主考人，他就是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闻先生从这3句杂感中，发现了这位青年身上潜伏的才气，即一锤定音破格录取了他。
1930—1934年，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臧克家得以认识了许多名师，除了闻一多以外，还有王统照、沈从文、梁实秋、丁山、萧涤非、老舍、吴伯箫等。
果不其然，臧克家没有辜负闻先生的期望，很快就发表了一首又一首新诗；并于1933年夏，在王统照先生的大力协助下，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这本诗集得到了茅盾、老舍先生等人的好评，并引起人们的注意，轰动一时。茅盾曾断言：“在目前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茅盾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这个时期，臧克家诗歌的特点，就是他不同于新月派、现代派诗人以及中国诗歌会诗人的“坚忍主义”。他能严肃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险恶苦难，“从棘针尖上去认识人生”；他能带着倔强的精神，沉着而有锋棱地去迎接磨难。
在中国现、当代诗人中，没有任何一位能像臧克家一样，在精神上与中国农民息息相通，这是他的最宝贵之处。他眼光向下，注视着苦难中的中国大地，和挣扎在死亡与饥饿线上的底层人民。不仅他的思想和农民的思想相通，而且他写诗的态度也是农民式的，他是认真而执着地提倡“苦吟”的诗人。
他的诗论的核心，就是必须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诗人的时代责任感。他认为，诗人要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关键在于要有高尚、完美的人格，另外，还要接触现实，深入生活，投身时代的激流，掌握时代脉搏的跳动。只有充实的生活，才能创作出反映时代的诗篇。否则，躲在象牙塔里，咏叹个人小小的悲欢，其诗篇必然内容空洞无物。这样，诗人远离了时代，时代也就必然会抛弃诗人。臧克家的这些关于诗歌创作的论断，值得今天每一个诗人深思。
以后，他又连续出版了《罪恶的黑手》（1934年）、《自己的写照》（1936年）、《运河》（1936年）等诗集。这些诗作反映了农村的动乱和农民的疾苦，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
结识闻一多先生
臧克家与闻一多的相识是在青岛，那是1930年夏天。臧是青岛大学英文系新生。开学之后，他想转到中文系，就去系主任办公室找闻先生。当时有几个学生都想转，都在场。闻一多问到臧克家时，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臧瑗望（臧克家是借臧瑗望的文凭考入青大的）。”“好，你转过来吧，我记得你的《杂感》。”就这样，臧以《杂感》中那3句诗见之于闻先生了。
闻一多给臧克家的帮助和影响最大。他写了自己认为值得一看的诗，便去请闻先生鉴定。先生总是拾起的红锡包香烟，自己吸上一支，也让他吸一支。两人一边吸着烟、喝着茶，一面谈诗。闻一多先生对他写诗总是用劲鼓励，把他的《难民》和《老马》拿到《新月》月刊上发表，《新月》给的稿费极高，8行诗竟给了4块大洋！
此后，臧克家读到了闻一多的《死水》，便放弃了以前读过的许多诗，也放弃了以前对诗的看法，觉得如今才找到了适合自己创作诗歌的途径。对臧的诗，闻是第一个读者。一次暑假，臧把自己的《神女》寄给老师。寄回来时，藏见在自己喜欢的一个句子上有了红的双圈，让他高兴得跳了起来！
1932年夏天，学校里发生学潮。是为考试制度定得太严，同学们把责任全推到闻先生身上，有些人写打油诗骂他，他泰然处之。暑假之后，他便转到清华大学去了。他在给臧的信中说：“学校要我做国文系主任，我不就，以后决不再做这一类的事了。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在青岛得到你一个人已经够了。”
此年6月底的一天，臧到北京清华园去看闻先生。闻住着一方楼、一个小庭院，四边青青绿草，一片生趣。还是那样的桌子，还是那样的秃笔，还是那样的四壁图书。但桌上的大本子已经不是唐诗、《杜甫交游录》，而是“神话”一类的东西了。国破民危，这时的闻一多不再写诗。
1937年“七七”事变，使臧克家再访闻先生的事成了泡影。7月19号，臧离开北平，在车站上碰遇到闻先生一家。臧在德州下了车，辞别了闻先生——这次是永远辞别了他。
【名家小传】
臧克家（1905—2004），曾用名臧瑗望，笔名少全、克家、孙荃、何嘉等，山东潍坊市诸城人。著名诗人，被誉为“农民诗人”，是诗人、学者、民主人士诗人闻一多先生的高徒。
自幼受祖父、父亲影响，打下了良好的古典诗文基础。1923年夏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期间阅读了大量新文学作品，并开始习作新诗。1925年首次在全国性刊物《语丝》上发表作品。1927年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在青岛《民国日报》上第一次发表新诗《默静在晚林中》。1930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得到闻一多（时任文学院院长）、王统照等先生的热情教诲与精心帮助。1932年开始发表新诗，以一篇《老马》成名；193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烙印》，得到闻一多、茅盾等前辈的好评；次年《罪恶的黑手》问世，从此蜚声诗坛。他创作的《难民》、《老马》、《有的人》等诗篇，以凝练的诗句，描写了旧中国农民忍辱负重的悲苦生活；长诗《罪恶的黑手》，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和伪善的面目。这些诗是他早期诗歌的代表作，已成为我国现代诗史上的经典之作。
1934年至1937年在山东省立临清中学任教，出版诗集《运河》和长诗《自己的写照》，创作散文集《乱莠集》。1936年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抗日战争爆发后，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抗日爱国活动。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选为襄阳、宜昌两分会理事。1938年至1941年夏初任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宣传科教官、司令长官部秘书、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三十军参议。1941年秋任第三十一集团军参议，三一出版社副社长、代理社长，筹备出版进步刊物《大地文丛》，创刊后被当局查禁。1942年7月愤而辞职，冒着酷暑自河南叶县历经艰难徒步赴重庆。1943年4月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五届年会上当选为候补理事。同年夏，任赈济委员会专员并负责编辑《难童教养》杂志至1945年秋。1948年12月，由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被迫潜往香港。
1949年3月由中共党组织安排来到北平。历任华北大学文艺学院文学创作研究室研究员，出版总署、人民出版社编审，《新华月报》编委，主编《新华月报》文艺栏等。1949年7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1951年6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1956年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57年至1965年任《诗刊》主编；经他联系，由《诗刊》创刊号首次发表毛泽东诗词18首，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1957年和周振甫合著的《毛主席诗词讲解》，对毛泽东诗词的传播和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被迫停止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2年回到北京。1976年1月《诗刊》复刊，担任顾问兼编委。2004年2月5日在北京逝世，后被家人葬回诸城，长眠于故乡山下。
钱钟书在清华大学：博览群书，率真狂傲
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他就是清华高材生、风华绝代的幽默才子——钱钟书。
横扫清华、卓尔不群的高材生
1929年9月，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但是他的入学却有不寻常的经过，时人称谓：“钱钟书考清华，数学得零分，因中、英文特佳，故被破格录取。”实情大致差不离。不过数学没有考零分，考了15分。当时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特准钱其入学，真可谓开明、大胆，事后也确实证明他确具慧眼。
钱钟书到校报到后，立即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差；更主要的，是他超强的国文、英文水平，使不少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学校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在孔庆茂的《钱钟书传》中，曾写到一则趣事：同学中一位叫许振德的男生，爱上了一位漂亮女生，在课堂上就不住地向女生暗送秋波。钱钱钟书本来上课就不爱听讲，他把许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都画了下来，题为《许眼变化图》，没等下课就把画传递给其它同学，一时在班上传为笑谈。直到若干年以后，居住在美国的许振德每每提起旧事，还禁不住哈哈大笑，传为美谈。这也许是钱氏最得意的绘画作品。
清华大学教授吴宓很是器重钱钟书，曾将他与陈寅恪相提并论。当时，吴宓正与几个青年学生在一起谈心，忽然感慨道：“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就更难得了。现在文史方面能称得上杰出人物的，老一辈的陈寅恪应该是的，年轻一辈中钱钟书应该是的。他们真是人中之龙啊！你我这些人，不过如此而已！”当时钱钱钟书已经离开清华，大约24岁。
钱钟书常说：“20岁不狂是没有志气，30岁还狂是没有头脑。”1933年他清华大学毕业后，正是二十来岁。校长梅贻琦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能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望眼清华，还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来当我的导师！”其率真、狂傲可见一斑！
吴宓赞其：“才情学识兼具，新旧中西俱通。”学界称其：“中国博学鸿儒，当代文化昆仑。”世人惊其：“大师风华绝代，天才卓尔不群。”无论是大众熟稔的《围城》，抑或是近乎天书的《管锥编》，都一次又一次地惊讶了国人，感叹了世界。
然而，他本人却只是静静地坐在书斋里，照例埋头读他的书，做他的学问。他19岁一入清华，便立下“横扫图书馆”的志向，每日只从图书馆抱回一大堆书，边看边用又粗又黑的笔划下佳句。馆内很多冷僻线装书借书单上，只有他一人的名字。而且，但凡他看过的书，只消阅读一遍，基本就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对于这种非凡的“照相机式的记忆能力”，同窗们自叹弗如。当年的同窗许振德回忆说：“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
课堂上的惊人之举
据钱钟书的同班同学常风回忆：
1929年，常风报考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那年外语系招收差不多40个名额。等到正式上课前3天，他才接到通知自己已被录取，可以去学校报到了。所有该系新生的英语课，都编在一个班里上。但常风因是备取生（备取生有10名），报到比较晚，班里已无空位子，便被插在别的大一英语班里，因而开始时他接触的本系同学并不多。而他第一次碰见钱钟书，还是在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学课上，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那时他们上课在旧大楼，教室里都是扶手椅，没有课桌。常风进了教室，看见大约第五六排有空位子，就走到靠右手的一个椅子上坐了下来。后来又进来一位同学，和常风一样也穿着蓝布大褂；他走到常风这边，坐在常风右手旁的空座位上。常风不知道他是谁。
冯先生的河南口音很浓，讲课时口吃特重，所以记他的笔记很不容易。比如，他讲到亚里士多德时，总是“亚、亚、亚里士多德……”坐在常风右手的这位同学，忽然从他手里拿过笔记本，就刷刷地写开了。常风当时有些不高兴，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礼貌呢？可是当时也不便说什么。冯先生讲完课后，这位邻座就把笔记本还给了常风。下课后他走他的，常风走常风的。出了教室，常风也未向他道谢。等到常风番看了笔记本，这才发现他不但全部记下了冯友兰先生所讲的亚里士多德，还把冯先生讲课中的引语、英文书上的原文全都写了下来，这着实让常风大吃了一惊。
当天下午，有人来找与常风同一个宿舍的许振德，来客就是在常风笔记本上书写的那位同学。老许介绍说，他叫钱钟书，他俩在同一个英语班上。常风和钱钟书就是这样认识的。
钱钟书看见常风书桌上的书，就翻开了。他看见《国学概论》一书（钱穆著），前边有他父亲钱基博老先生写的序，就说：“序是我写的，只是用了我父亲的名字。”后来他又看见了别的书，其中有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写的《一个青年的自白》。他很惊讶地问：“你看这本书吗？”常风说：“以前看过郁达夫介绍这本书，所以来到清华后就到图书馆借了出来。”这样，他俩就聊了起来。这就是常风与钱钟书友谊的开始。也就是这时候，常风才知道钱钟书很崇拜约翰生。后来几十年，常风虽未见他提及这位伟大的作家，但晚年他很喜欢看各种字典，也许与他崇拜约翰生有关。
性格很是孩子气
钱钟书入学时，清华正大兴土木。除扩建图书馆之外，还新建了化学馆、生物馆，到处都在盖房子。同时又在新盖一栋学生楼，叫新大楼。寒假快完时，大楼基本竣工了。
据常风回忆：一年级第二学期春季始业后，他们搬进了新宿舍。新大楼是U字形的，中间有廊子。常风第一次住进条件这么好的装有暖气的宿舍，觉得很幸运。他们是两个人一间屋子；屋内除每人各有一张床以外，还各有一张桌子、两屉一柜；另外还有一个大衣柜，两扇柜门，一人一个，各人有一把钥匙。
